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調研,民族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

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對教材建設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三科統編教材建設上升到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教育部自2012年統一組織編寫的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語文和歷史三科教材，于2017年投入使用；普通高中統編思想政治、語文、歷史三科教材從2019年開始投入使用。三科統編教材的使用標志著我國教材建設進入一個新時代。教材建設是國家事權，是對新時代教材建設的定位；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是新時代教材建設的目標。根據國家的教材政策，民族地區的所有中小學校也開始推行使用三科統編教材，逐步實現與全國接軌，如何用好統編教材值得深入研究。

民族地區使用統編三科教材的政策背景

教材是民族優秀文化的歷史結晶，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價值認同。實施什么課程、用什么教材決定了下一代學什么和信什么。教材建設是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重要依托，也是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關鍵陣地。語文、思想政治（道德與法治）、歷史等意識形態屬性強的三科教材是重中之重。“國家統一編寫是有道理的，就是基于此來構建共同的精神家園，共同的精神世界，這樣才能塑造中華民族的‘我們感’”統編教材匯集了強大的國家級編寫力量，以立德樹人為教育宗旨，重視培養學生的民族文化自信。“統編教材的修訂使母語教育不僅帶有來自民族文化本身的自豪感，更體現出真正的民族精神。”從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出發，三科統編教材在引導少數民族學生樹立“五個認同”“三個離不開”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肩負著重大歷史使命。2019年，教育部發布新的《中小學教材管理辦法》，要求中小學教材“必須體現黨和國家意志”“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2019年，國家教材委員會出臺的《全國大中小教材建設規劃（2019—2022年）》（以下簡稱《規劃》）要求，民族地區要逐步推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材使用，《規劃》還對民族地區使用三科統編教材的時間作出規定和要求，相關民族地區也據此出臺了推行統編教材的政策。民族地區使用統編教材是國家教材建設的一項重大舉措。

民族地區使用統編教材存在現實困難

目前，全國11個相關民族省（自治區）正在逐步推行使用統編教材，其中四川、廣西、新疆、西藏、云南等省（自治區）從2017年秋季學期開始使用統編教材，黑龍江、吉林、遼寧、甘肅、青海、內蒙古等省（自治區）從2020年秋季學期開始使用。統編教材對教育基礎相對薄弱的民族地區提出了挑戰，相關地區都在為使用好統編教材做積極探索。但是新舊教材過渡時期，在教材使用方面還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

師生基礎相對薄弱。一是師生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水平有待提升。一些偏遠農牧區學生存在語言障礙，課堂上組織語言不順暢、表述不準確。調研發現，內蒙古的一些過去的一類模式學校（一類模式是指除漢語文學科外，其他學科用民族語言授課，使用民族文字教材的雙語教學模式）一年級新生普遍存在能聽懂但不會說普通話的問題，七年級學生才基本能夠使用普通話交流。一些少數民族教師在用普通話精準組織語言方面還有差距，一些轉崗教師過去使用民族語言授課，轉變授課語言面臨挑戰。二是學生的語文學科基礎弱。過去民族語言授課學校使用《漢語》教材，知識體系較為簡單，學生在識字量、基礎知識的積累上都不能適應統編教材的要求。2020年，對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等地區實地調研發現，民族中小學生尤其是過去一類模式學生普遍存在語文基礎薄弱問題。三是任課教師專業素養亟待提升。教師使用統編教材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專業能力、知識儲備不足，一些教師對課程標準和教材把握不準，一些教師的教學理念和方法陳舊，不能完全適應新教材的教學要求。

師資建設支持不夠。一是教師隊伍建設有待加強。民族地區普遍存在教師隊伍不穩定、結構性缺編和專業化程度不高的問題。如青海省的一些偏遠民族地區難以留住人才，新入職教師存在轉調其他單位、其他地區的現象。教師的專業化程度不夠，“所學非所教”的情況在歷史和道德與法治學科中比較嚴重，尤其是道德與法治學科，專職教師和有專業學科背景的教師占比偏低，很多轉崗教師和新進特崗教師不具有相關學科背景，難以勝任教學任務。二是教師培訓的覆蓋面和針對性有待加強。一些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參與高質量培訓機會較少，教師僅參加過校本培訓、縣級培訓及線上培訓，到地市、省區參加培訓較少，有針對性的普通話培訓不足。三是適合民族地區的教輔資源不足。現有教學資源對民族地區的針對性不足，教師需要花大量時間對教學資源進行再整合，如道德與法治教材的配套資源缺乏民族和地方特色內容案例。統編語文教材的同步練習冊難度較大，不適合少數民族小學生使用，需要針對民族地區開發適宜性更強的教輔資源。四是教研支撐不強。教學質量的提升需要一支能扎根本地的教研隊伍，民族地區普遍存在骨干教研員、專職教研員太少的問題，導致解決本土問題的教研活動和成果不多。

