南京虐童案再起波瀾 男童親生父母起訴舉報人

南京虐童案再起波瀾，男童親生父母起訴舉報人——

今年4月初，新浪微博網友@朝廷半日閑貼出了一組照片，照片上的男童全身傷痕累累，觸目驚心。其發微博稱男童受到虐待，學校老師“在多方努力無果后尋求網絡幫助”，希望“幫孩子走出困境”。這一“南京虐童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而后司法機關介入調查，并對男童的養母提起公訴。

8月12日，此事再起波瀾：據澎湃新聞報道，男童親生父母對發帖人提起訴訟，控告其侵犯了男童的肖像權、隱私權、名譽權等多項權利，要求道歉并支付賠償金共計20萬元。此事一經報道就掀起了軒然大波。

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在相關評論中，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批判男童父母的做法。而據8月16日《揚子晚報》報道，該訴訟已獲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立案。

男童的親生父母為何作出起訴決定?網友的發帖行為是否有侵權之虞?中國青年報記者展開調查。

“不能把賬算到發帖人頭上”

受虐男童的父親桂某向記者表示，他沒有看到網上的評論，提起訴訟只是因為“孩子受的影響太壞了”，“(孩子)出門都感覺好像有人歧視他”。

“為什么把孩子(照片)發到網上去呢?孩子太小了，什么也不懂，隨便把我們孩子(曝光)侵犯了孩子人權，對孩子以后成長的影響太不好了。”桂某說。

記者查詢發現，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條規定：“對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權予以勸阻、制止或者向有關部門提出檢舉或者控告。”在網絡時代，這一規定似乎有了新的意涵——通過網絡曝光來“予以勸阻、制止”虐童行為，從而“曲線救國”。

但是，上述方式是否有侵權之虞?中央財經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軒認為，首先要從發帖人的主觀動機來分析。“發帖人是從關心小孩身體健康的角度，而發了公益性消息。而且微博中并沒有指名道姓、也沒有對小孩及養父母的名譽權和人身權進行捏造事實或誹謗性質的措辭。如果沒有其他證據，這種發帖行為不應被認定為侵權行為。”李軒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的意見更鮮明：“發帖檢舉人沒有惡意，他揭露虐待兒童的行為，社會要感謝他。”他還說，這類發帖和一般的肖像權使用是兩個概念。

記者查詢看到，檢舉微博中，僅提及了男童養父母“均為南京某區人”，孩子系合法收養等。住所、學校等信息均未透露，男孩面部也做了馬賽克處理。但在后續的網民回復、媒體報道中，男童的家庭住所及父母、養父母姓名等信息被陸續披露。男童父親桂某認為：“發帖人只遮了臉面，但孩子的名字都暴露了，我們大人的名字也暴露了。”

對此，李軒分析：“如果有網民的‘人肉搜索’行為涉嫌侵犯當事人的名譽權、姓名權，那么應該由相關網友來承擔法律責任，而不應該將責任轉嫁到行使輿論監督權的發帖人身上。”但他同時強調，網民的主觀動機也很重要，如果是惡意侵權，應該被追究責任。

網絡曝光外，是否有其他選擇

“當然，訴訟法是程序法，任何一個權利主體在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都可以去起訴，法律仍應該保障男童親生父母的起訴權。”李軒說。北京青少年權益保護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郭開元也向記者表示，父母為保護孩子的隱私權而提起訴訟“無可厚非”，但合法與否仍待法院裁決。

梳理近年來震驚全國的虐待兒童案件，記者發現它們基本都遵循著相似路線：網絡曝光——公眾譴責——行政權力介入。“網絡曝光”，很多時候成了最有效率的一種“靈藥”。

在南京虐童案的微博評論中，網民@有聲默片996的評論極具代表性：“如果沒有網友的求助，根本無法想象那孩子會變成什么樣子。”

李軒認為，公民在行使輿論監督權的時候，有可能會給當事人帶來負面影響，但只要輿論監督沒有非法的動機、實事求是地傳達真相，相關的主體不應該承擔責任。“相關的不利因素應該由社會教育部門進行化解，比如對孩子進行心理輔導或安排轉學”。

北京青少年權益保護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郭開元也認為，發帖救助的行為本身沒有過失，但是“眾多網民在事件的關注和參與中，對受害男童的信息過度披露，客觀上對他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傷害，影響了他身心健康成長”。

