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田高子面的做法_高面子怎么做才好吃
文｜何炳棣（“中央研究院”院士）
原標題｜《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
來源：《光明日報》2010年6月7日
演講人：何炳棣；時間：2010年5月13日；地點：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
題目：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
何炳棣 1917年生于天津，1938年清華大學畢業，1952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博士學位。1966、1979、1997年分別獲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1975—1976年榮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乃該會首位亞裔會長，也是20世紀唯一的華裔會長。1965—1987年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湯遜講座教授，是任該職位的首位華裔史家。他長期研撰中國史，成就卓著。最近十多年，他研撰重心轉到先秦思想史上一些關鍵性的課題。
主持人語 楊振寧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能請到何炳棣教授給我們做一場學術報告，這是黃長風講座的第一講。黃長風是當代實驗物理學家，他早年畢業于上海震旦大學，后來在法國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以后在美國、歐洲做了很多年工作。他一生非常嚴謹，沒有結過婚，他的遺產差不多有一千萬美元，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他捐給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所以，使我們今天能夠設立黃長風講座。
何先生是抗戰以前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當年和今天在座的林家翹教授是同學。在抗戰時期，何教授在西南聯大。比我大五歲多，所以那時不太認識他。第一次看到何教授，是我們獲得清華大學庚子賠款去美國留學在昆明到美國的途中。很多年以后，九十年代在臺灣的一個會場，我和他都坐在臺上，當我介紹到何教授時說：何教授和我是同時考取了第六屆庚子賠款的留美公費生，前幾天我在清華大學，看到了我的考分是68分多，何先生是73分多。這時，何教授便站起來說：不錯，我比他高六分（笑聲）。大家注意，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理科生考個九十幾分并不困難，但文科生要考到七十多分是很困難的。所以，他總分能夠比我高了將近六分，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事后何先生解釋，他的考分是78分多，名列清華大學第六屆庚子賠款的留美公費生第一名。）
后來，何教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及西歐史，得到了博士學位，接著在大學做了講座教授。今天，他被公認為用近代方法研究中國史方面的世界第一人。他的研究領域非常寬闊，從明清人口、經濟、社會史開始，后來又研究中國文化的起源，近年來又涉獵到先秦的思想和制度歷史。
我們非常高興，今天能把何先生請回到他的母校，來做黃長風講座的第一講。謝謝！
開場白
解放前，說到清華精神，林家翹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這不是在清華大學對我說的，而是在1965年芝加哥大學請他作一個星期的訪問，他剛到，我們就在郭曉嵐（1912年—2006年，美籍華人，清華第六屆留美公費生，世界著名氣象學家，大氣動力學的一代宗師）家里相聚，一見面，林教授就說：“我們又有幾年沒見了，不管搞哪一行，要緊的是千萬不要搞第二等題目——這就是清華的精神！”是的，我們不僅要有第一等的考試成績，還要搞第一等的題目。
這是開頭的話，現在言歸正題。
兩千年來，人們將秦國轉弱為強都歸功于商鞅變法，連荀子也持這樣的看法——《荀子·議兵》四世之說。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君在位公元前361—251，共百十年。
事實上，泰國圖強運動必須上溯到孝公之父獻公。這也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目的：筆者通過史料解讀和論證認為，從獻公起秦國開始轉弱為強，主要應該歸功于墨者的幫助。
《史記·六國年表》：“秦靈公元年（公元前424年）生獻公。”前415年靈公卒，庶長等專權，不立獻公而立其叔祖簡公。于是年僅九歲的獻公即被流放于東鄰魏國。