語文課程標準定位不同。民族地區過去使用的是漢語教材，相應的課程標準是教育部2013年發布的《民族中小學漢語課程標準（義務教育）》。在課程設置上，過去的一類模式將民文課定位為母語課，將漢語課定位為第二語言學習，漢語課程作為第二語言課程是與普通話教學學校的語文課程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雖然都是學習漢語，但由于第一語言教學（語文教學）與第二語言教學（民族中小學漢語教學）有著不同的課程性質，由此帶來的教材、教學方法、評價手段都不同。”[3]將國家通用語言作為第二語言的定位，制約了學生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水平的提升。

民族語言文字教材質量存在差距。民族語言文字教材（以下簡稱“民文教材”）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材長期以來存在較大差異。不可否認，民文教材為我國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但是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材尤其是統編教材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制約了民族教育質量的進一步提升。2018年，教育部組織對統編教材使用情況進行調研回訪發現，“近90%的學生表示喜歡讀新教材，教師對新教材總體滿意度達90%”。通過近幾年的教學實踐，統編教材的質量得到廣泛認可，獲得了較高的評價，可以說是一套代表教材發展水平的、具有典范意義的教材。相比之下，民族地區的民文教材建設則遠遠滯后。盡管目前民文教材在編譯、印刷、裝幀質量上有了質的飛躍，但是教材編寫水平和質量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材仍存在較大差距，主要表現在自編教材反映時代精神變化、新的教育理念不夠及時；翻譯、編譯教材普遍存在與學生的生活實際、學習能力和心理發展水平不相符等問題。以四川涼山州使用的彝語文教材為例，彝語文教材選文經典性不夠，選文來源高度集中在《涼山日報》《涼山文學》《彝族民間故事選》等地方文獻，一些民間故事和傳說時代性不強，與統編語文教材思想格調高、文質兼美的選文存在較大差距。學生學業成績普遍較低，與無法使用更高質量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材及資源有很大關系。從政策的層面看，在教育均衡化發展的當下，統編教材作為一項教育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減少各地區教育水平的差距，讓全國各民族學生都能享受教育發展的成果，是推進教育公平的重大舉措。如果民族地區仍使用質量較低的民語文教材，只會使民族教育體系越來越封閉，加劇與其他地區的差距，陷入低水平循環。

使用統編教材助力提升民族地區教育質量

一是將推行統編教材與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相結合。三科統編教材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屬性，民族地區使用統編教材不僅是教育、教學的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方向問題，事關民族團結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是黨和國家關于民族教育和教材建設的重大決策。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期開展民族地區語言教育、教材建設、民族團結教育等的關鍵落腳點。民族學校在使用新教材的過渡期可能遇到困難，應制定因地制宜的方案、措施去克服困難，為民族學校使用好統編教材提供支持保障。要做好語言治理頂層設計，正確處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保護的關系。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提升師生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水平是國家語言政策的著力點，普通話推廣也是統編教材使用的重要配套舉措，民族地區應采取多種措施保障普通話教學，如營造校園普通話使用環境，鼓勵幼兒園開展普通話教學，加強教師普通話培訓，將三科教師普通話水平等方面納入教師考核，使得普通話推廣與統編教材使用相得益彰。

二是加強國家對民族地區教材建設的指導和管理。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的教材管理體制制度發生變化。2017年，先后成立了教育部教材局和國家教材委員會，國家對教材管理制度進行頂層設計，初步形成了統分結合、分層管理的教材管理制度體系。2019年，教育部出臺一系列教材管理文件，從教材的編寫、審查、選用、出版、發行等環節建章立制，加強管理。2021年，教育部印發了《中小學少數民族文字教材管理辦法》，從制度層面進一步規范了中小學少數民族文字教材建設。在國家教材管理體制變革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區使用的教材（包括民文教材）的編審管理應隨著國家教材管理體制的改革而調整。目前，國家層面已經加強了對民文教材的統籌管理，將民文教材的終審提升到教育部，各民族地方也應加強對教材的管理，將民族地區教材納入新的教材管理體制，推動教材的開發建設、審查、管理進入規范化、科學化、專業化發展軌道。

三是加強統編教材配套資源保障，以統編教材引領民族地區教材建設。民族地區要用好三科統編教材，更需加強適用于本地區的教師教學用書、教輔材料、網絡資源等配套教學資源的開發建設，以配套資源彌補統編教材對于民族師生在適宜性方面的不足。以統編教材為引領，提升民文教材建設水平，打造精品民文地方課程教材。加強對民文教材編寫、研究的指導和民文教材出版機構的經費支持。不僅要重視民文教材傳授現代文化知識的工具功能，也要重視發揮民文教材的意識形態教育功能，將其作為貫徹國家意志的重要陣地。民文教材建設一方面要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引導學生牢固樹立“三個離不開”“五個認同”的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另一方面，民文教材要充分實現傳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定位，體現優秀民族文化特色和地方特色，尊重各地實際和師生學習民文的意愿，探索民族語言文化教育的新機制新路徑。

（作者羅妍系教育部課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仇森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潘信林系教育部課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族教育》2022年第6期）

作者：羅妍 仇森 潘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