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權委托書電子版,如何寫個人授權書
提及醫生，人們常常將之與救死扶傷聯系在一起，在路桂軍看來，醫療還有一個職能，是“送死”。
2021年3月，路桂軍在北京為自己辦了一場葬禮，引來媒體廣泛關注。作為一名疼痛科醫生，他在從業中接觸了大量臨終患者，他們失去治愈的可能，希望尋求人生最后階段的舒適和安寧。
2019年，路桂軍入職北京清華長庚醫院，目前為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疼痛科主任。在治療慢性疼痛的同時，他組建了由醫生、護士、醫務社工、臨床藥師、志愿者組成的安寧療護多學科團隊。
在世界安寧療護日到來前夕，我們采訪了路桂軍，以下是他關于這一話題的講述——
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疼痛科主任路桂軍。受訪者供圖
“救我命，治我病”
1998年，我作為一名臨床醫生進入疼痛科工作。向我們求助的患者中，近1/5是癌性疼痛，他們在完成積極治療后，還有強烈的肉體與精神痛苦。
我接診過一名四十多歲的直腸癌患者，他因肛周疼痛而痛不欲生。治療后我問他，有沒有覺得好多了。他告訴我，與身體的疼痛相比，切斷過往的痛苦更讓人難以忍受。他是一家知名外企的大區經理，疾病讓他不得不放棄事業，也無法再承擔家庭責任，他帶著這些牽掛和不舍在痛苦中離世。
我年輕時還救治過一位老太太，她在鐵路上被壓斷一條腿，術前清醒時，她對我們雙手合十，說“救我的命，治我的病”。我當時不知道說什么，只是回答：我們努力。后來我從主治醫生那里知道，老太太的兒子去世了，兒媳婦改嫁，孫子高考，她靠撿廢品養活孫子，她不僅想活下去，還想繼續養活孫子，“救命”和“治病”對她是兩件事，所以她分開來說。
老太太最后沒醒過來，我的挫敗感很強，發現醫療不是萬能的，既不能拯救所有人，也不能幫他們擺脫現實困境。換做現在，我一定會在術前問清楚，為什么她把兩句話分開、她的牽掛是什么，告訴她不管醫學結果如何，我們的社工都會幫助她的家庭，在她去世之后，我們可以為她的孫子提供哀傷撫慰……即便一個患者在醫學上“沒救了”，他們依然有痛苦需要緩解，有遺憾需要彌補，這些就是安寧療護的任務。
安寧療護是人文氣氛非常濃厚的學科。所有腫瘤疾病和老年慢性疾病都有兩個方向，一個是治療，一個是生活質量的提高。當治愈做不到時，提高生活質量仍然有可能。
到了疾病終末期，不管是患者、家屬還是醫生，三方都心知肚明。這種情況下，沒有一個傳統科室可以進行以治愈為目的的治療，也很少有傳統科室愿意提供以減輕痛苦為目的的照護。很多患者會向我提出疑問，我的痛苦沒有解決，醫院怎么就不收了？
很多醫生都是在從業中被患者不斷觸動，由此開始了安寧療護的學習和實踐。我在學校里從未學過安寧療護，隨著在臨床上接觸的患者越來越多，我才發現，患者和家屬原來還有那么多沒有被關注和滿足的需求。
路桂軍與患者交流。受訪者供圖
安寧療護的“六個病房”
安寧療護沒有成熟的體系，也不是醫院的常設科室。我們在摸索中嘗試過六種模式。
最開始我們沒有安寧療護的床位，為了能夠開展照護，我們利用當時的客觀條件，把患者收到特需病房。后來，醫院調整特需病房的管理辦法，特需安寧療護的模式也不再能夠滿足患者需求，我們獲評北京市首批安寧療護示范基地后，根據要求，醫院要配比相應的安寧療護床位，于是利用疫情期間建設的臨建病房，開設了有8張安寧療護床位的醫保病房。
由于床位有限，2/3的病人是住不進來的，而我們旁邊的醫院又有相對富余的病床，我們就與他們談合作，他們收病人，我們的醫生去那里免費查房，以此增加安寧療護的床位。
我們所在的天通苑地區，很多癥狀不太嚴重的患者愿意居家，但醫生需要家醫資質，我們就找到醫聯體。社區醫生有資質，但沒有時間，于是我們培訓了一批有情懷的志愿者，日常由志愿者與患者一對一匹配，隔日上門一次，了解患者的問題并反饋給我們，需要醫療支持時，由家庭醫生上門。
在這期間我們發現，居家安寧的患者可能出現突然的疼痛、嘔吐、惡心、意識障礙等問題，社區不一定能解決，我們便開設了4張安寧日間病床，收治這部分有緊急問題需要處理的患者，等到他們癥狀緩解，再回到家中。
我們醫院內部的其他科室也會出現臨終患者，我們和這些科室合作進行安寧共照，他們有需要時發起會診，我們提供個案管理，他們負責處理原發病，我們負責改善患者的癥狀，減輕他們的痛苦。
床位依然是緊張的，我們建立了安寧床位的院前池，每天進行動態評估，病人們在這六種模式中流轉。這個模式不一定能夠復制，但對其他有意向的同行來說，大概可以提供一個參考。
安寧療護光靠一個科室是不夠的，需要一個團隊。我們剛開始做時是2019年，只有我自己，現在有三四十人了，包括醫生、護士、醫務社工，心理治療師、個案管理師、臨床藥師、志愿者等，也有了進修醫生和護士的加入，如此才能支撐現有的體系。
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安寧療護團隊合影。受訪者供圖
