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杰教育—南京人杰教育怎么樣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聯大師生送別從軍抗日學子

遷校途中的西南聯大學生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干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這是西南聯大的校歌，誕生于戰火紛飛、“國破山河在”的年代，由聯大中文系教授羅庸作詞，張清常作曲。當年唱著這支悲壯蒼勁、志存高遠校歌的人，是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所著名高等院校的莘莘學子，以及代表著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的一代精英。“盧溝橋事變”后，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開大學被日軍野蠻轟炸、炮擊，圖書館、實驗室、教學樓、學生宿舍毀于一旦，校園學子都能目睹日軍飛行員的猙獰面目。北大、清華神圣的校園被侵略者的獸蹄任意踐踏，來不及撤走的圖書資料、實驗器材被強盜們悉數掠走。日本侵略者在發動戰爭之初，便有一個明確的戰略目標：盡其可能地摧毀中國的文化機構。也許那時他們就知道，軍事征服中國易，文化征服中國難。侵略者的邏輯簡單又粗暴，先摧毀你的文化殿堂，再滅絕你讀書人的種子。

但是源遠流長的中華五千年文脈豈是他人輕易能斬斷的？戰爭爆發后，當時中國有108所大學，約三分之二的高校撤往大后方，許多地方連中學生也加入到了流亡的大潮。我曾在自己的一本書中寫道：“如果有人能夠從空中作一次航拍，便可在滿目瘡痍的大地上，看到一幅幅震撼又催淚的學子流亡圖，從北到南，從東往西。”北大、清華、南開等高等學府，抗戰甫一開始便奉政府之令撤往湖南長沙，組建長沙臨時大學。但隨著戰局急轉直下，戰火迅速蔓延，長沙也危如累卵，長沙臨時大學在1937年秋季剛開學一學期，便不得不再度西遷云南昆明，組建西南聯合大學。便有了“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的千古絕唱。在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高等學府，像西南聯大師生那樣，進行過如此壯懷激烈、堅忍不拔、求學救亡的“萬里長征”。

2020年深秋季節，我有幸參加了“西南聯大文化之旅”的采風活動，重走當年由聯大部分師生組成的從湘過黔、再經黔入滇的抗戰遷徙之路。作為一名在云南生活、寫作的作家，西南聯大這一重大歷史題材多年來一直在我的心中夢魂牽繞，也曾設想過自駕從長沙到昆明，沿途考察當年聯大師生們穿州過府的風俗民情、山川地貌，以追尋先賢們的足跡。這是一條聞一多、曾昭掄、穆旦等前輩大師們走過的艱辛圖強之路，曾經激蕩過一群讀書人戰火中的青春和矢志不渝的家國情懷。我們這個采風團里有聞一多的長孫聞黎明先生，老先生是聞一多和西南聯大史方面的專家，雖已是古稀之年，但精神矍鑠，治學嚴謹，隨我們從長沙出發，一路行來，實地考證與史料記載一一印證，許多地方聞黎明先生早已多次考察過，為我輩后生詳盡講解諸多往事，令人受益匪淺。

多年前我就把抗日戰爭中文化抗戰作為自己的寫作方向，我認為西南聯大就是這一大歷史背景下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三所中國最頂尖高等學府的青年學子，在戰火烽煙中不得不千里遷徙，背井離鄉，生活困厄，食不果腹，還要跑警報、躲轟炸，但教授們教書育人、潛心學問，學子們篳路藍縷，讀書報國，從未因狼煙四起、形勢嚴酷而減少一絲一毫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擔當。因為寫小說的需要，或因為個人的性格因素，我特別關注那些投筆從戎的熱血聯大學子。我常常想，假如我是西南聯大的一名學生，生逢民族危亡、大敵當前的年代，我也會選擇走向戰場。“上馬能擊賊，下馬能寫詩”，是我向往的人生境界。

