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短視頻版權糾紛，與會專家學者結合侵權損害賠償案例的實證梳理，以及損害賠償的計算方式、損害賠償的影響因素、平臺責任認定問題等，展開了多維度的討論，共同探討知識產權保護與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平衡之道。

行業發展高歌猛進，“長短相爭”時有發生

短視頻已經成為人們展示自我與信息獲取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來，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支撐下，短視頻行業高歌猛進，但與之相伴的是法律和產業之間一些不協調的問題，“長短相爭”的情況仍時有發生。

“近年來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理了一些涉短視頻著作權糾紛案件，相較于日常生活中較為多發的短視頻侵權現象，實際進入訴訟程序的案件數量并不多。訴訟主體以長短視頻平臺為主，體現了長視頻和短視頻之間激烈的競爭狀態。”該院法官張倩介紹。

“短視頻侵權單個案件賠額并不高，高賠額案件比例比較小。”張倩表示，長短視頻平臺的糾紛案件中，法定賠償的計算方法適用率較高，涉短視頻的著作權適用率尤其高。在她看來，也存在一些涉及判決的實際問題。“權利損失怎么計算？許可使用費怎么來計算？長視頻以短視頻方式傳播怎樣授權，以怎樣的費用進行傳播，還需要更多的實踐基礎。”

與張倩對北京市互聯網法院的判決總結相一致，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通過梳理中國短視頻著作權侵權損害賠償案件發現，系列案件最高賠償數額將近20萬。在非系列案件中，絕大部分案件賠償數額都在1萬以下(53件)或者1-10萬(53件)，100萬以上只有4件，其中有一例超出千萬。劉曉春關注到，該案一審判賠額高達3200萬，“是唯一超千萬的判決案件”。她表示，在新著作權法修改法定賠償數額區間后，超額賠償的比例明顯降低，而這個賠償額度遠高于新著作權法500萬的法定賠償上限，更應審慎對待，對于證據依據的細致程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以“數字向善”為指引，合理界定平臺注意義務

“在法律共識的價值之下，科技發展既要重視對權利人的保護，也要重視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設置必要的利益平衡機制，促進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中國人民大學未來法治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吉豫表示，應在尊重科技發展實際和規律的基礎上，合理界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注意義務。

在會上，不少專家學者也結合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和具體案例，深入論證了在利益平衡的基礎上，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平臺在侵權案件發生前后，應當承擔適度的責任。

“平臺是否有義務過濾侵權行為，首先要考慮技術可行性。除非行業普遍采用特定技術，否則要求平臺對權利人的侵權行為采取過濾措施，會違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基本法理。此外，過濾措施成本的問題也極其重要。”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教務處副處長陳紹玲表示。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教授劉維認為，對于因“二創”產生的版權侵權糾紛，平臺應承擔的是間接侵權責任，“這是一種連帶責任”。法院裁定賠償責任時，要根據損害賠償法的規則和法理對損害賠償的責任予以必要的限制，其核心就是過錯程度高低和原因力大小。“根據《民法典》1195條第2款最后一句，要考慮侵權行為對于損害所發生的原因和侵權人的過錯程度，通過原因力和過錯限制賠償責任。如果不考慮原因力和過錯問題，可能會忽略平臺已經采取的知識產權合規措施和二次創作中的特殊問題，導致不合理侵權責任賠償結論。”

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研究院教授劉文杰則著重強調了侵權行為中的證據問題。“在有關賠償數額的認定過程中，原告最應該舉證的不是作品價值，而是就被告侵權行為的舉證。”他解釋說，原告的作品價值與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只有被告的侵權行為才與損害的大小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廈門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朱冬則表達了對以直接侵權為基礎計算間接侵權人賠償數額的隱憂。“盡管現行法框架下間接侵權應當適用連帶責任，但是如果將損害賠償的數額跟直接侵權數量相掛鉤，可能帶來損害賠償數額難以計算以及追償機制失靈的問題，恐怕會導致間接侵權人責任過重以及社會成本增加的問題。”

張吉豫認為，要設置最佳的預防義務程度，其程度不能高于預期損害情況。她還提出，要合理界定預防侵權措施。如果平臺已經采取合理有效技術措施，仍然難以發現侵權問題，就不應再為未查知部分承擔侵權責任。