為了較充分了解獻公圖強的決心，有必要蠡測其青少年時代及即位初期所飽受的一系列心靈上的創傷和感情上的震撼。他十六歲（公元前408年）即開始蒙受莫大的國恥與國難——祖國國防上最險要的地區竟變成魏國的西河郡。另方面，他流亡幾近三十年間，目睹魏國變法的成就，這對他精神上既不無啟發，更多所刺激。
但是，他一生最大的外來沖擊，莫過于即位后四年（公元前381年）所發生的驚天地泣鬼神的連鎖事件：陽城君因參加攻殺藏身于楚悼王尸體之下的吳起犯罪失國；陽城君的失國，導致墨者巨子孟勝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的集體身殉以踐墨子之義。
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義
經過近數十年來中西學者的研究，墨者與統一之前的秦國有密切關系已成定局。墨子壯年就以城防及軍械發明制造聞于列國。遠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藝的信徒即懂得杠桿和滑車的原理。
獻公上任第一個目標，就是重新奪回河西地。
這段黃河東邊的汾水和涑水流域是三晉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口的重心；西邊陜西境內的洛水和渭水下游平原是有待嬴秦充分開發的寶藏。這些河流及其眾多支流都匯集此區，注入龍門、潼關之間的黃河。所以無論從軍事或經濟的觀點都是秦魏必爭之地。
由于黃土高原土質疏松，長期流水的侵蝕把表層的黃土堆積切割成溝壑原梁縱橫破碎的地貌，而如此復雜的地貌正是刺激戰國初期攻守戰術和武器創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據河西戰爭史事表，魏國在公元前419—408年這十一年間，攻占秦河西地的戰略完全成功。開頭經過三年的拉鋸戰已初步完成少梁要塞的工程。隨即居高臨下沿著黃河南進。讀到《史記》魏“圍繁龐，出其民”即可體會出這兩短句不啻是司馬遷大寫意筆法描繪的一幅攀城蟻附浴血肉搏的圖畫。
魏軍攻占合陽之后，即轉而麾師西南，進入洛水下游行將注入渭水的平原地帶。這地帶川流異常曲折，港汊縱橫，激戰之后雙方都需要選擇地點高壘深塹。魏一度進軍深入渭水以南的鄭（今陜西華縣境內），然后自動撤回到渭北建筑新根據地合陽和洛陰。弱勢的秦只能退守下游洛水的西和南：“塹洛，城重泉。”《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應在今大荔縣境內，距今西安市東緣僅僅一百二三十公里了。可見魏占領下的全部河西地已如一把利劍直指秦國的心腹了。
古今學人幾無不同意現存《墨子》書尾《備城門》等十一篇最為難讀，這是由于歷代重文輕武，更由于原書有關城守諸篇部份原簡在漢代遺失和錯置。經過半個世紀中西學者的注、譯和考詮，這些篇章里的錯字、專詞、術語和內容大致已能通讀；讀后大有助于加深了解秦魏河西戰爭在軍事及政制史上的重要意義和墨者對增強秦國攻防戰術的貢獻。
讀了《墨子》最后這十一篇再重溫《史記》，就會聯想到選擇地點修筑一座要塞城所需空中、地面、道路、橋梁、水面、地穴全方位所需軍事工程技術及規模之艱巨和交戰時動用機械與大小兵器種型之可觀。堅而且厚的要塞主城城墻的頂部之內必須筑有利于與敵人短兵相接的“女垣。”主城四隅尚須筑有更高的“望樓”和與主城配合向敵人交叉側射的若干“行城”和“雜城，”更無論外圍的濠池、吊橋和木柵等屏障了。
《備城門》開宗明義，禽滑厘請教墨子如何抵御攻城的十二法：“臨、鉤、沖、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辒、軒車。”大體而言，“臨”是攻者在城外：“積土為高，以臨我城，”也指敵人所用高達數層樓的撞城車。“堙”也是積土為坡，主要似為填塞壕池。“鉤”是鉤引兵士上城的大鉤梯。“沖”是從側面攻城的“沖車。”云“梯”易懂，無須再釋。“轒辒”據《通典》卷一六○《兵十三》是“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辒車。”“軒車”大概也是有掩蓋的大車。“水”指灌水淹城。“空洞”指挖地洞和地道。但“穴”和“突”原文殘闕，“穴”或“火”之誤，“突”部份的音義是敵人用重器突破城根時，守者以“突門”防堵，并施煙熏。“空洞”是挖地道，葉山繪有墨家地道內通道示意圖，并有利用鼓風設備通過管道燒艾煙熏敵人的簡述。“蟻附（傅）”源自《孫子》，是形容士兵密集攀登城墻的行動和搏斗。
經過近數十年來中西學者的研究，墨者與統一之前的秦國有密切關系已成定局。墨子壯年就以城防及軍械發明制造聞于列國。遠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藝的信徒即懂得杠桿和滑車的原理。墨家所發明和改進的軍事機械雖無法一一詳考，但其最重要的發明之一，投石機的構造保存于《墨子》本書、《通典》和《武經備要》諸書。其威力之大，射程之遠，命中率之高，部分地反映于它摔背（“夫”）長度的——30至35尺之間。這在古代世界是無與倫比的。
圖強運動中墨者的主要貢獻
