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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1 06:19 | 浙江新聞客戶端 | 記者 俞吉吉 攝影 魏志陽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是千余年前的唐代詩人杜牧目睹江南一帶寺院林立，發出的感慨。千余年后的現在，當年的佛寺盛景已不復存在，唯留下尊尊佛像追憶著香火旺盛的往昔。

千余年間，經歷了滅佛運動，目睹了改朝換代、戰火紛飛，它們幸存了下來，但歷史也在它們身上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印記。紹興博物館內的南齊維衛佛造像就是其中的一員。歷史，記錄了它的身世，改變了它的形態，也讓它至今存留真假謎團。

這是尊怎樣的佛像？它的身后又是一段怎樣的曲折故事？

近日，記者到訪佛像所在的紹興博物館，聽副館長婁烈講述了它的身世之謎。

在位于博物館一層的《越地春秋——紹興歷史文化陳列》內可以看到這尊佛像。這是一尊南朝時期的石佛，通高59厘米，兩膝間寬45厘米，底部縱35厘米，橫38厘米。原身為青石雕刻，身著圓領通肩大衣，緊密的弧形衣紋橫向纏繞于身，一截衣擺下垂于雙腿之間，全身外塑貼金，現在，除面部以外的大部分外塑已經脫落，斑駁的表面倒是平添了幾分滄桑感。

佛像造型作全跏趺坐式，施禪定印，上身略向前傾，頭部比例較大，螺發髻珠，肉髻低平，寬額豐顏，慈眉善目，鼻梁寬扁，薄唇微啟，雙耳及肩，脖頸粗短，肩膀寬厚，軀體豐腴，儀容端莊，神態和悅。

佛像背部有三行楷書銘文：“齊永明六年，太歲戊辰于吳郡，敬造維衛尊佛”。

通過這幾行銘文，我們便可得到石佛的造像時間和所造之像。石佛造于“齊永明六年”，也就是我國歷史上南北朝時期南齊政權的年號，即公元488。所造之像為維衛尊佛。

“這與梁天監十五年（516）成像的新昌彌勒大佛時代相近，而維衛尊佛的成像比他早了28年，應該是江南地區最古老的佛教造像之一。”婁烈表示，同時，這也是紹興最早的一尊佛像了。

佛教傳入紹興始于東漢，東晉時期得到迅速傳播與發展，到了南朝，南方的佛教已頗為盛行，江浙一帶寺院林立，這便有了唐代詩人杜牧那句著名的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婁烈告訴記者，當時南方流行的是小乘教，而維衛佛則是小乘教“過去七佛”中的第一佛陀，維衛佛是梵語音譯，也譯作毗婆尸佛，意譯為勝觀佛。此外，江浙地區又多次出現維衛佛、迦葉佛石像浮海而來或涌地而出的靈異之說，一度盛傳于朝野之間，維衛佛深得民間信仰而廣為推崇。維衛佛造像在歷史上并不少，據傳，紹興的天衣寺曾有金銅維衛佛像，在云門寺也有過維衛佛像，然而，這些早期的佛像如今都已失傳，唯有紹興博物館還保存著這尊南朝維衛佛石雕造像。

事實上，這尊石佛能在千余年間留存至今，也是渡盡劫波，歷經了千難萬險。

千余年間，這尊石佛又是如何來到了博物館呢？好在，它的身世仍有跡可循。

據婁烈介紹，關于石佛的有關史料，最早見于南宋施宿《嘉泰會稽志》，其記載：“在縣東五里，唐大和九年建，號南崇寺，會昌廢。晉天福中，僧行欽于廢寺前水中得石佛，遂重建，治平三年賜今額，石佛今在寺中。”又說道：“此石佛即得之水中，又一人可負之而趨者，安知非吳郡所造而遷徙在會稽耶？”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記》、清阮元《兩浙金石志》、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等古籍中也有提及，后續傳承資料則主要來自相關知情人的文章與口述。

