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生于1954年，當代作家、文學家。現為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代表作《長恨歌》《流逝》《小鮑莊》《紀實與虛構》等。

《紅豆生南國》

作者：王安憶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年6月

《仙緣與塵緣》

近日王安憶中篇小說集《紅豆生南國》悄然面世，純白色封底，藍線素描的歐洲小鎮，很貼切地展示了這本書的特質：它不是濃烈跌宕的情節型小說，而是細膩的工筆小說。對致力于長篇創作的小說家來說，中短篇小說更像是在奔赴下一個長篇之前的休息和熱身。去年出版的長篇《匿名》對于時空、文明的宏大思考和繁復思辨，無論是對王安憶，還是對喜歡她的讀者而言，無疑都是一次陌生的冒險之旅，贊賞她勇于突破的有之，失望于她繁瑣空泛的有之。而《紅豆生南國》，又一次回歸到針腳綿密的日常書寫之中，回歸到我們熟悉的那個“王氏風格”。

1 寫都市人生

希望還原他們說話的方式

此書包含三個中篇：《鄉關處處》《紅豆生南國》《向西，向西，向南》，對應三個城市：上海、香港、紐約，寫了三組群像：上海鐘點工、香港男人、紐約華人。這三個城市無疑都是世界級大都會，高樓大廈之下，人潮洶涌，多少人生故事滋生其中。寫都市日常人生，正是王安憶的拿手好戲。

有個細節頗有意思，三篇小說都標有寫作的時間和地點，分別是：2016年元月25日紐約；2016年4月9日紐約；2016年10月27日上海。2016年她客居紐約時寫上海和香港，回到上海后回頭寫紐約。在一個城市寫另外一個城市，時空的距離就有了，能夠以遠觀的審視態度來寫。而在紐約的生活，讓她對美國海外華人的生活有了細致的了解。《鄉關處處》《紅豆生南國》和《向西，向西，向南》頗不相同。在語言的運用上，前兩篇語言往回縮，四字結構，頗有古白話的凝練之風，而到了第三篇恢復到日常普通話的節奏。王安憶在接受采訪時也提到這一點：“可能還是和題材有關系。尤其是第二篇，《紅豆生南國》，因為我寫的是香港社會，香港人說話其實很有古風的，但我本人不會說廣東話，當我很客觀寫他們的時候，還是會注意希望能還原他們說話的方式。到了第三篇就是普通話的敘述。第一篇是寫紹興保姆，紹興人說話也和普通話體系不大一樣。普通話的敘述和地方上的敘述不一樣，但我也不企圖像金宇澄那樣（全用地方話來寫）。”

王安憶之前也寫過上海外來務工人員，比如說《民工劉建華》寫木工，這次她寫了鐘點工月娥。王安憶筆下的女性，向來都是生命力頑強堅韌，無論生活如何艱難困頓，都能一步步打拼出一番新天地。月娥也是。她有著樸素的生活觀，每一點攢下來的收入，都能讓她覺得生活有盼頭。同時她也接觸到了繁華的上海，還有那些形形的上海人，甚至與其中一些人有了感情的維系。“幸虧，幸虧走出來，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這一步，少賺錢不說，還錯過多少風景，豈不可惜死！”夜晚忙完，她騎著電動車穿行在上海的街道上，內心涌動著的是自豪感。

2 關注日常生活

從雜亂瑣細中品出詩意

王安憶小說中有個常見的人物模式：女強男弱，在這本書也有體現。《鄉關處處》中月娥與丈夫，女方在上海打拼，男方固守家中，家里主要經濟收入還得仰仗女方。而在《紅豆生南國》中，男人則在情感關系中處于弱勢。這個香港男人骨子里是文藝青年，早年隨時代風云鼓動，寫了很多熱情洋溢的文章，后來運動落潮之后回到生活之中，結婚生子，日子卻并不如意。這篇小說中提到的兩個女人都是香港男人的至親之人，一方是他的養母阿姆，一方是他的妻子（之后是前妻）。婆媳不和，他夾在中間，備受折磨，“千真萬確，女性是他天然的債主，他生來就是為了還報她們的施舍”。