適合國情的安寧療護學科有待建立
安寧療護目前沒有很好的支持性政策。醫療的常態是治愈性醫療，評估致殘率、致死率、床位周轉率……安寧療護面臨的問題在于，死亡率百分之百、住院時間相對較長，有時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現有評估體系對安寧療護的開展并不友好，甚至可能阻礙安寧療護，這種矛盾在實踐中經常遇到。
適合我們國家的安寧療護學科建設也還有待建立，做安寧療護的人不得不在困難和挑戰中探索前行。不管是醫生、護士還是護工，同理會痛苦，給予會枯竭。無法高效利用有限的床位，死亡率影響科室評比，沒有體面的收入，很多非治療性的服務不在醫保收費目錄內，沒有可參考收費標準……給予越多越枯竭，這是客觀的現狀。
不同的醫院對于安寧療護的積極性也不一樣，需要差異化發展。大醫院收治疑難重癥患者，有相對先進的醫療技術，對于安寧療護沒有太大動力，但人的死亡是必經之路，三級醫院應當作為技術支持，為安寧療護的主力軍——二級醫院和社區醫院提供支持。
盡管安寧療護不能給醫院創造可見的經濟收益，但是，它可以帶來社會效益和人文效益。
對于患者來說，很多人希望去世前有安靜的環境，譬如一個單間病房，我們希望提供，但這種情況只能自費；我們也在為腫瘤患者思考可能的經濟策略，譬如國家對職工有喪葬費撫恤金，這筆錢能否提前給到有需要的患者和家屬？
在國外，很多發達國家在保障安寧療護服務方面也面臨著財政短缺的困境。從全盤統籌的角度來說，同樣的臨終患者，相比抗癌到最后，在不影響治療效果和治療結局的前提下，安寧療護的介入能夠顯著減少醫療的總費用，患者的生活質量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但是安寧療護省下的錢涉及許多流程和機構，最終可能會給醫院帶來虧損。因此我認為，安寧療護可以作為基本醫療由國家統籌安排。
安寧療護是一項值得做的事業，出于對我們安寧療護工作的認可，醫院每個月會給安寧療護的護士發放補貼。也有其他科室的同事參與我們的工作，不給錢也來。我們發展了這幾年，現有體系算是做到了游刃有余。安寧療護的政策還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對于從業者而言，先期的探索不能只等政策，相比之下，腳踏實地做比什么都不做要強。
死亡教育亟須重視
安寧療護是奔著“好死”而去。對于臨終患者，談論死亡是安寧療護的基礎，如果連這個詞語也不能談，就談不上安寧。只有接受死亡這件事的家庭，才能進入到我們的服務隊列。
安寧療護會涉及許多問題。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開始的家庭會議中解決，家庭成員之間明確患者目前走到了哪個階段、各自是否認可、接下來有哪些訴求，達成共識后寫授權委托書。它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效益，但也起到一定作用。患者基本是知情的，如果不知情，在家屬同意的情況下也可以由我們去談。談論死亡并沒有什么秘訣，我們僅僅是不回避。
我們也會面臨糾紛和矛盾，但我認為這種矛盾的本質是患者情感上的不接受，實際上，他們在理智上是知道的。我們有一位病人，黑便出血，醫學評估需要輸血，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原因沒有做，病人的孩子后來因此和我們鬧矛盾。這個孩子對媽媽感情非常深，照顧得特別仔細，每天用A4紙記錄所有情況，她的悲傷無處安放，對我們來說，她也是受了傷的孩子，我們理解她。
我每天在做安寧療護，請我出去講課，我都會提到死亡教育的話題。死亡教育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和重視。
死亡在中國并不是絕對禁忌，但談論他者的死亡很多，談論你我之間的很少，如果你我之間不談死亡，如何去同理患者？我之前給自己做葬禮，其實是想和我的學者朋友們一起去討論死亡這件事情。
常常需要面對死亡的醫務人員，應當在醫學教育階段接受死亡教育。當一個醫生缺乏良好的死亡觀，其對于死亡可能出現兩種態度，一種是漠視，看了太多已經不再去思考了；一種是抵觸，厭惡死亡帶來的無力感，以及由死亡衍生出的醫療糾紛。
我們病房有一年分來四個護士，有兩個干了三個月就離開了，說來了這里天天“送終”，和上學時“白衣天使迎接新生命”的期望不一樣。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臨終患者因為老談死亡，讓原有的醫務團隊非常焦慮，向我們求助，不知道該如何與患者溝通，患者來到我們病房后，我們發現他對于死亡很通透，和家人進行了很好的告別，最后圓滿地善終了。
死亡是每個人的必經之路，應當得到所有人的正視和善待。
新京報記者 戴軒
編輯 白爽 校對 李立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