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6月22日，古特雷斯在巴黎舉行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上呼吁，各國政府共同迎接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時刻”，重新審視并重新構建一個著眼于21世紀的全球金融架構。

其實，自2008年那場從華爾街掀起進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后，要求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呼聲就從未停止過，但改革步伐卻進展緩慢，甚至成為其他領域改革的絆腳繩，我們不禁要問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到底為“誰”而改？

長期以來，IMF和世界銀行向發(fā)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援助和低息貸款，雖然為發(fā)展中國家發(fā)展建設“輸血”，但也輸出了西方價值標準和規(guī)則。事實上，在援受關系互動當中， 由于一些受援國亟需援助國提供的資金援助，但又無法向援助國提供相應的權力或利益報償， 因此，很多情況不得不被迫接受援助國苛刻的附加條件，特別是政治條件，這也成為了引發(fā)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的隱患。

近年來，美國迫使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停擺，將對美貿易順差國家列為匯率操縱國，對他國企業(yè)和個人設置黑名單、肆意實施經濟制裁，對多國進行長臂管轄，這些行為都是美國以本國利益優(yōu)先、破壞國際金融體系規(guī)則秩序的行為。美國日漸將國際金融體系作為維護自身霸權的地緣政治爭奪工具，這是IMF和世界銀行結構性問題始終難以解決的最根本原因。

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基本上是發(fā)達國家主導建立起來的，主要體現了發(fā)達國家的利益，也更有利于維護發(fā)達國家的利益。特別是國際經濟舊秩序使少數發(fā)達國家控制國際經濟調節(jié)機制，使國際生產體系、國際貿易體系、國際金融體系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從各方面限制和阻礙了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

IMF和世界銀行是二戰(zhàn)之后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金融支柱，美國一直把持著這兩大金融支柱，與美元一起構成了美國的國際金融霸權。因此，從設計之初就不可能充分體現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也不可能真正的公平。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曾經提出，創(chuàng)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wěn)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這才是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這也決定了IMF、世界銀行在推動自身改革時只能是“小修小補”。

1997年，IMF通過的特別提款權(SDR)特殊分配協定修正案中，發(fā)展中國家話語權及融資能力顯著提升，但該協定直至2009年才在G20敦促下正式生效。2010年通過的配額和投票權改革協定修正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共同構成新的貨幣籃子，協定拖延至2016年才生效。2021年8月，IMF新一輪規(guī)模為6500億美元的SDR普遍分配方案生效，這是IMF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SDR分配，發(fā)展中國家獲得約2750億美元支持。然而，即便如此，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規(guī)模與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和獲取資源的能力仍嚴重不匹配，美國仍擁有重大事項獨家一票否決權。

IMF每一次“傾向”發(fā)展中國家的改革，都發(fā)生在美西方發(fā)達經濟體面臨重大金融市場沖擊、需要團結發(fā)展中國家力量應對危機的時期。而隨著美西方發(fā)達經濟體從危機陰霾中走出，其協調國際金融政策的訴求淡化，對IMF和世界銀行機構改革的意愿和動力就再次消退。

近年來，美國日益將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當作維護本國政治利益、制裁打擊他國的金融武器。越來越多國家認識到，美元霸權是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最根本問題。如今，多國對美元的信任度下降，全球去美元化趨勢加速，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面臨沖擊。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對國際金融體系民主性、中立性、公共性、透明性的訴求日益強烈。

世界需要更加公平、多元化的國際貨幣和支付體系，“去美元化”進程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加速展開。面對當前世界多極化趨勢加速的大背景，如果不能有效增加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代表性和發(fā)言權，充分反映其利益訴求，可能會加速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另起爐灶。例如，南美、中東、非洲等地區(qū)都在加速“去美元化”。俄烏沖突以來，美元制裁“武器化”，以及美國債務上限懸崖進一步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進程，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qū)棄美元而轉向雙邊貨幣、或者第三方貨幣結算。特別是近一時期以來，金磚國家銀行不斷擴員，這背后已經充分反映出世界銀行和IMF到了非改革不可的“關鍵時刻”。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

《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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