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從不缺乏投資明星，但明星的活躍周期在A股市場卻往往是短暫的，對許多去職公募的基金大佬而言，“深藏功與名”往往成為不得不做的選擇。

大佬去職后愛上“低調”

人怕出名豬怕壯。“可以談談市場，但不會寫我的名字吧？”基金經理Y在最近的一次聯系中對證券時報記者說。

若干年前，憑借激進與前瞻的操作，Y在公募行業曾叱咤風云，所管的基金產品也成為當紅“炸子基”。彼時，頭戴頂流光環的Y順勢辭去公募職位，并創立自己的私募基金公司。然而，之后的情況發展與Y的想象出入較大，Y在離職公募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陷入負面，最終決定遠離“江湖”。她說，“帶帶娃，看看書，做做自己喜愛的投資就很好。”

成于媒體光環又主動遠離媒體光環的，還有千合資本的創始人王亞偉，這位原“公募一哥”在2012年離職后一直被各種負面纏繞，最近重回公眾視野則是因為他掌舵的千合資本重回百億私募陣營。

市場曾習慣了帶有公募時代王亞偉標簽式的牛股，但王亞偉創立私募后的表現與市場傳統印象反差較大，他在A股市場已鮮見帶有鮮明個人風格的獨門股杰作。這一次，王亞偉終于重回公眾視野，只是投資指向更多的是海外市場而非A股。

根據最新發布的13F報告，王亞偉在海外市場尤其美股市場大舉建倉資源股(煤炭與鋼鐵)、科技賽道股(互聯網公司與半導體)，以及另類投資(電子煙、數字貨幣公司)等。王亞偉不得不低調的一大原因，可能就在于他的另類投資。

在25歲時就借A股實現財富自由的深圳某私募基金經理接受證券時報記者獨家采訪時表示，他因投資幣圈，被北京某數字貨幣公司“侵吞”了價值8億人民幣的數字貨幣，而這些數字貨幣絕大部分是某數字貨幣公司自行發行的虛擬幣。

從“掘金”到“掘土”

并不是所有的公募基金經理都希望在投資上“一條路走到黑”，比如還可以做點別的。

D曾是深圳某頂流公募基金的研究總監，他在2014年底宣布離職并創立了自己的私募。“因為牛市即將開啟，我很看好明年的行情，這也是創立私募的原因。”當時，D在一次媒體交流中向證券時報記者如是表示。

盡管創立私募的時點不錯，但是D的私募投資之路似乎并不順暢，他的微信朋友圈中關于市場的最新一條，還停留在2015年5月，之后其朋友圈中的關鍵詞更多指向了“水果”。2017年，D創立了一家水果物流供應鏈企業，并曾擔任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目前仍擔任這家水果物流供應鏈企業的董事長。

基金經理轉型果蔬行業的也不止具有頂流背景的D。作為北京的頂流公募，曾擔任華夏基金策略研究總監的董黎明也是基金經理轉型農業的另一案例。在加盟華夏基金十年后，這位公募大佬決定在2011年初離職，他在山東開始了自己的農業故事，建設蔬菜示范園區和大米基地等。不過，董黎明轉型農業后可能也沒有一帆風順，證券時報記者注意到，在社交媒體的個人信息上，他在這家山東農業公司董事長職位前加了一個“前”字。

因“老鼠倉”告退

還有許多公募大佬，甚至來不及轉型，就以另類方式退出。

長相厚道老實的W，曾多次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他曾是華南某公募基金的副總經理、投資總監、帶頭大哥，他所任職位、所管基金的前任早已成為私募大佬，但他的情況卻大不相同。2015年8月，W所在公募發布了他的離職公告，這曾被認為是這位公募大佬“奔私”的跡象，但實際的情況是W因為“老鼠倉”而不得不卸任產品主管。根據數年后披露的一份判決書顯示，這位公募基金副總經理、投資總監因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最終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150萬元。在2009年2月28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間，W與其妻子二人通過另一親戚的證券賬戶，先于、同步或稍晚于W所管的基金買賣股票共73只，趨同交易金額合計7834.63萬元，獲利金額456.55萬元。

證券時報記者多次采訪的另一頂級公募的副總經理C，情況也大致類似。因收到匿名舉報信，直指該公司當時的副總經理有“老鼠倉”行為，相關公募對C的相關權限進行限制，采取了強制休假等措施。原本前途一片大好的C離任了副總經理，之后又進一步完成離職手續，正式離開公司。根據當時的調查情況，C涉嫌親自下單操作或伙同他人利用其掌握的未公開信息，通過第三人證券賬戶買賣與其管理的基金相同的股票，涉及股票40余只，交易金額超過3億元，違法所得1000多萬元。這一事實，不僅使得C未能像他的前同事一樣成為私募大佬，反而獲判兩年刑期。

江湖傳說依舊在

數據顯示，在剛剛過去的2022年，離職的公募基金經理人數達325人，刷出歷史新高。這其中，不乏董承非、崔瑩、周應波等多位明星基金經理，他們選擇了創建自己的公司或加盟私募平臺。

一直以來，“奔私”都是公募基金經理轉型的主要方向。選擇“奔私”的基金經理一般都有兩種方式，即自主創業，自己創辦私募基金公司，或加盟已有的私募平臺。仔細分析，兩種模式各有優劣，通過加盟成熟的私募平臺，基金經理可以利用平臺已有成熟的投研資源和運作框架，專心做好投資，不必被公司治理和日常運營所分心，同時基金經理對投資組合也擁有相對公募更加自由的裁量權；而通過自主創業，基金經理對公司擁有控制權，在公司治理、團隊架構、股權安排、分紅等方面更具主動權。

對許多公募基金經理而言，做投資本身就是因為“求職”所發生的偶然事件。盡管多數基金經理希望轉型后以私募的方式繼續在資本市場上淘金，但不少基金經理也并不想在自己并不十分熱愛的賽道上“一條路走到黑”。

“如果未來我不做基金經理了，我想去寫小說，就寫基金圈里這些人。”一位從業多年的基金業老將透露了這樣的想法。他告訴證券時報記者，人本身的魅力是無窮的，每次遇到同行，總能碰撞出新的靈感和火花，大家都是在持續思考，但并不僅僅停留在投資層面。

公募基金行業一直是公認的高度人才密集型行業。從公募基金行業走出來的許多“明星”、“大佬”，離開這個行業后也依然閃耀著，公募江湖雖然已沒有他們的身影，但關于他們的傳說，或成或敗的往事，依然在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