由于飽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體殉義的感召，獻公自始即對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為秦國軍隊中的全能干部和嚴格紀律的執行者。
軍事方面
獻公之前的半個世紀，秦弱魏強只是一種相對的說法。就疆域、人口、資源而論，秦本有足夠的潛力演變成為一等軍事強國，關鍵在有英明的君主領導改革。
根據筆者的多邊考釋，獻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墨者首任巨子孟勝及其弟子集體死楚陽城君之難那一年，獻公與墨者應即開始合作，而且關系如魚得水異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區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守”都從墨者甄選。
秦制城防最高長官“守”之下，還有由墨者充任的“尉”。《墨子·備城門》篇說明“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亭尉掌旗幟。各種城防士卒，包括童子及女子，都依照“青、赤、黃、白、黑”五色旗幟各守崗位。敵人攻城由遠而近時，亭尉手執大旗，有如近代童子軍領隊之“打旗語”，并鼓聲，指揮部隊的行動。夜間只好用火。此外還有門尉，責任是執行極嚴格的監守城門、防諜杜奸的規令，白晝必須親自巡察三次，夜間巡察一次。尉的主要責任雖是防諜杜奸，嚴格執行罪罰，還有訓練基層吏員及士卒射技術的責任。
由于飽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體殉義的感召，獻公自始即對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為秦國軍隊中的全能干部和嚴格紀律的執行者。
被聘募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對獻公效忠之忱。平時對“重室子”（貴家子弟）表面上予以優待，而事實上是嚴加看守。敵軍來攻時，令重室子居城隅高樓上作偵察守候的工作，“失候斬”。其他“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聞于上”。墨者對秦中央集權消除異己方面的貢獻是不容懷疑的。
此外，秦國當局自始即極力汲取利用墨者對軍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的專長也是可以肯定的。總而語之，墨者對秦軍事上轉弱為強的重大貢獻，在獻公晚年與魏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的大凱旋中得到充分的證實。
戶籍與連坐
傳統和近代中外學人研究古代中國以軍統政的地緣組織的起源，每多上溯到齊桓公（在位，前685—643年）時管仲的創舉和公元前543年鄭國子產的改革。事實上齊、鄭的改革都不能認為是秦制的先例。
管仲軍政統一原則下行政單位的劃分，事實上僅限于分屬于桓公及國子、高子二上卿直轄的“鄉”區。全國分成二十一鄉之后，其中六個工商之鄉與兵役無關，只有十五個“士鄉”才分別由桓公和國子、高子二上卿統帥。即便在全國有限的“鄉”區之內，國君都不能享有統一指揮的權力；而且維系這十五士鄉人員的力量還是大部要靠舊家族的感情紐帶。這種依然聯系到宗法親屬關系的問題說明齊管仲的改革決不會是秦獻公全國統一性戶籍編制的歷史前例。
近代國際漢學界研究古代中國戶籍制度的第二個誤解，
是以為公元前543年鄭子產法令中“廬井有伍”,就是全國性以軍統政戶籍制度的創立。為審慎計，有必要將《左傳》原文及十九世紀理雅各（JamesLegge）英譯征引如下：
《左傳·襄三十年》：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Legge譯文：
Tsze-Ch'an made the central citie s and border lands of the State be exactly defined,and enjoined on the high and inferior officers to w ear[o n ly ]th e ir d istin ctiv e ro b e s.T h e fie ld s w ere all m arked out by their banks and ditches.The houses and tsing (井) were divided in to fives,re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
.英譯是根據杜預的詮釋，文字非常清楚明白，在國際上影響很大。但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充分汲取《左傳》權威、伯父楊樹達的淹博精深，往往能做出比較正確的注釋。他特別指出“都鄙有章”不過是都邑和鄙野應保持傳統的區別，并不意味這兩種不同地區都需要精確丈量后劃定（exactlydefined）。“上下有服”的“服”不是指服裝，而是指職守。
