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規模：占比高輻射廣，滲透度較深。
我國數據要素具有較大的規模優勢。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數量達10.67億人。根據國際數據公司測算，我國擁有的數據量預計2025年將達到48.6ZB，占全球數據量的27.8%，成為全球最大的數據中心。同時，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全球領先，具有輻射廣、滲透深的特點。一方面，數字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穩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顯，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縮短了信息傳輸、經濟往來時間，可實現更大范圍的跨區域交易。
有基礎：“5G+算力網絡”為釋放數據要素潛力筑牢底座。
首先，網絡基礎設施實現跨越式發展，為構建安全高效的數據要素市場拓展了新空間。“十三五”初期，我國還有約5萬個行政村未通寬帶，15萬個行政村寬帶接入能力不足4兆比特每秒，“通信難、用網貴”一度成為橫亙在貧困地區發展中的難題。近年來，我國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網絡基礎設施，實現農村和城市“同網同速”。
其次，算力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石。當前我國已經建成全球最大規模的光纖和移動通訊網絡。“5G+算力網絡”新型基礎設施加快建設，截至2022年6月底，5G基站數達到185.4萬個，所有地級市全面建成光網城市。2022年2月，“東數西算”工程全面啟動，隨著東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導到西部，云邊協同、綠色智能的多層次算力設施體系正加快形成，有望緩解算力供需失衡問題。
有實踐：數據化改革實踐為數據要素發展提供經驗。
一方面，各地積極推動數字化改革和數字化轉型，為數據要素進一步發展積累經驗。浙江省、河北省(雄安新區)、福建省、廣東省、重慶市、四川省等6個省市結合創建“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研究構建更加適應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發展要求的管理制度，促進數據要素高效安全流通與應用。特別是浙江省，以“數字化改革”為主線，研究出臺一系列政策文件，全面引領數字經濟新產品、新模式，最大限度地釋放數據要素的巨大潛力。
另一方面，數據要素資本化實踐彰顯創新活力，賦能中小微企業。浙江省上線“知識產權區塊鏈公共存證平臺”，利用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手段，采集企業生產、經營鏈上的各類數據，由區塊鏈存證平臺發放存證證書，將數據要素轉變成可量化的數字資產。廣東省發放全國首張公共數據資產憑證，通過獲取企業用電數據，為中小微企業畫像，進行信用額度審核、貸款利率以及貸后風控監管。
找不足 確權、流通等環節有待完善
數據要素產權不明確。
數據要素的確權可以激活數據資產。隨著智能產品和設備廣泛普及，未來所有的生產設備、感知設備、聯網設備、聯網終端，包括生產者本身都在源源不斷地產生數據，滲透到產品設計、建模、工藝、維護等全生命周期，企業生產、運營、管理、服務等各個環節，以及供應商、合作伙伴、客戶等全價值鏈。當前，由于產權配置不清晰，難以有效界定各數據主體的權益和對應的責任，導致數據資源不能有效整合，數據價值難以倍增。
數據要素市場配置效率較低。
當前，全國各地紛紛開展數據交易實踐探索，20多個省區市提出建設大數據交易機構，“北上深貴”四大交易所發展格局初步形成。貴州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大數據交易所——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正式落地北京市朝陽區；上海數據交易所成立。為保障數字生產要素有序、高速、有效流通，還需解決數據要素市場配置效率較低問題：一是數據孤島現象明顯。民生相關數據由政府掌握，個人消費等數據由企業掌握，兩者之間存在壁壘，公共數據開發利用水平較低。二是相關法律法規有待完善。一方面，我國數字經濟相關法律規章仍處于短缺狀態，影響數據要素安全高效流轉和公平有序競爭，數據產權與分割、開放與保護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數據生產流通全周期的法律規范與監管制度，導致個人隱私、商業機密存在風險。三是數據要素交易體系不完善。當前我國尚未有效建立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也缺乏統一的數據流轉規則，導致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諸多瓶頸。
數據要素安全性有待提高。
一是個人信息隱私保障問題亟待解決。一些廣告商、企業或不法分子等為了牟利，從非法渠道獲取數據或濫用數據，造成大數據殺熟、數據泄露等現象，嚴重影響了消費者、數據生產者等的信心，阻礙了數據紅利的釋放。二是數據安全支撐產業基礎薄弱。當前，我國數據安全企業規模小、競爭弱，數據安全產業對政府依賴性強，缺乏內生機制。中國網絡安全市場規模在2022年底達到704.3億元左右，但與之相對應的是，數據安全市場規模僅為85億元左右。
尋對策 用數據要素驅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做好數據要素確權，保障權益激活價值。
對不同類型的數據進行分級確權。對于涉及群體性利益的公共數據，將數據管理權賦予行政主體和社會組織，使其代表公眾進行管理；對于企業開展經營活動期間形成的數據，基于“誰投入、誰貢獻、誰收益”的原則，在嚴格保護和監督的前提下，將數據所有權和使用權賦予企業；對于具有強人身依附性的個人數據，應賦予個人對于數據的知情同意和控制力。
完善數據收益分配，提升市場配置效率。完善數據收益分配制度，使各個利益主體的權益和激勵能夠相容。
推動數據要素流通，建立高效交易市場。
建立多層次數據交易市場。采取多層次的市場架構，提供規范化的數據交易渠道，讓數據交易在陽光下進行。對于場內交易，可設置由國家、行業協會、企業等多個主體主導建立的數據交易所。對于場外交易，可對數據包傳輸等進行標準化管理，監管數據交易資質。
推動數據開放。政府可通過整合并開放數據釋放數據價值，對市場進行引導。同時，鼓勵和督促企業進行數據開放，對企業壟斷數據的行為進行必要處罰，破除數據壟斷的不良行為。
創新數據要素流通技術和手段。加強數據技術相關人才隊伍建設，推廣“數據可算不可識”和“數據可用不可見”模式，利用技術手段保障數據交易和流通的安全性。
提升數據要素安全治理，明確市場安全紅線。
健全數據要素安全法律法規和數據要素權益法律保障機制。明確數據要素安全各責任主體法律責任，從法律層面對數據存儲、交易行為進行約束。同時，積極構建實體法規范和程序法規范相結合的法律保障機制，保護不同類型數據權益。對于公共數據，要在規定領域內公開，明確其他主體申請獲得公共數據及參與監督的權利；對于企業數據，要有效跟進相應的法律制度，防止數據權利濫用引發市場競爭秩序混亂；對于個人數據，要依據數據敏感程度分層次進行權益保護，改進侵權行為的認定規則。
提升數據管理能力，推動數據安全體系建設。推動形成政府、行業、企業協同治理模式和三位一體的數據安全保障模式。國家、行業和企業作為數據市場重要主體，要不斷提升數據管理能力，通過基礎設施建設、部門設置、人才建設等各個環節對數據全生命周期進行規范，促進數據治理水平提升。
(光明日報 作者：唐天偉、江曉婧、何艷，分別系江西師范大學管理決策評價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本文系江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地方黨委落實國家安全責任制績效評估體系研究”［編號：21WT29］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