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高校為新生專設防騙考試 大學生憂會流于形式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最近一段時間，各地大學生、準大學生遭電信詐騙損失錢財的案件頻發，山東女生徐玉玉更是因為遭電信詐騙損失近萬元學費后猝然離世，造成整個家庭的悲劇。一時間，電信詐騙、個人信息安全等問題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加強信息安全防護是個長久的工作，那么能不能在短時間內降低乃至避免上當受騙的發生，更多人開始思考如何能夠提高大學生，乃至整個社會的防護意識。

正值開學季，位于江蘇省東南大學的大一新生迎來了大學生涯中的第一場考試——安全知識考試，而這次考試60%以上的題目都與防電信詐騙有關，被網友們稱為“防騙考試”。每一位新生都要考過80分才算及格，沒及格的必須補考。而今年江蘇省境內各大專院校的新生，都需參加類似考試。這樣的考試有作用嗎?學生們怎么看?

東南大學的大一新生李國平對嶄新的大學生活充滿了好奇。讓李國平既期待又忐忑的，是他們馬上要面臨的第一場考試：安全知識考試。他認為這挺有必要，“像我這種新生，我進來以后，其實這些東西其實都沒有太仔細看，因為也沒有太當一回事，覺得自己天天泡在宿舍里或者教室里不出去就不會被騙，所以我覺得還是挺有必要的。”

東南大學保衛處處長任祖平是這場考試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他告訴記者，這樣的考試已經不是第一次舉辦了，考試內容每年也會變化，“我們今年已經是第五年了，實際上我們每年都會根據在大學生中多發、高發的一些案件來調整考試內容的。”

記者瀏覽了部分考試題目發現，題目涵蓋范圍廣泛，涉及到個人乘坐飛機、網絡購物、網絡聊天工具等方面的信息。有一道題目寫道：“某校一個女生，軍訓完畢后，該女生媽媽收到女兒的QQ信息稱“很榮幸被學校選中為國外交流生，需要交2萬元保證金，請媽媽速把2萬元發給學校招生辦的相關賬號。”請問這種情況你怎么處理?任祖平告訴記者，這樣的例子并非憑空想象，而是真實的發生在該校2014級一名大學生身上。今年，東南大學專門大幅度增加了防止電信詐騙的考試內容。

那么，5年前，東南大學為什么要設置這樣一場考試呢?初衷是什么?任祖平給了我們答案，“我們發現，剛進大學的大學新生在安全知識方面，從安全技能方面，非常缺乏，特別是遇到一些個人應對的危險、安全事故，自我保護能力比較弱。”

因此，從2012年起，這種安全知識考試就從東南大學拓展到了整個江蘇省。任祖平說，這樣的考試就像考駕照前的交規考試，是每一名東南大學學生在進入專業課知識學習前的必備科目，在這場考試中，考生要達到80分的及格線，但每一年的考試都有約20%的考生不及格，“這就證明，在中學教育過程中，安全這個環節，基礎是比較薄弱的。”

但在采訪中記者也發現，有不少大學生對這樣的考試可能會流于形式表示擔心。

東南大學的大一新生吳歡就說：“這個考試還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就是不知道這樣的考試會不會像以往的考試一樣流于形式，達不到理想中或者說預期的效果，通過一個分數來判斷一個人的防詐騙能力到底高還是低的話，太奇怪了。”

面對質疑，東南大學保衛處處長任祖平顯得信心十足。他說，1000道題庫的選取，來源于真實的案例，貼近學生的生活。這樣的考試效果，對于學生自身來說感受并不明顯，但在學校案件數據來看卻有一定的說服力。

任祖平詳細解釋，“他們自己感覺不到，但是我們從數據是可以看到的。由于教育環節，我們的整個案件不是像人家一樣遞增的很快，我們基本上幾年來是一條平的線，并且是往下傾斜的。考試題來源于學生生活的實際狀況，不是空中理論的說教，就是發生在周邊的事情。因為我們說有沒有效果，你不要看其他的，就看案件是下降還是上升，社會上這類案件事上升還是下降，這樣一對比效果馬上就明顯了。”

電信詐騙案件頻頻發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不法分子竊取了受害者的包括手機號在內的個人信息。在注冊網站、辦理會員、網上購物，購買房屋等行為中，為何本應受到保護的個人信息頻頻被泄露?該類案件的偵辦難點在哪?

南京市玄武區檢察院偵監科科長周穎，辦理過不少電信詐騙案件，而她本身也是個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接受記者采訪時，周穎用的是剛辦理的手機號碼，因為原手機號接到的騷擾電話太多了，“每天最夸張的一天能接到11個到12個騷擾電話，最少一天有2個到3個”。

那么，這些個人信息是如何被泄露的呢?周穎說，在警方查獲的個人信息泄露源頭中，有電信公司、快遞公司、銀行、學校、工商等部門的人員，他們利用崗位的特殊性，輕而易舉獲得了大量個人信息。還有一種，就是不法分子入侵計算機系統，獲取用戶的數據，“抓到的比較前沿的犯罪嫌疑人，得知他通過技術性手段侵入計算機新系統，因為很多的，尤其是一些政府網站或者企業網站的漏洞比較多，這些黑客利用這些漏洞，侵入系統就會獲取一些數據。”

這些個人信息，被不法分子通過QQ交流等方式，進行售賣或交換。類似的信息數據交易已經成了產業鏈，從源頭到中間商再到買家。周穎介紹說，被買賣的個人信息主要用于商業用途和違法犯罪。商業用途，比如正在偵辦當中的一起高考落榜生信息泄露案件，落榜生的個人信息就是被犯罪嫌疑人賣給了相關的學校，警方已經核實落榜生信息達26萬條。大量高考落榜生的信息被倒賣，抓獲的嫌疑人把數據拿到手之后，會跟二流學校比如民辦學校合作，因為這些落榜生他們有可能涉及復讀，就會打電話給學生。

違法犯罪，則更加直接，不法分子會入侵用戶的相關財務賬號，或者進行詐騙行為。

周穎介紹，“很多人的用戶名密碼會用同一個，這個網站的數據庫被泄露后，被大量倒賣，開發一種快速比對軟件，比對支付寶的用戶名和密碼，比對出來之后就可以當錢賣，有些人就會直接竊取里面的錢，支付寶里面對應的帳戶，還有一種就是用支付寶來在淘寶上刷信譽。”

發生個人信息被泄露，或者遭遇電信詐騙，很多人選擇報警，但短時間內破案很難。周穎說，公安機關偵辦方面，發現線索難，查到源頭很難，不法分子遍布全國各地，跨省域調查也有難度。

第二，取證難。公安機關需要確定犯罪嫌疑人的電子數據來源，并要對這些數據進行一一比對。如果進行人工復核，工作量非常大。周穎舉例，“曾經辦過一個非法獲取信息的案子，他是有十萬條，我們最后確定的是十萬條，我們最終確定這些數據的真實性的依據，就是讓公安花了大概差不多一個禮拜的時間，三個人坐在電腦面前逐條復核，他的身份證號碼和你公安系統里面登記的身份證號碼和名字是不是統一，因為現在這類案件辦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沒有一個相關的明確的司法解釋，對于這種可不可以采取抽樣，我抽取其中一部分，我比對，成功，是不是可以推定這幾十萬條都是真實的，這個沒有一個說法。”

第三，此類案件的入罪標準并不明晰，相關法律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明確。“到底非法獲取多少條個人信息算犯罪，沒有。基層司法機關要一個具體的可操作性的標準。這個也是困擾我們最大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