最重要的是“廬井有伍”的“伍”應是“賦”的借字，是納賦稅之意，而不是戶籍中由五家構成的基本單位。杜預注：“使五家相保”更會引起古今讀者的誤會，以為是五家連坐法的初現。上世紀前半葉，童書業根據顧頡剛早期課堂筆記而撰的《春秋史》，更把“廬井有伍”釋為“五家為伍的保甲制度”的濫觴。至于“廬井有伍”的“廬”字，《漢書·食貨志》顏師古注：“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廬井一詞尚具井田古制遺義，怎能是全國性軍政合一的戶籍制度中五家構成的基本單位呢？
為探求關鍵詞“伍”的真義，只靠古今諸家注釋是不夠的，必須要了解子產頒布“廬井有伍”背后的政治實況和理念。幸而《左傳》襄廿九及卅年的敘事是根據最原始的《鄭書》（當時鄭國的史籍），復雜繁瑣之中每有耐人尋味的話語。簡而言之，子產是在內外危機重重、幾乎無法形成一個能勉強運作的政權的情況下，強行被命為執政的。他背后的全力支持者是無私讓賢的罕氏族長正卿子皮。當“鄭子皮授子產政”時，子產堅辭，因為深深了解“國小而逼，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秋間受命執政初期，在答復子大叔（美秀而文的游吉，廿一年后繼子產執政為正卿）問難的談話中，子產毫無虛偽地征引《鄭書》中的諺語：“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意思是欲求國家的安定，必須先使世卿巨室安心。這個坦誠露骨談話的時間大概是在前543年秋八月，《左傳》緊接此項談話的紀事就是子產頒布的“使都鄙有章，……廬井有伍”的法令了。如果這串法令的頒布不會晚到年底的話，他從執政之初到頒布一系列法令只有三幾個月的時間。試問，在這樣匆迫的時間之內，更在施政必須先姑息大族巨室原則之下，“廬井有伍”怎會是戶籍制度革命的首發巨炮呢？
事實上，細讀國人對子產法令的反應也會得到同樣的論斷。
《左傳·襄公三十年》：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楊伯峻訓“伍”為“賦”之借字，是根據《呂氏春秋·樂成》篇“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楊注極是，因初征此稅之時，國人不無疑懼，勉強從命，三年以后，田疇因封洫水利而增值，子弟鄉校教育也得到改善，所以由懷疑轉而歌誦；處處反映鄉里聚落秩序依舊，決未曾有過強迫執行戶籍制度革命性基層組織單位改革的痕跡。五年后（昭公四年，前538年）“鄭子產作丘賦”是進一步征軍賦，其性質大體與前此魯、楚等國之用心相似，征賦主要是為改良擴充多種武器的質量，都不是從事軍政合一戶籍制度革命的先例。
秦國變法成功最重要的是戶籍制度的革新。傳統及近代中外學人幾無不歸功（或歸罪）于商鞅。其立論的文獻根據不外：
（1）《韓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
（2）《韓非子·定法》：“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
（3）《淮南子·泰族訓》：“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
（4）《史記·秦始皇本紀》附《秦紀》：“獻公……十年（公元前375）為戶籍相伍。”
（5）《史記·商君列傳》：孝公六年（前356）“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伺）連坐。”
本文以下所論與前此諸說不同之處在指出連坐法禁淵源甚古，“連什伍而同其罪”則始于獻公，而且俱深受墨者影響。為簡捷計，先論連坐。
墨子政治理論的核心是“尚同”。筆者十余年前發現《尚同》的篇名，實際上是《孫子兵法·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一語最忠實巧妙的簡化。此語乍讀之下似不足為奇，但具有糾正春秋“政多出門”歷史積弊的深意。為適應戰國初期列國間競爭日趨激烈的新情勢，墨子就把這句名言引伸利用為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權政體理論與實踐的張本。《尚同》理論的出發點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會里，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見，“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相虧害，……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欲使政治及社會上軌道，惟有人民自鄉里而上，層層都服從各級的“政長”，最后所有各級的人民和政長都絕對服從于天子。這種政體一定是公正合理的，因為天子是上天為人民福利而選擇出來的。《尚同》上中下三篇一再出現“一同天下之義”的語句，下篇更進而推論：“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這顯然是“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理論范疇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