經梳理，石佛的身世大致是這樣的：南朝南齊永明六年，在吳郡制作了一尊維衛佛石像，當時的吳郡也就是今天的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帶，會稽郡則在浙江東部。唐大和九年（835）在紹興（會稽郡縣城）城東五云門外的南崇寺建成后，石佛或已出現在那里了，唐武宗李炎發起“會昌滅佛”運動時，南崇寺被廢，石佛不知去向。過百年后，到了五代后晉天福年間（936—943），有位名叫行欽的僧人在原南崇寺前的水池中得到石佛，并將廢棄的南崇寺重建安放石佛，該寺在北宋治平三年（1066）被賜名石佛妙相寺，到南宋時石佛仍在妙相寺，是越中著名古剎，直到清末寺院衰落。

辛亥革命后，鄉間名士徐逖園、袁夢白將石佛移至城內戒珠寺。1916年冬，北洋軍閥孫傳芳部隊入城，屯兵戒珠寺內，人們擔心石佛遭毀，匆忙將其搬遷到當時的縣商會處存放。此間有日本人獲悉石佛乃稀世之寶，欲以12萬銀元購回到日本，遭到各界人士拒絕。1924年，鄉坤王子余把石佛迎往開元寺，募資請住持華皋建感岵樓供奉石佛并筑佛龕予以保護。1941年，侵華日軍占領紹興，將開元寺作偽軍兵營，日軍首領北島探得石佛信息，派兵拆毀佛龕，盜取石佛，秘藏于偽維持會內，準備伺機運走，幸抗戰勝利，石佛終于被保住，并歸還戒珠寺，不久又移到龍華寺。

新中國成立后，鄉賢王貺甫將石佛移交紹興市文物管理委員會，1961年，這尊屢遭劫難、歷盡坎坷的維衛尊佛造像正式由文物管理部門收藏保護。現在，這尊維衛尊佛造像已在紹興博物館安了家。

千余年間，歷朝歷代對石佛的外貌改造是顯著的。如今，端坐于博物館內的它，已全然沒有了南齊的風貌。所以，從它面世的那一刻起，學術界對石佛是真是假的質疑聲便不絕于耳：

面部造型線條軟弱，表情柔媚，與南北朝刀鋒犀利，神情深沉的風格迥異；頭部肉髻與底發渾然但髻珠明顯，與南北朝高肉髻無髻珠的造型不合；衣皺紋與衣擺褶折的裝飾手法不協調，背部銘文的魏碑書體其實是描摹味濃重的楷書體……

另有專家認為佛像的坐姿和衣飾衣紋等仍存早期特點，雕刻風格或有南北地域審美差異和工匠技藝因素，銘文書體也與浙江的南齊墓志風格相近，南朝的魏碑體中尚有魏晉遺風。

目前較為權威的一種說法是，佛像很有可能是南齊原身，雖經后代修改而失去了原貌。

石佛的原貌是怎樣的，還能還原嗎？婁烈表示，并不容易，這尊維衛佛造像主要疑點在于時代風格不一致，并且缺少可作比照的同地域、同時代的同等實物依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尊維衛佛造像面部尚有外塑覆蓋，外塑是后做的，但真面目如何目前已不得而知。

“不過，就像新昌大佛造像那樣，同樣有過后代的修改，但仍不失為一件彌足珍貴的文物。”他說。

此外，由于南朝繼而禁碑，目前存世的碑文資料稀少，佛像背部的南朝銘文價值甚高。所以，當清代書畫、金石學家袁夢白見到此銘文后，贊譽其“南齊石藻翰，壓倒東西漢”。另一位清代學者、書法家包世臣也曾說道“此題字最著人間”。無獨有偶。1916年紹興蘭亭鎮灰灶頭村出土一方“呂超靜墓志”石，據魯迅考釋為南齊永明十一年（493），觀其書體也屬楷書，該墓志后來與維衛佛背部的銘文一同被收錄在張彥生《善本碑帖錄》中，作為南朝稀有的碑銘資料廣受推崇。

但對于文字的風格也一直有爭論，從碑文上看，既有魏碑體的風格，也有王羲之的楷書筆觸。這是為什么呢？會不會是后代仿寫的呢？婁烈表示，南朝的時候盛行魏碑體，南方受北魏的影響較少，所以，紹興一帶受王羲之的影響較為深遠，“如果真的是仿字，可以完全臨摹北魏的魏碑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