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內部專門負責偽裝成外國黑客實施攻擊的特殊部門，不僅長期冒充俄羅斯黑客，還冒充朝鮮等國黑客實施網絡破壞行動，行動目的就包括迎合輿論戰的需要

◇當前很多國家的情報機構甚至是普通的政府部門都擁有輿情監控系統或垂直方向的輿情分析服務，美國輿論戰團隊經常利用這種機制將希望投放給目標決策者的信息包裝為普通的網絡輿情信息，甚至會提交虛假信息以誘導競爭對手制定錯誤的應對預案，然后等待在輿論戰戰場上實施倒打一耙的機會

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一名美軍士兵用槍指向一名阿富汗男子（2021年8月16日攝）新華社/法新

作為認知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依托手段，輿論戰堪稱在認知戰領域擁有最高的優先級和可操作性。

輿論戰是一種針對公眾輿論的戰爭策略，具體是指在信息化社會中，政府、軍隊、企業、團體等各種主體通過運用媒體、網絡和其他渠道，對目標群體進行有計劃有組織的輿論宣傳和引導，以達到影響、控制或改變目標群體的思維模式、態度、價值觀和行為的目的。

它涉及的領域是全方位的，包括國家形象、國際關系、政府政策、公共事件、市場、產業、投資、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等等，因此也被視為當今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競爭的重要手段之一。

從全球范圍來看，輿論戰能力排名第一的是美國。作為全球信息強國，美國在公眾思維引導和認知作戰方面擁有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美國政府和軍方設立了專門的情報部門和宣傳機構，他們憑借強大的情報搜集和分析能力，通過“軍民融合”和國際動員，常常能夠精準引導、塑造全球輿論。

然而，當這種能力異化為話語霸權后，必然會給國際社會帶來極大的危害：近些年來，美國不斷挖掘其他國家的弱點或敏感點，經常利用爭議性議題和網絡話題對他國展開輿論攻勢，通過報紙、雜志、電視、廣播、網絡新聞、網絡論壇、社交平臺等，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對大眾傳播符合其利益的觀點，甚至編造謠言，散布虛假信息，制造和操縱一些可能對他國造成威脅的輿情事件，以打擊、削弱競爭對手。現今的國際輿論場，已然被美國視為維護其全球霸權、干涉他國內政、左右國際關系的操作平臺。

作為輿論戰的進攻方，美國在定向宣傳、信息發布、創造事件、編造謠言、煽動輿情、操縱媒體等方面已經形成了一系列套路，也會隨時根據局勢變化創造新的戰法。這些套路和戰法包括：

栽贓陷害：在輿論戰中，栽贓陷害是一種常見手段，如海灣戰爭中的“嬰兒孵化器事件”就是典型案例。1990年，在海灣戰爭前夕，有一名名為Nayirah的科威特少女在美國國會作證，聲稱她親眼目睹伊拉克士兵把科威特醫院里的嬰兒從孵化器里扔出來，導致這些嬰兒死亡。這一指控在美國媒體上廣泛傳播，為美國發起海灣戰爭提供了“道義”支撐。后來的調查發現，Nayirah的證詞并不真實，她實際上是科威特駐美國大使的女兒，在美國情報機構的支持下到國會作證，她的證詞經過公關公司的精心策劃，成為美國對伊拉克輿論戰的工具。

以退為進：人類是具有同情心的生命，通過輿論戰把自己包裝成弱者或受害者，往往會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遇恐怖襲擊后，美國政府和媒體迅速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并展開輿論戰，包括廣泛宣傳“基地”組織及其領導人奧薩馬·本·拉丹策劃恐怖襲擊造成的無辜平民傷亡、世貿中心的倒塌、現場的悲慘圖片和視頻以及對美國經濟和社會心理的影響，而絲毫不提及恐怖主義滋生的背景及其為何對美國發動襲擊。通過這種宣傳，美國以受害者的包裝淡化了自身霸權主義的形象，進而實現了對全球輿論的綁架并為“反恐戰爭”貼上了“正義”的標簽。

言過其實：現實世界中的事物常常不具備輿論聚焦的作用，如果對其進行夸大的描述，則可能成為輿論熱點。例如，“9·11”恐怖襲擊發生后，美國媒體對全球恐怖主義活動的報道發生了變化，有些報道刻意夸大了的能力和威脅程度，使公眾開始關注恐怖主義問題并產生恐慌，這為美國發動“反恐戰爭”提供了輿論鋪墊。