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已經為我們做出了榜樣。聯大在昆明辦學8年，畢業的本科生共3700余人，設在昆明西南聯大原校址處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背面，勒有西南聯大自抗戰以來從軍學生姓名，共計834人。而根據相關資料和一些聯大老校友回憶，西南聯大從軍學子數目遠不止這些，比如那些從學校考上飛行員的十幾位學子。還有文章說西南聯大（包括長沙臨時大學時期）從軍學子達千余人。如此，西南聯大從軍學子就占全部畢業生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居當時全國各高校之首。作為一所伴隨著戰火誕生的聯合大學，西南聯大與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始終緊密相連。“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校歌中這四句話，準確地指明了戰爭中的聯大所要肩負的兩個重要任務：為國家培養人才，為抗戰奉獻力量。但對于每一個聯大學子來說，是在大后方安心讀書，還是投筆從戎上戰場殺敵，雖然都是以身報國，但卻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行走在聯大師生當年走過的路上，山河依舊，卻早已物是人非、風物流轉。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蜿蜒盤旋在湘西的崇山峻嶺中，大小車輛往來飛馳，山嶺河谷，不再是阻礙。當年參加聯大“湘黔滇旅行團”的師生們徒步行走路程每天不過20至30公里。關山奪路，山高水長，當時的道路怎可和今天同日而語？他們只是一群讀書人，還得沿途防范土匪的襲擾，更何況那時的社會環境遠非我們今日能夠想象。我們安車代步考察一個個聯大師生們駐扎過的村鎮、行走過的道路，不過是要追尋那些在歷史的煙塵中遠逝的背影，印證在浩瀚的史料中存留的精神氣質和動人傳說。

美國學者易社強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一書中在論及這一段歷史時說：“毛澤東率領紅軍從江西開始的長征成就了延安精神，與此相類，從長沙出發的長征對聯大精神的塑造至關重要。這是一次艱苦卓絕的長途跋涉。此后是八年患難，因此這次長征就成了中國學術共同體群策群力的縮影，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和文化賡續不輟的象征。”

青年時代的穆旦

上馬能擊賊，下馬會賦詩

在“西南聯大文化之旅”的考察中，我把目光更多聚焦到當年的一個青年學子身上，他就是穆旦，那個年代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九葉詩派”的代表性人物，后來翻譯過拜倫、雪萊、普希金、濟慈等大詩人詩作的我國著名翻譯家。參加“湘黔滇旅行團”時他還是大三的學生。據《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一書中記載，穆旦“帶著一本小型的英漢字典上路，一旦記住了某頁的內容就把這頁撕下來。到達昆明時，字典已經化為烏有”。

這是一個怎樣博聞強記又刻苦用功的人？我在湘西的大地上尋找穆旦的蹤影。我不知哪座客棧曾經接納過我的偶像，哪條河流、哪座山崗曾經觸發過詩人的靈感，他又在哪一塊巨石上，抑或哪一棵大樹下，背誦英漢字典呢？我曾經在自己的一部作品《吾血吾土》中寫到過他。對穆旦的書寫，就是一次學習的過程。就像坐擁一座精神的富礦，豐沛深邃、厚重博大，也像面對一段傳奇浪漫的人生，跌宕起伏、精彩絕倫。

滇緬戰場開辟后，中國遠征軍遠赴緬甸作戰。西南聯大掀起又一輪從軍熱潮，穆旦那時已經是留校的青年教師，但他也自愿報名參加了遠征軍，在杜聿明的第五軍軍部任中校翻譯。在我看到的相關史料中，聯大教師從軍并親身上過戰場的，就只有穆旦一人。1944年聯大體育系的太極拳大師吳志青教授曾申請加入青年軍，但因年齡過大而被校方婉拒。聯大還特此發文表達過對吳教授的敬意。穆旦投筆從戎時，剛24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好年華，并且已經是蜚聲詩壇的詩人，又有西南聯大的教職，大可過安穩的生活，潛心寫詩做學問。西南聯大校園內的青年詩人們，那時大都很崇拜英國的現代詩人威斯坦·休·奧登，1937年奧登曾赴西班牙參加西班牙人民的反對法西斯的戰爭，發表過長詩《西班牙》。穆旦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像奧登那樣呢？當然，深受中華文化浸淫的穆旦，中國詩歌優秀傳統中的邊塞詩人高適、岑參、王昌齡，以及李白、杜甫、辛棄疾等詩壇巨擘，對穆旦棄文從武、殺敵報國，“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宏大又浪漫的理想，也不可能沒有影響。

青春本是一場盛大的演出，一個注定要成大器的詩人，必定要站在宏闊的舞臺上，按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必須“在現場”。我相信，穆旦是懷揣著一腔報國熱情和詩人的浪漫情懷加入遠征軍的。他為民族救亡從軍赴難，為詩意人生而投筆從戎。一個詩人的浪漫和偉大，或許就正體現在將自己置身于大時代的洪流當中，上馬能擊賊，下馬會賦詩。