筆者無意深究墨子“政原論”邏輯上有欠圓通，但有必要考辨何以“尚同”模式的政體在國史上首度出現于秦獻、孝之世。案：墨子為實現他所憧憬的一元化政制，訂下一條指令性的原則：“上同而不下比。”上同之義無須再釋，“不下比”的意思是，下邊的百姓不準比周勾結，對當地的政治情況有所隱匿。換言之，唯有以天下百姓為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才能賞善懲惡，順利推行政體的運作。
《尚同·中》：“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栗，不敢為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我們必須秉公指出，墨子的手段雖不無類似近現代獨裁特務統治之處，但他的居心是善良的、反侵略的，試求改善人民生計的。
最堪注意的是《尚同·下》征引已佚《大〈泰〉誓》——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的誓言——：“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清代江聲的解釋：“發，謂發覺也。鈞，同也。言知奸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發覺，則其罪與彼奸巧者同。”這就是“連坐”。再《尚書·湯誓》：“爾不從誓言，予則戮汝，罔有攸赦。”鄭玄注：“大罪不止其身，又戮其子孫。”同篇中武王歷數紂的罪行內有“罪人以族”，可見殷代已有“連坐”《史記·秦本紀》載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二十年（公元前746）“法初有三族之罪。”三族指父母、妻子、同產（兄弟）。可見早于商鞅四百年秦國已有連坐法了。
獻公即位之初，百廢待舉，抵御外侮，莫先于鞏固城防；鞏固城防，莫先于征募墨者。墨者自始即發現，“上同而不下比”的政治理念和手段，幾乎無一不與獻公的圖強愿望與步驟同軌合拍。獻公難忘回國過關的危難，城防立法之初，寧失之過嚴，勿失之過疏，所以本文上節所引《墨子·號令》篇圍城禁令是很極端的規定，在平常的情況，同伍連坐之罪有一定的范圍，伍人檢舉也非漫無限制。無論如何“相牧司連坐”決非始自商鞅是可以肯定的。
《史記》之《秦紀》獻公十年“為戶籍相伍”必須與《商君列傳》“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一起詮釋。首先應該討論的是什和伍這兩個戶籍上最低層統計單位的特點。如本節上引《國語·齊語》所載管仲在全國十五個“士鄉”編制軍隊的各種單位是始由五家組成的“軌”，也就是伍，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根本不提什這個單位。所以如此是因為什不是最小的單位，也就不宜作為全部統計的基數。事實上，什的單位是存在的。《管子·立政》：“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同書《禁藏》和《度地》等篇也都提到什伍之制。至于什作為組織單位的特殊功能，《尉繚子·伍制令》有很好的說明：
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奸，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正是為了整軍圖強防諜杜奸，獻公戶籍改革之初即定下什伍之制。這不是全憑揣想，而是有幸《墨子》書中保存了原始第一性的記錄。《備城門》：“城上十人一什長”；《迎敵祠》：“司馬視城修卒伍……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經過筆者多方考證，《迎敵祠》所言皆獻公早期事，《備城門》甚至言及征募墨者之初，主客雙方必要的考慮，大有助于了解秦墨早期的活動，其史料價值之高遠在《史記》三言兩語式敘事之上。
至于什伍所轄士兵的種型和原來的身份，《備城門》篇中兩條“示范性”的規律都有說明。“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或應作上）樓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御）。”如果敵人大舉進攻，無論師眾多少，只能分四路進攻，屆時守城兵士不過“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應之。”可見戶籍是兵農不分軍民合一的。什伍戰時與平時的成員可能不完全符合，但二者間必有密切的聯系。從《韓非子》和《史記》相關詞語及注釋揣測，什伍之制應該自始即逐步推行于全國的，其最初主要動機是為防止人民違法犯禁的，防止人民犯禁最適宜的組織單位是什伍，而防止犯法的工作平時較戰時更為根本。所以《商君列傳》“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的綜述相當正確，唯一需要糾正的是什伍和連坐不始于商鞅，而始于十九年前的獻公。這應該是合理的論斷。