“女性是他天然的債主”，是王安憶諸多小說中頻繁出現的母題，這個“他”可以是《一家之主》里的新加坡男人，可以是《長恨歌》里的薩沙，也可以是“三戀”中的男人們。女性在這種關系中處于強勢，她們主動地爭取自己的命運鑰匙，相比之下，男人都孱弱蒼白，習慣往內里縮。《紅豆生南國》這樣寫道：“他懼怕婚姻，婚姻這一種恩惠，比生恩養恩又有所不同，它包含情欲的施舍，不啻是人生的奢物，更有傳宗的給予。想他這樣，出生多余的人——被送養的命運多少有這么一點意思，有延續子嗣的價值嗎？他簡直在強取豪奪，剝削造物，前債還未還清，哪敢再續后賬？”

再說到這兩篇小說的題目，也體現出王安憶一貫的偏好，她往往喜歡從中國古典文學中尋求靈感，如《長恨歌》《上種紅菱下種藕》《桃之夭夭》《天香》等。這次也不例外，《鄉關處處》出自崔顥的《黃鶴樓》：“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紅豆生南國》出自王維的《相思》：“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古典詩詞，人生況味，高度濃縮，王安憶筆下的人物，卻是從雜亂瑣細的日常生活中品出詩意。

說到日常生活，王安憶非常愛提到一個詞——“芯子”。在《長恨歌》中，她寫王琦瑤的生活，找到她的性格邏輯，順應時代的變動而走，然而生活的日常是最里層的，人在這個層面上是踏實地活著，所謂“螺螄殼里做道場”。她對于日常生活的關注，形成了自己的美學。小弄堂里狹小格局里有大文章，如何布局，人們如何相處、生活，人情世故如何微妙細膩地展開和變化。她寫起這些來，可謂是“耽溺”。《鄉關處處》和《紅豆生南國》是這種“耽溺”的延續。

3 人生如寄

從世俗中超拔出來，醞釀生存的詩意

《向西，向西，向南》寫上海女人陳玉潔和丈夫跟隨改革開放大潮在生意場上一路打拼，掙到足夠多的錢，來到紐約，買下房子。緊接著是生活的崩塌，丈夫出軌，女兒疏離，打拼半生，卻發現自己一無所有。這篇小說從柏林到紐約再到加州圣迭戈，空間跨度大，涉及的材料也多，前半段稍顯滯澀，后面寫到兩個女人的相處，一下子又流暢熟悉起來。

對于女性情誼之間的刻畫，也是王安憶的拿手好戲，比如《長恨歌》中的王琦瑤與她的女伴，《弟兄們》中的三個好姐妹，《天香》中的小綢妯娌。女性間的感情往往是無關情欲的親密無間，其細膩微妙往往也是王安憶著力甚多之處。這篇小說對兩個女人之間的交流，有細致的描寫，讀來頗為動人。

讀完三篇小說，有一種“人生如寄”之感。鐘點工在上海，千辛萬苦，終究難以扎根下來；香港男人、至愛之人，都讓他疲憊不堪躲閃不及，雖然在從小生長的城市，不也如風吹浮萍一般嗎？而紐約的這兩個女人，跨越半個地球，相遇之時都有心傷……

原有的生活都已經遠去和崩塌，未來的生活還不可知，只能看個人造化。王安憶喜歡把這些寄放在大時代的背景之下。這三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工進城務工、香港回歸、國企改制、金融風暴……人寄存于時代之流中，時代變幻，人生隨之變幻。在《向西，向西，向南》結尾，原來在柏林開書店的潘博士光顧了陳玉潔和徐美棠的中餐館，潘博士“發現自己，最適合的生活是，做一名游僧。開車行駛在西部的沙漠，仙人掌一望無際，太陽照耀大地，前方是地平線，永不沉沒”。這或許也是王安憶筆下很多人物的自我放逐之旅。

王安憶說過：“我覺得小說就是要講一個故事，要講一個好聽的故事，不要去為難讀者。”還說過：“我寫了這么多的小說，當然是可以將世俗的東西安排得非常好的，但如果僅僅讓我寫一部世俗小說我是沒有興趣的。”《紅豆生南國》可謂實踐了她的想法，三篇小說都是“好聽的故事”，雖然都涉筆世俗生活，可又能從世俗中超拔出來，醞釀出生存的詩意來。

□鄧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