眾所周知，1942年，滇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由于戰區指揮官失誤，導致大敗退。撤退的軍隊穿越的野人山，成為遠征軍的噩夢。才華橫溢的詩人穆旦，也險些葬身野人山。野人山位于緬甸胡康河谷，它不是一座山，而是指胡康河谷這一片荒無人煙的區域，方圓數百里都是無人區。山巒、河流、森林、深谷，一切都還在原始狀態。在當地緬語中，這里被稱為魔鬼居住的地方。亞熱帶雨林的環境并非只是綠意蔥蔥、生機盎然，它還有神秘莫測的千種殺機、萬種險象。瘴癘、猛獸、毒蛇、蚊蟲、吸血螞蟥以及隨時降臨的雷電風雨、山洪泥石流，讓饑餓的疲憊之師如入陰曹地府。穆旦所在的杜聿明部撤退路線大約有650公里，而胡康河谷綿延長達100多公里。遠征軍進入野人山區域的時間是6月下旬，正是緬甸的雨季，河流暴漲，洪水泛濫，如注的大雨更加重了行軍的艱難。這最后的100公里，對許多遠征軍士兵來說，就是生命的“強之末”，也許僅僅是幾粒米，一個野果，一塊餅干，就可救人一條命。穆旦有一次斷糧達8天之久，沿途倒斃戰友的尸骨，空洞絕望的呼號，慢慢暗淡下去的眼神，都足以讓穆旦命若琴弦的生命戛然崩斷；還有不見天光、迷宮一般的林間小路，吞噬人生命的兇悍螞蟥和巨型蚊蟲螞蟻，也可奪人生命于轉瞬之間。這樣一趟地獄之旅，他是怎么挺過來的，無人可以想象。但他最終戰勝了死亡，拖著枯瘦如柴的身子抵達印度的利多，休整了整整3個月才慢慢恢復了生命的元氣。天佑我們的詩人，讓他還有更多的苦難去面對，更多的詩作和譯作還在等待著他。

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作為戰爭的幸存者，穆旦并沒有對自己所經歷的苦難津津樂道，以賺取聲名或同情。甚至對那場戰爭的慘烈、對野人山的殘酷，他僅僅是在朋友師長的追問下，才有只言片語。一個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的人，一個經歷了人生莫大苦難考驗的人，沉默不語，當是內心最為剛毅堅卓（恰如西南聯大的校訓）的證明。

也許我們可以設想，穆旦參加的“湘黔滇旅行團”3500里“長征”，不經意間為其4年之后穿越野人山積淀了人生的堅毅品質和勇敢浪漫。穆旦是一個充滿熱情的參與者，在場者。20世紀前半葉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幾乎都會有他的身影。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1938年“湘黔滇旅行團”，1942年的滇緬戰場，20世紀40年代中國新詩潮運動的旗手，以及在1953年從美國回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這個詩人總是用他火熱的眼眸關注著現實、社會、人生，以赤子之心的浪漫情懷投身于國家民族的救亡與振興。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盡管奔赴滇緬戰場讓穆旦吃盡苦頭，九死一生，但他為我們留下一段傳奇和一篇傳世佳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作為一名戰爭年代的現代詩人，穆旦不僅僅是一個吶喊者、參與者、思索者，更是一個書寫者、記錄者。他用詩注釋了戰爭的某一個側面。他經歷了戰爭和死亡，他洞見了它們的本質，照亮了它們的背面。作為個體，他站在“人”的角度思考戰爭、苦難以及人的渺小、戰爭的殘酷和自然的博大。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中，穆旦沒有寫對日軍的仇恨，甚至沒有正面描寫戰場。整篇詩歌除最后一節“祭歌”外，其余都是“人”與“森林”的對話。

他寫原始森林的浩瀚深厚——

沒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隨微風而起舞，

張開綠色肥大的葉子，我的牙齒。

沒有人看見我笑，我笑而無聲，

我又自己倒下去，長久的腐爛，

仍舊是滋養了自己的內心。

他寫原始森林無言的冷酷——

“歡迎你來，把血肉脫盡。”