由于秦簡中尚未發現戶籍原件，其具體形式尚無法確知。但張金光在其廿余年心血結晶的《秦制研究》對秦戶籍特色及其主要意義有扼要的解說和評估：
……秦戶籍為戶，役冊合編，戶籍同時是應役者的徭役檔案。此制為漢及后世所承。……秦戶籍，就其內容而言，為綜合體式，詳于籍注，……凡國家治術所掌握的每一個人口的一切狀況、家庭關系等等，盡在戶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統理庶政。秦所開創之戶籍實為人籍之綜合百科人事檔，是國與家最為重要的典章，是典中之典，為國家一切章法之根本。……編籍與“相伍（即編戶）”相為表里，相互為用。戶籍組織與社會行政編組是統一的，以縣系鄉，以鄉系里，以里系伍，以伍系術戶，以戶系口。這便構成了以秦戶籍為綱的一條完整的系術繩索。
從社會及政治觀點，獻公的戶籍改革既徹底掃除傳統鄉遂國野的區分，又奠下走向統一集權國家的通衢大道。
參與初步推廣縣制
秦為增強新征服的邊區沖要之地設縣，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穆公以后，《史記》之《秦本紀》及《六國年表》僅記有厲公二十 一年（公元前456年）縣頻陽（今陜西富平縣東北）及惠公十年（前390年）縣陜（今河南三門峽西）。獻公朝〈秦本紀〉只記有二年（前383年）“城櫟陽”,但因《集解》引徐廣“徙都”之說，引起不少近代學人誤會。實際上獻公決心設置具有國防意義的縣，始于即位后的第六年（前379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再五年后才“縣櫟陽”。
近年考古發掘證明即使筑成重要國防和經濟基地的縣以后，櫟陽城垣面積和建筑規模還是遠遠不能與都城雍和未來的都城咸陽相比。按常理推測，當獻公決意興建一系列的縣以為軍事根據地時，必有墨者精英及軍事工程技術專家參與籌劃及領導。
推動《尚同》理念的實踐
另外，尚須推測評估墨者對獻公政治改革理念及實踐方面的影響。
自宗師墨翟始，散于列國的弟子以專長論可分為三派：“論辯”者游說從政，
“說書”者傳播學說，“從事”者制器守衛。“從事”派的墨者固為獻公所急需，然“論辯”、“說書”之杰出者亦決不會錯過赴秦入仕的黃金機會。另方面“從事”者中的精英亦必能通解宗師的中心政治理念與實踐的原則、方法和步驟。飽經滄桑的獻公深明富國強兵有賴政治、社會、經濟力量的平行發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廢除殉葬舊俗，七年“初行為市”，十年即“為戶籍相伍”。恰巧臣民之間只有外來的墨者，除技術專長外，還能秉承墨翟的尚同理念及推行政制一元化的原則與方法。唯有墨者才能背誦“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的歷史教訓。筆者相信獻公之所以自始即決心邁向政制一元化的嶄新大道是與墨者一再闡發《尚同》精義分不開的。此項推論的合理性，反射于一個多世紀后荀子的視察和評估之中。
《荀子·疆國》：
應侯（范睢）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術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范睢于公元前266年封為應侯，卒于前255年。荀子親自觀察到的秦晚期的政風民俗，豈不是百年后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實現的最權威的見證嗎？荀子這著名的論斷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勝”的“四”應改為“五”，因為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獻公才符合本文考證的結果。總之，從上述重建多方面史實反思，獻公朝確是轉弱為強的樞紐，而促成這種演變的核心力量卻是來自仕秦的墨者。
結論
“大事因緣”的“因”當然是篤行兼愛非攻，不惜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緣”則甚奇，奇在：墨者原來兼愛非攻無私救世的情懷，在竭忠盡智仕秦的過程中，竟無情地被時代化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劑——這才是人類史上值得嘔歌贊嘆的永恒悲劇！
秦墨的命運
兩千多年來哲學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過于墨子學派何以從顯學倏忽衰微淪為絕學。二十世紀前半論者有胡適、梁啟超、錢穆、方授楚、陳柱、郭沫若諸家，但“在解釋墨學衰微問題上，言之成理的說法少，似是而非的議論則太多，這反而防礙對真正原因的把握。”就思想及制度方面作簡要的析論：
（1）墨子理想過高，難為常人接受