無中生有：編造謊言和制造假文件是輿論戰中一種常見的戰法。例如，在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中，一些媒體報道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成為美國發動戰爭的一個重要理由。然而，戰爭結束后的調查發現，伊拉克并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報道被證實是虛假的。

推波助瀾：一些社會問題廣泛存在于各個國家，美國卻熱衷于搜尋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新聞，并將之與政治制度、民主水平、貧富差距、種族問題等相關聯，然后推動其成為輿論熱點，引發公眾關注和反思，目的是降低其對執政黨的認可度。

分而治之：美國擅長借題發揮將某個負面事件與他國內部的特定群體相關聯，引導其他民眾歧視甚至仇恨該特定群體，從而引發或加劇他國的社會分裂。“地域黑”“女權癌”等都是典型案例。

守株待兔：美國會事先做好預案等待對手犯錯或等待其他國家發生災害、事故時發動輿論戰。當這些事件發生時，美國的輿論機器會落井下石，加大功率，將其引向他國所謂的“系統性風險”，制造民眾恐慌。

對比反思：其他國家有出現時，美國會拿捏新聞熱點并提供截然相反的正面案例，如“這樣的事情在美國從來不會發生”。這種輿論攻擊模式企圖引導他國民眾在“反差”之下反思、抨擊本國的體制。

蓋棺論定：當競爭對手發生時，美國輿論戰團隊會用蓋棺論定的語氣進行定性，聲稱這是某重大歷史事件的重演，誘導公眾認為事件后果非常嚴重，歸根結底是社會的體制機制或管理者存在嚴重問題。

攻擊人設：美國會在他國領導人政治聲望最高的時候，挖掘并公開其污點，攻擊其人設。因為被美國曝光一系列政治丑聞，有不少國家領導人任期尚未結束就被罷免了職務。有的時候，政治人物的污點是被編造出來的，并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被攻擊的政治人物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辟謠，盡管最終會證明自己的清白，但其聲譽已經受到了損害。

笑里藏刀：表面上看似贊美、夸獎，實際上卻含有諷刺、挖苦的成分，相關言論形成文案后通過社交媒體大范圍推送，成為貶低、抹黑政治人物的有效策略。這種輿論戰戰法常被用于影響政治人物的競選。

左右為難：不受美國歡迎的政治人物面臨政策選擇時，會出現兩種不同方向的輿論來對其面臨的選擇進行分析，并得出左右都不對的結論。這兩種輿論很有可能出自相同的輿論戰部隊，兩種聲音大小也相當。

偷梁換柱：美國國家前承包商雇員愛德華·斯諾登曾因揭露美國政府的大規模監聽計劃而成為國際焦點，他泄露的大量機密文件引發了全球對隱私保護和政府監控的關注和討論。為了抵消其影響，美國情報機構篡改了斯諾登發布的文件，包括修改或刪除了原始文件中的關鍵信息，添加了虛假的或誤導性信息，并將偽造的文件與真實文件混雜在一起。篡改后的文件通過社交媒體、網絡論壇、傳統媒體和其他傳播途徑散布出去后，被不明真相的公眾和媒體誤以為是真實的，導致了他們對相關問題的誤解。美國的這場輿論戰，削弱了民眾對政府監聽計劃的關注和抵制，也對斯諾登的信譽造成了損害。

有罪推定：近年來，美國政府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污蔑特定全球領先的通信設備制造商的5G設備存在后門，誣稱其設備被政府用來從事間諜活動，美國同時采取了多種手段限制其業務并要求其他國家跟進。在輿論反擊中，通信設備制造商不僅顯示自身設備安全可靠，不存在后門，還發布了技術白皮書，詳細闡述了5G設備的設計、安全性能和質量保證等，同時邀請獨立技術專家和機構對其設備進行了評估，為公眾提供客觀的科學依據，使美國的有罪推定不攻自破。

持之以恒：在輿論領域，持續推動某一話題，不斷發布相同觀點的不同內容，是為了讓該話題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并盡可能地覆蓋到不同人群，從而影響其觀點和行動乃至宏觀決策。比較典型的是，新冠疫情大規模擴散期間，有輿論持續主推兩種觀點，“美國科技先進”及“美國的藥品和疫苗能夠應對病毒”，其意圖昭然若揭。

