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走出去發展如何?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哪些挑戰和機遇?

截至2014年底,共有1.85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境外設立企業2.97萬家,分布在全球 186個國家和地區。

就在最近，商務部研究院、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下稱“國資委研究中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在北京聯合發布《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2015》(下稱“報告”)。這樣的報告，在國內還是第一次。

報告顯示,中國企業海外經營業績基本良好。13%的企業盈利頗為可觀，39%的企業基本盈利，24%的企業基本持平，還有24%的企業目前暫時處于虧損狀態。

報告撰寫組代表之一、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張金城稱，報告通過問卷調查、企業訪談、利益相關方意見征詢等形式獲得主要內容，共收回254家“走出去”中國企業調查問卷，其中，36%為國有企業，63%為民營企業。

所謂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會損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報告稱,可持續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密切相關。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共同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目標，代表了更為廣泛的社會期望，追求負責任行動的企業應當將這種期望考慮其中。

政策推動企業走出去

近年來，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及指導性文件，以促進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可持續發展。據報告撰寫組統計，自2000年以來，中國政府相繼頒布了多項與海外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政策、法規及指導性文件，直接相關并至今仍然生效的至少還有33項，這些對于推動中國企業的海外可持續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

其中，海外安全與風險管理是中國對外投資政策所關注的主要領域之一。促進可持續發展的33項政策，至少有八項都是專門針對海外雇員安全及安全生產與運營而設立的。例如，2010年8月，商務部發布《對外投資合作境外安全風險預警和信息通報制度》。該政策意在指導企業關注國際安全形勢的變化，采取有效措施積極防范和應對各類風險。

為了鼓勵和保護對外投資合作企業公平競爭、加強企業的誠信體系建設，我國政府還接連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例如，2013年3月，商務部印發《規范對外投資合作領域競爭行為的規定》，以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2013年7月，商務部會同9部門印發《對外投資合作和對外貿易領域不良信用記錄試行辦法》，明確指出有相關不良行為的企業和個人均應納入不良信用登記范圍。

在環境與社會相關政策方面，我國政府發布了《中國企業境外可持續森林培育指南》《對外投資合作環境保護指南》《境外中資企業(機構)員工管理指引》等政策，用以指導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做好環境保護工作，構建和諧勞資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33項與海外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政策中，國務院國資委(下稱“國資委”)參與制定了其中的11項政策。當時央企境外資產監管存在較大漏洞，國資委在2011年至2012年相繼出臺了《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暫行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管理暫行辦法》，以3個文件為基礎，形成一套針對境外國有資產、產權、投資監管的系統的、完整的、適應“走出去”需要的監管體系。

除此之外，國資委還曾先后印發《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制度意見》和《中央企業“十二五”和諧發展戰略實施綱要》，并于2012年成立國資委中央企業社會責任工作指導委員會，大力推進中央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工作。

近九成企業重視東道國的國家發展戰略

報告顯示，近90%的企業非常重視東道國的國家發展戰略、政策及規劃，其中，40%的企業將此納入企業發展戰略，與企業經營密切結合。該數據說明，絕大多數“走出去”的企業都秉持著“立足當地、共謀發展”的經營理念，積極融入東道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其中，工程建設類的央企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2009年開始，中國電信集團公司旗下的中國通信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國通建”)開始實施坦桑尼亞國家ICT光纜骨干網的總承包項目。坦桑尼亞是聯合國宣布的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基礎設施狀況較為落后，傳輸資源覆蓋全國的骨干網絡一直未能建立。

在中國通建承包的前兩期項目投產后，坦桑尼亞通信科學與技術部部長馬卡梅·姆巴拉瓦表示，坦桑尼亞的通信成本大幅降低，電話資費相對于網絡建設前降低57%，互聯網資費則降低75%。這一變化不僅使坦桑尼亞的國內互聯網用戶大幅增長，還使該國具備了開展移動金融、遠程醫療等可持續電子服務的技術可行性。

除幫助東道國建設基礎設施，“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在東道國的經營過程中，根據不同的目標市場，以合適的方式向合作伙伴轉移先進技術、輸出管理經驗，從而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調查顯示，87%的受訪中國企業認為與東道國企業之間存在技術轉移與合作。八成以上的受訪中國企業認為對當地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幫助東道國供應商和分包商提升了技術和管理水平。

報告稱，中國企業對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溢出效應通常通過向當地供應商和分包商提供技術支持，對當地企業進行技術培訓，或者通過當地企業購買原材料等方式實現。中國企業在東道國進行本地采購的過程中，也促使當地供應商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和管理經驗。