《莊子·天下》篇所論，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
（2）時代巨變不利于墨學及墨者
當秦獻公征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篤信兼愛非攻的墨者樂意效忠的對象。但經過獻公晚年與魏“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大凱旋后，秦迅即變成最強的軍事侵略國。這一基本事實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斷所有墨者社團發展的機會。
（3）獻公與墨者的特殊因緣
筆者曾屢度提到墨者的種種專長恰恰迎合獻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結論之際，再度反思，深覺二者之間的關系堪稱是特殊因緣。之所以特殊是：建立關系之初雙方都覺得一切同軌合拍，歡同魚水；雙方都不能預料局勢發展下去會只對秦國有利而對墨者極端不利。
這是因為戰國期間主要國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種專長被分配到官僚機構中的不同部門，事功雖有冊籍可稽，姓名則匿而不彰。墨者的種種技能和專長既經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來越“邊緣化”了。秦墨最無法抗拒的是統一集權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蕩，不能也不容逃脫。事實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后業已完全消融于此洪流了。從理論及事實觀點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詩書百家之禁，墨者已經完全消聲斂跡湮沒無聞了。
由于墨學衰微，墨者無聞已久，司馬遷撰《史記》只能以二十四字附墨翟于《孟子荀卿列傳》之尾：“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然而他的《六國年表》序秦獲“天助”說還值得我們玩味。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后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首先，“至獻公之后常雄諸侯”一語，既有其模糊性又有其合理性。模糊性是由于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合理性是“之后”兩字，事實上等于默認獻公對變法圖強已經為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后世讀史者往往會遇到這類傳統論史的表達方式的。再則通過本文的多方考證，史遷所講的“天之助”無疑應該是墨者“人之助”；但是秦之所以能得到墨者“人之助”就只能歸之于特殊因緣了。
國史上的“大事因緣”
六十多年前，陳寅恪師對馮友蘭師《中國哲學史》（下冊）的《審查報告》三，特別提出兩項論斷：
1.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中國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兩宋）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
2.略闡由佛引起儒釋道三教混融之后，轉而反溯：
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托之專家，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術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于學術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今日反思，陳師兩項論斷皆有商榷余地。兩宋新儒學之產生，固然是我國近千年來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傳統中國歷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應是秦專制集權統一郡縣制大帝國的建立及其傳衍。
至于陳師第二項論斷——二千年來，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之不盡符合史實，顯然是由于他在馮著審查報告中近乎炫耀的自嘲：“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國史上對傳統政制之本質及其運作了解最深刻的當推漢宣帝和毛澤東。