流量轟炸：“流量巨頭”不定時地在多種場合重復某個詞匯或提及某個事件，無論公眾以何種眼光看待，以何種思維思考，最終都會強化該詞匯或事件在公眾大腦中的印記。例如，美國“網紅”前總統特朗普為了掩蓋美國政府防疫不力問題、轉移社會矛盾，遇到疫情相關問題時，不論說了什么內容，總會抨擊美國競爭對手的防疫情況。

挑撥離間：使用挑撥離間的方式擾亂地區形勢、破壞他國之間的合作是輿論戰的常用手段。在美國看來，爭端是挑撥中日關系最好的素材之一。美國政府和媒體在涉及爭端的表態和報道中，強調美國對日本的支持，聲稱《美日安保條約》涵蓋，又關注中日在周邊的軍事活動，渲染日本對中國在該地區的行動表示擔憂。這種輿論戰的目的就是煽動民眾情緒，破壞相關國家的合作。

魚目混珠：2017年，“維基解密”公布了美國中情局黑客假扮俄羅斯聯邦黑客的證據，原來轟動一時的美國電子郵件服務器入侵案是中情局黑客所為。他們制造“克里姆林宮間諜”攻擊的假象，目的是在美國大選前營造反俄社會輿論。中情局內部專門負責偽裝成外國黑客實施攻擊的特殊部門，不僅長期冒充俄羅斯黑客，還冒充朝鮮等國黑客實施網絡破壞行動，行動目的就包括迎合輿論戰的需要。比如，2022年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慫恿美國黑客對俄羅斯發動網絡攻擊，隨后發展中國家境內發現有大量服務器發起了針對俄羅斯的網絡攻擊，經過對服務器進行技術檢測發現，其入侵者正來自于美國。而此次網絡攻擊被美國媒體描述為俄烏沖突爆發后發展中國家黑客發起了對俄羅斯的網絡戰爭。

主動投喂：當前很多國家的情報機構甚至是普通的政府部門都擁有輿情監控系統或垂直方向的輿情分析服務，美國輿論戰團隊經常利用這種機制將希望投放給目標決策者的信息包裝為普通的網絡輿情信息，甚至會提交虛假信息以誘導競爭對手制定錯誤的應對預案，然后等待在輿論戰戰場上實施倒打一耙的機會。

檢舉舉報：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推特賬號在2021年1月被永久封禁，原因是推特平臺接到舉報，認為特朗普的一些推文違反了該平臺的“禁止煽動暴力”規則，并決定永久封禁特朗普的賬號，隨后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也采取了類似的行動，暫時或永久地限制了特朗普在這些平臺上的活動。實際上，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輿論戰也會采取類似戰法——使用網絡水軍對輿論戰對手的賬號、帖文進行大量違規舉報，逼迫社交媒體平臺、公眾賬號平臺等做出刪除內容、賬號禁言、賬號封禁等動作。

以上套路和戰法，在輿論戰中屬于策略和技巧的層次，雖然其能夠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需要認識到，美國輿論戰的能力不止于戰術靈活多變，其工具、技術、資源等方面的積累，使其話語霸權更加值得警惕。

從工具來看，美國長期培育了三大類輿論戰機器：一是中情局與財閥共同投資的基金會實現了向他國的滲透，在他國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培育為“前哨”人員，“前哨”人員均經過了基金會“合規腳本”的洗腦和培訓，既可以向中情局提供所需的情報，又可以在關鍵時刻成為輿論戰的力量；二是中情局長期通過公共機構傳播其意識形態，包括環境保護組織、教會等機構，從而組織了有利于其輿論戰的社會力量；三是美方的網絡作戰力量，包括行政情報機構如中情局的網絡作戰力量、軍事力量如美國陸軍網絡戰部隊、社會力量如服務公司和等三個部分。

從技術來看，美國擁有先進的數據采集和處理技術，能夠實時監測和分析全球范圍內的社會輿情，從海量數據中提取出有價值的信息，為美國實現輿論引導提供技術支撐。

從資源來看，美國掌控著全球諸多媒體，擁有龐大的盟友體系，正是這種結構性比較優勢，在很多時候塑造著國際輿論和“國際社會”的態度。

（文∣趙盛燁 本文作者曾在國防科技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行人從美國紐約一處墓地外為新冠死者設立的紀念裝置旁走過（2021年6月14日攝）王迎攝/本刊

（《瞭望》2023年第39期）

來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