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礦業大學90后校友吳幽，2019年4月宣布向母校捐贈1100萬元。因未履行1100萬元捐贈承諾，吳幽被母校基金會告上法庭。(3月9日《每日經濟新聞》)

校友“諾而不捐”，母校一紙訟狀將其“請”上被告席。不消多說，這樣一場官司雙方當事人必然免不了諸多尷尬。昔日的優秀學子、光榮校友如今財力不逮“宏愿”，面臨著道德和法律上的雙重控訴，此前高調塑造的反哺母校、回饋社會的慷慨企業家形象也一并付之流水。當然，學校這方也很冤，無端卷入一場風波不說，還被部分網友扣上了頂“氣量小，不體面”的帽子。事實上，類似的事也并非沒有發生過，只不過高校往往扯不下面皮和學生對簿公堂，大多私下協商解決了事。

此事一出，爭議之聲驟起。不少質疑者就認為，捐贈本就是愛心奉獻行為，學校狀告積極捐贈的校友多少有些不近人情。這話乍一聽有幾分道理，實則不然。這也牽引出一個問題：承諾的捐贈沒有兌現，學校能不能伸手討要？根據民法典相關規定，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銷的具有救災、扶貧、助殘等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不適用前款規定。也就是說，對于一般的贈與活動，中途反悔是法律所允許的。在這方面，法律不做過分干涉，而要仰仗道德倫理、個人自律來調節雙方交易行為。普通人之間毀約，頂多在道德上面臨指摘。但一旦與社會公共利益掛鉤，捐贈承諾的履行便不具隨意性。校友捐贈動輒畫一張大餅、開具“空頭支票”，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因而，從這個層面來考量，學校打這場官司也算是合理合法的維權行為。

其實，無論是企業家也好，個人也罷，信譽都至關重要。往小里看，誠實守信是一份份小協議成立的基礎；往大里看，契約精神則是現代商業社會一切交易活動達成的根基。倘若我們仍將其視為一件小事、私事，實際上無助于社會慈善觀念的健康發育，也不利于培養社會的信任意識。從這個角度來看，學校“錙銖必較”的較真勁兒也是對法治精神、契約精神的一種具體踐行。　　　　　　 (付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