在郭開元的工作中，接觸過一些類似案例：受害兒童的信息被曝光后，在原來的學習生活環境中，受到了較大的壓力。有的孩子被迫轉學，有的孩子因為存在心理陰影而性格發生變化。

在南京虐童案的微博評論中，大部分評論是直接針對男孩的父母和養父母的指責乃至謾罵。而據澎湃新聞報道，在男孩親生父母的訴狀中，有一條訴訟請求即是要求“生活安寧權”。

除網絡曝光，公眾面對兒童虐待事件，是否還有更好的選擇?王振耀告訴記者，國外對此類事件“一般不會在網上處理”，人們首先會選擇打電話報警。他認為，省掉向社會呼吁的環節、直接向公共部門報告，可以避免對孩子造成更多傷害。

郭開元也提示，面對未成年人受虐事件，報警之外，還可以撥打熱線電話或向青少年事務社工等尋求專業救助。“要切記：善意的幫助也會帶來傷害。”郭開元說。

“這是一個全民教育的過程。”王振耀說，“我們總是以為‘為了正義就可以不顧手段’，但是，正義也要顧及手段，尤其是對未成年人。”

“逆向公益訴訟”暴露法律空白

記者注意到，在這個事件中，受到困擾的不只是受虐男童和他的家人。發帖人@朝廷半日閑也被卷入輿論漩渦。面對各家媒體提出的采訪請求，他始終未作出回應。在其微博賬戶上，曝光內容已不見蹤影，微博頁面中掛著一行小字：“我也需回歸自己的生活，請理解!”

近年來，虐童案件屢屢被曝光，但罕見當事人“倒打一耙”起訴曝光者的案例。

李軒認為，此案可視作一種“逆向公益訴訟”，可以讓更多公眾意識到現行法律中的漏洞。

“因為目前國內還沒有‘虐待兒童罪’這一罪名，對于發生在家庭中的虐童行為，勉強接近的是虐待罪、遺棄罪和故意傷害罪。但虐待罪、遺棄罪都有一定的罪狀和嚴重程度要求，而故意傷害罪也要看虐待行為是否達到輕傷。只按照故意傷害來處理，可能也不足以讓施虐者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李軒告訴記者，“而法律對于介于‘罪’與‘非罪’之間的虐待行為，暫時沒有相應的規范進行懲處。”

今年4月19日，南京市人民檢察院官方微博@南京檢察稱，浦口區檢察院對涉嫌故意傷害罪的男童養母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但同時表示，這不意味著不對其追究責任。另據本報報道，今年7月21日，男童養母因涉嫌故意傷害而被提起公訴。

李軒說：“法律界近年一直在呼吁增加虐待兒童罪。虐童罪的量刑應當至少高于故意傷害罪，程序法上應增設人身保護令制度和完善監護人資格撤銷與指定制度，這樣才可能全面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王振耀告訴記者，在歐美國家，對兒童往往有一套嚴格的社區保護機制。一次他帶領慈善組織到美國參加培訓學習時，驚訝于當地的兒童保護“一小時制”——如果出現打孩子的行為，專業的社區工作人員會一小時內到達現場，立刻把打人者帶走，“哪怕是孩子的親生父母”。

北京工業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荊，去年曾應邀到美國洛杉磯亞太家庭服務中心講課。他注意到，4月男童的養母取保候審后，并沒有接受任何學習、教育和訓誡。

“在美國，一位單身母親的經歷令我印象深刻。”他回憶，這位母親的孩子再三偷錢，被她發現后，到學校找到兒子，既生氣又傷心的母親解下皮帶抽了兒子三下。老師看到后立刻報警，而后，這個媽媽受到調查、起訴，被判社區學習80小時。法院還規定，這個母親必須與孩子隔離，一周只能見孩子2個小時。在此期間，由政府出資，孩子送由社區工作者監護。

張荊也注意到，上述模式難以被復制的一個很大掣肘因素是，在中國，兒童受到虐待后，“誰來管”的問題非常突出。

“當監護人出現虐待行為后，應該由誰來管孩子?在以往案例中，有人把受虐兒童送到公安局、法院，但這都不是兒童的專業監護機構。未成年人保護法律中，對此也無明確規定。”張荊認為，在監護人實施虐待行為與重獲監護權之間，存在“中間環節的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