其中，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CMEC”)在斯里蘭卡開展的電站建設及運營維護培訓項目對其他企業來說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為確保電站交付后安全穩定運營，在斯里蘭卡普特拉姆電站項目執行期間，CMEC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組織70多名業主方人員到中國進行理論知識、電站實習、設備廠家觀摩等歷時10周的系統培訓。

針對技術移交問題，CMEC和錫蘭電力公司除了對斯方工程師加強短期培訓，雙方還將簽署后續技術合作協定，包括在斯招收學員到中國有關電力學院學習，學成后回國報效斯里蘭卡電力事業發展。斯里蘭卡電力和能源部常務秘書費爾南評論說，“CMEC幫助我們培養了一批電力建設人才，為斯里蘭卡電力工業的發展建立了堅實的基礎。”

環保與社區建設尤為重要

企業在海外運營過程中，應盡量避免對環境和生態系統造成破壞。在生態系統脆弱且法律法規還相對不完善的國家，企業的自律顯得尤為重要。

調研結果顯示，80%的企業認為其運營不會對當地生物多樣性保護造成影響，18%的企業表示會產生一些影響，2%的企業認為具有重大影響。按照企業海外業務開展年限進行分析，報告撰寫組發現，“走出去”少于5年的企業認為自身對海外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要少于“走出去”5年以上的企業。

中交集團所屬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下稱“CRBC”)承建的蒙內鐵路穿過肯尼亞最大的野生動物保持區——察沃國家公園。鑒于蒙內鐵路項目重大的社會經濟影響以及察沃國家公園的生態重要性，保護野生動物、確保當地生態不受影響，就成為蒙內鐵路項目施工過程中的重點。

CRBC采取設計動物穿越通道、沿線避免夜間施工、及時回填取土坑、制定解救動物應急預案等多種措施，有效保護了珍稀野生動物及其棲息環境，營造了和諧融洽的陸地關系。這樣的做法讓肯尼亞一家大型基金會特意寫信表示感激。

調研結果顯示，中國企業普遍認為導致社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企業對東道國當地文化習俗的不了解(53%)、缺乏與當地社區居民的溝通和互動(38%)、文化差異(38%)以及當地居民對中國企業產生誤解(34%)等。因此，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意識到和諧社區對于生產經營活動的重要意義，并在改善社區關系方面，學習國際經驗，積極開展多種嘗試。

例如，中國五礦集團公司(下稱“中國五礦”)子公司五礦資源有限公司(下稱“MMG”)下屬的Sepon礦區地處老撾南部Vilabouly地區，該地區礦產資源豐富但貧窮落后。中國五礦在礦區設立了“Sepon發展信托基金”，負責管理運營所在地社區的發展項目。基金每年給運營所在的Vilabouly地區75萬美元的資助，用于修筑公路、搭建電纜、提供醫療設備等社區建設。

此外，MMG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支持和贊助社區發展教育項目，建造了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投資興建了Vilabouly鄉村診所并資助當地社區醫院。在2013年～2015年間，MMG共投入138萬美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老撾衛生部共同在老撾南部開展“千日”項目，應對兒童出生后1000天營養不良問題。

國際舞臺需要更多中國聲音

報告發現，在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上，部分中國企業尚未能與東道國和國際社會利益相關方建立起有效的溝通機制，而在實際的溝通過程中，其技巧和能力也不足，從而引發一些社區、環境糾紛。

另外，國際社會對少數中國企業行為的認知有時存在偏差，而這些企業往往沒有對國際社會作出積極回應，從而使雙方的誤解越來越深。

北京融智社會責任研究所所長王曉光博士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還需要繼續加強和NGO、媒體、居民方面的溝通。有的國家對中國人不了解，中國企業到當地之后把圍墻一立，也不和當地人交流，這樣就容易產生誤解。久而久之，質疑中國企業環保問題的謠言就出現了。

此外，中國企業也缺乏展示自己的意識。王曉光舉例說，中國企業在某國建了許多醫院、學校，卻沒有告訴當地人是誰建的。后來其他國家的企業在旁邊也建了一個醫院，豎起了自己的牌子，當地人認為這些建筑都是這個國家的企業建的。

王曉光認為，中國企業需要加強和當地政府的合作，培訓當地人使用我們配備的先進設備。而不是把硬件修得很好，但是當地人都不會使用。

“公益是有持續性的，我們往往把錢投了就不管了，就去專注經營了。但是在海外，經營和企業在當地的聲譽是分不開的。只注重經營而忽視社會形象，很可能反過來拖累你的經營。”王曉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