《漢書·元帝紀》：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毛澤東《讀〈封建論〉呈郭老》，寫于1973 年8 月5 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最后，“大事因緣”的“因”和“緣”尚需解釋。“因”當然是篤行兼愛非攻，不惜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緣”則甚奇，奇在：墨者原來兼愛非攻無私救世的情懷，在竭忠盡智仕秦的過程中，竟無情地被時代化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劑——這才是人類史上值得嘔歌贊嘆的永恒悲劇。
現場問答
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實現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這個制度背后的觀念并沒有實現。事實上，秦國并不考慮墨子尚同的標準。
楊振寧：何先生討論了很多的史學的問題，我是外行，有聽不懂的地方。但是，從演講中可以看出他做學問的態度非常嚴謹。何先生研究的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境界如此之高遠、思想如此之活躍，極其有挑戰性，這是我們很欽佩的。
林家翹：墨子是不是被時代冤枉了？
何炳棣：墨子不僅被過去的時代冤枉了，而且也被現代冤枉了。我雖然不是專門研究墨子的，但是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實踐家，他的人品極其高尚，摩頂放踵，我非常欽佩他的那種救世濟國、殺身成仁的精神。
李學勤：我們在整理秦簡的過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參考學習墨子的著作和《商君書·靳令篇》時，感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前很多年我都搞不懂：為什么這兩者之間會有那么多相似的特點？因為，我們過去只是覺得墨家和法家差別很大，而且有很多相反的地方。所以，今天何先生真是給我上了一堂大課，使我明白了在秦簡中墨者和《商君書·靳令篇》為什么會互相配合起來。何先生講得非常有道理，特別是將秦墨史視為中國歷史上很重要的悲劇。
那么，我請問何先生一個問題：有沒有這個可能？何先生將來從秦墨史的影響，轉變到商鞅變法的影響，將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否可以給我們再深入地探討一下？
何炳棣：本文所論墨者與獻公的密切關系，不就是已經修正了兩千年來認為秦國由弱致強歸于商鞅變法嗎？
陳來：十年不見了，何先生看上去還是老當益壯，寶刀不老，聲若洪鐘，剛才楊先生說：何先生是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人。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聲譽，這是與他一直做第一流的題目是聯系在一起的。
何炳棣：1932年，我15歲，南開高中二年級上學期還沒有念完，因為參加被開除了。1934年考上了清華，第一次月考，我以為準備得很充分，不料因部分地誤解有關埃及及宗教試題的措辭重點，只得了89分。坐在我右上方的姚克廣（后改名姚依林）得91分，對我說：“能得89分也很不錯啦！”姚的話完全是出于自然的，而且是純友善的。可是，我心里就很難受，心想：何以如此用功而不能獲得應有的報酬，看來讀書思維習慣如不認真改善，將來怎能應付全國競爭的留美或留英考試。所以我即刻下決心就以西洋通史這門課作為磨練意志的對象。果然第二次月考得了99分，上學期平均得“E”（Excellent，超等）已居全班之冠。下學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獲“E+”，創了紀錄，楊振寧先生曾經說過：“這是傳奇，還沒有人能考過他的。”追憶這件瑣事絕不是幼稚的自我炫耀，而是直言不諱的招供——此后治學幾無不遵守清華大一讀西洋通史過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戰”式自我磨練的原則。
陳來：何先生總是如此的苦干、實干，把做第一流的學術成就視為生命，同時何先生也付出超一流的努力，所以才能成功。中國歷史真正最大的事是秦制的建立以及對后世影響，這一點我很贊成。我認為，聽了您的講座有一個想法，秦制的建立是否實現了墨家尚同的理想？
何炳棣：是的，我很苦，做學問是件非常苦的事情，現在我的手和肩膀都是麻的，我的夫人幾年前過世了，我們曾享有65年半的婚姻，我們是同班同學，一個家庭沒有女人不成其為家。
我只能極簡單地回答您的問題。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實現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這個制度背后的觀念并沒有實現。事實上，秦國并不考慮墨子尚同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