張吉豫提出，確定損害賠償還需要考慮合法授權的“二創”短視頻對于相關權利人收益的貢獻。她認為，“短視頻平臺上不少視頻，是網友基于原素材進行的二次創作，這樣的視頻對于原作品的市場利益沒有明顯影響，對相關作品傳播和收益的提升有積極意義。”張吉豫表示，基于合法授權“二創”所進行的表達、交流乃至創造，需要更多的支持。期待多方合作，鼓勵相關主體創新開拓出更好的合作模式，實現行業共贏。

解“事”先解“心”，“定分”方能“止爭”

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結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以及具體司法案例進一步討論了侵權損害賠償的考量因素、計算方式以及平臺責任等問題。在版權糾紛案件中，賠償的金額應當如何確定，特別是超過法定上限金額的部分應當有何種證據支持，直接侵權和幫助侵權的賠償金額計算標準是否應當有所區分，以及平臺過錯程度與損害賠償的關系。

劉曉春在分享中指出，法院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應考慮作品類型、權利人權利類型、作品制作成本、被侵權作品的市場價值、侵權規模和時長、被侵權作品的許可費用、侵權人可能的收益、侵權人主觀惡意、侵權行為的性質、權利人維權行為本身的性質等因素。

劉文杰就如何認識酌定賠償發表了他的看法，他提出，酌定賠償是司法實踐中發展出的規則。法院在判定超出法定賠償額上限數額時，應該進行充分的說理，即說明在案哪些證據已經可以證明本案中的損失或者違法所得已經超出了法定賠償額的上限。只有這樣，才能夠判決高出法定賠償額上限的賠償數額。

“本次《著作權法》修改以前，法定賠償額上限是50萬元，這次修改增加到原來的10倍也就是500萬元，這就意味著立法者認為在沒有證據證明損失或者違法所得確切數額的時候，500萬上限已經足以彌補原告損失，在這樣的立法精神之下，要求高出法定賠償額上限的酌定賠償，更要有充足的證據。”劉文杰說道。

劉維通過比較短視頻與長視頻成本與收益、比對同類型案件判決金額、分析域外賠償標準以及正常收益和維權收益的區別，認為短視頻著作權侵權和合理使用問題有一定的復雜性，比如視頻轉換性使用，視頻文題不符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對平臺過錯和原因力的判斷，在論證分析損害賠償數額時可能需要更慎重。

立足“平衡保護”，探討版權合作與共治新路徑

與會專家認為，長短視頻是互生互長的關系，具有共生性。解決短視頻的制作和傳播的相關版權問題，應該本著合作共贏的理念，著眼于豐富受眾的文化消費體驗，平衡涉版權保護相關主體的利益。

“利益平衡是解決著作權相關問題的共同法理，需要考慮好長視頻和短視頻的關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知識產權法研究會副會長馮曉青提出，短視頻著作權案件的處理，在認定侵權和賠償損失方面，需要綜合考慮法律規定和客觀行為對于原告作品的影響，合理確定賠償數額。

這一觀點也得到劉文杰的認同。“在知識產權侵權及注意義務認定過程中，需要一種利益平衡的思維。”劉文杰說，在知識產權的爭議中，權利人和被控侵權人一方可能都是創新的主體，不管長、短視頻平臺還是其他平臺，都是互聯網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主體。

如何從實際操作層面實現不同主體利益均衡，劉維從短視頻授權市場的角度給出建議，“一些高額賠償案件，通過探索假定許可費的賠償方式，可能會更有實際價值和意義”。他提議，法院有資源調查短視頻授權市場大概的許可費用，可以通過司法定價方式促進短視頻授權市場的成熟發展。

上海政法學院經濟法學院副院長、教授曹陽認為，短視頻版權保護，需要兼顧各方的利益，既要促進視頻產業生態健康發展，也要幫助公眾獲取自身所希望信息、資源，提升獲得感和幸福感。

與專家學者期冀相一致的是，圍繞視頻版權保護問題，長、短視頻平臺之間已有合作實踐先例。

今年3月，抖音與搜狐達成合作，搜狐將已有和未來所有的自制影視作品一攬子授權抖音平臺及其用戶用于二次創作。抖音平臺和用戶可對相關影視作品重新剪輯、編排或改編。雙方約定將在新劇宣傳推廣上，繼續開展創意營銷或視頻征集等合作。

今年7月，愛奇藝和抖音宣布達成合作，雙方將圍繞長視頻內容的二次創作與推廣等方面展開探索。“愛奇藝將向抖音集團授權其內容資產中擁有信息網絡傳播權及轉授權的長視頻內容，用于短視頻創作。”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維表示，在新背景下要實現不同主體的利益平衡，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也要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提供穩定、平衡的秩序。(中國青年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