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者認為中國社會建設亟須在體制機制上有大突破

“2005年，我國開始在政策上把‘社會’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進行建設，同時把社會主體參與公共產品配置作為和諧社會的基本運行機制。但是我國的社會轉型至今仍然沒有整體性的制度設計，沒有像經濟轉型那樣形成明確的經濟體制。雖然‘單位制’的社會福利供給制度快速退場，個人越來越走向市場，但是這個過程并沒有使個人在公共物品需求上脫離對國家的依賴。我國社會建設亟須在體制機制上有大突破。”在12月10日于清華大學召開的“社會治理與社區建設”研討會上，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友梅率先發言。

“我國正面臨著以怎樣的新的制度安排來解決當下歷史階段的社會再組織問題，這是社會建設的大問題。”李友梅認為，在上海等各大城市，過去10多年中形成的城市社區治理模式，既不是傳統‘單位制’的當代再造，也不是一元行政管理體制的簡單膨脹。當前這個模式還在繼續轉型，新的探索已開始深觸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中央要求上海走出符合中國特點的特大城市社區黨建的新路子。上海正在思考深入探索社區黨建創新如何升級的問題，探索黨建工作如何引領特大城市社會管理體制與社會治理體制的改革創新及其共同作用的問題。“我們的研究提出，要推進基層治理模式的轉型需要解決兩個相互影響的問題，一個是如何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橫向秩序協調機制，另外一個就是當縱向秩序的機制體系發展到高峰的時候如何建設一個縱向、橫向結合聯動的秩序整合新框架和規則。”李友梅說。

北京大學教授馬戎認為，討論我國的社會治理和社區建設，必須考慮民族因素這個維度，要密切關注各族群地理居住模式的轉變，通過東部沿海省區各級政府的具體工作，努力為西部的少數民族人口向東部沿海城市的流動、就業、定居創造條件，同時在西部也創造一個能夠更好地吸收漢族流動人口的社區環境。只有各族居民混合居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彼此交往，相互學習對方的語言，彼此尊重各自的信仰和生活習慣，我們的社會才能持續增強各族民眾對中華民族大家庭和祖國的向心力與政治文化認同。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周大鳴指出，人口流動改變了我國人口分布最基本的格局。以珠三角地區為例，該地區現在除了本地人，還生活著大量外地人。不少城市已從傳統的地域性社會向移民社會轉變，過去的“熟人社會”也開始瓦解，向“陌生人社會”轉變。尤其在當下，“我國正從一個移民輸出國變成移民目標國”，中心城市已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人群聚居，但我國還沒有一個專門機構來管理這些人群，行政體制大大落后于形勢的發展。這些問題給我們的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

2016年度“社會治理與社區建設”研討會，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中國社會學會社區研究專業委員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清華-友成社會創新中心等6家單位共同發起舉辦。盡管會期只有短短一天，卻有29位國內社會學相關領域的重量級專家學者坦率地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和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培林出席會議并指出，“社會治理與社區研究”這個議題在當前學術領域及政策層面具有重要意義。他向與會者分享了他自己的研究關注：當下社會學者正在進行的社區實驗、逆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社區建設、大數據背景下的社區治理和研究方法。

中國社會學會會長、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在主題演講中首先肯定“中國社會學自恢復以來取得了長足進展”，在學科建設上實現了中西融匯，尤其是在社會學本土化方面貢獻良多，正在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科的創新之路。李強認為，“社會治理”概念的提出，對于社會學理論有創新的意義。通過創新社會治理來激發“社會活力”，這是今天我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也是重要的渠道。他還談到當前社會學界所進行的社區研究與社區實驗，對本次會議的主題“社會治理”與“社區建設”進行了具體的闡述，并重點推薦了當前清華社會學系的“清河實驗”與在北京大柵欄社區開展的社區干預實驗。

200多位來自全國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學者與學生在現場旁聽了本次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