而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可憐的——

黑夜帶來它嫉妒的沉默

貼近我全身。而樹和樹織成的網

壓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饑餓的空間，低語又飛旋，

象多智的靈魂，使我漸漸明白

它的要求溫柔而邪惡，它散布

疾病和絕望，和憩靜，要我依從。

在橫倒的大樹旁，在腐爛的葉上，

綠色的毒，你癱瘓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唯有經歷過野人山地獄之旅的人，才會對人與大自然的生命博弈有如此透徹的認知，也唯有在野人山悟透生命的堅韌與脆弱的人，才會寫下一曲為國征戰、英魂無以歸鄉的士兵之生命祭歌——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饑餓，那山洪的沖擊，

那毒蟲的嚙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周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干而滋生。

歷史曾在這里走過，沉重、慘烈、凄婉、悲壯，那些為國捐軀的英靈，還長眠“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穆旦寫下這一曲祭歌，正是對遺忘的拒絕。并不是他不愿談論所經歷的滇緬戰場，而是某些傷及靈魂深處的創痛，需要時間去彌合。穆旦在翻越了野人山3年之后，在抗戰終于取得勝利之時，終于寫出這首著名的詩篇，曾經承受的苦難、悲傷、憤怒，已然過濾、沉淀、反思，才升華出這詩人之祭，民族之殤。

“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

作為一名詩人，西南聯大的青年教師，穆旦在國難關頭以身報國，把自己當成一個普通士兵，見證了“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的大時代，體驗了戰爭的宏闊與殘酷，抒寫了一個詩人的浪漫情懷與傳奇。這或許就是西南聯大造就出來的一種高貴精神：以身許國，堅韌卓越。像穆旦這樣用戰火來錘煉自己的詩句與人生，“九州遍灑黎元血”的人，西南聯大還有很多很多。

綜合相關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在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學子的從軍熱潮共有四次（也有說三次的，這主要是看以時間順序還是以歷史事件來劃分）。第一次從軍熱潮在長沙臨時大學時期的1937年底至1938年初。尤其是南京陷落的消息傳來時，臨時大學的師生們群情激憤，紛紛報名從軍，一些熱血學生更是直接從長沙乘火車去了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因為他們聽說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在武漢招生。他們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受到熱情的歡迎，很快就被安排送往延安和各抗日前線。學校對學生從軍也一向持支持鼓勵之態度。學校當局發文稱：“凡本校學生有到國防機關服務者，得請求保留學籍”。據統計這一時期共有295名從軍學生提出申請保留學籍，投身到抗戰第一線。至于未辦手續而直接投身抗戰的，已不知其數。比較有名的是清華大學土木系山東籍學生馬繼孔，和4名山東老鄉直接回山東組建了一支游擊隊，1938年編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六支隊，從此南征北戰、戎馬倥傯，再未回到校園。直到1950年，馬繼孔隨解放大軍進入云南，后曾任云南省委副書記等職。首批從軍學子中，來自南開大學的何懋勛，1937年底去魯西北參戰，任游擊總司令部參謀，1938年8月在一次戰斗中犧牲。

第二次從軍熱潮為1941年前后，由于飛虎隊進駐昆明，亟需大批翻譯，聯大常委會決定以外文系三、四年級男生為主，在譯訓班受訓后，分配到各空軍機場。那時期在全國征調了70名譯員，聯大就占了一半。更有一批聯大學生主動報考航校，畢業后駕機同日寇作戰。有3名來自聯大的空軍飛行員犧牲，分別是1943級地質系的戴榮鉅、1944級機械系的王文、1944級航空系的吳堅。在南京中山陵背后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就有這3位在空戰中犧牲的烈士名字。

1942年至1943年間，西南聯大掀起第三次從軍熱潮。時滇緬戰場開辟，為配合中國戰區盟軍的對日作戰任務，西南聯大征調全部應屆畢業男生四百余人從軍任翻譯，在滇緬戰場和各空軍基地以及電訊、氣象等專業部門里，到處活躍著聯大學子的身影。被譽為我國當代最著名翻譯家之一的許淵沖先生，當年也分配到陳納德的飛虎隊司令部機要室任翻譯官。和穆旦同在杜聿明部服役的物理系1944級的朱諶，在翻越野人山時，將存糧救濟了戰友，自己卻餓死在原始密林中。穆旦外文系的師弟黃維，不幸在渡怒江時溺水身亡。

1944年底，在國民政府發動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運動中，聯大兩百多名學子報名從軍。他們全部被分配到中國駐印遠征軍，學習汽車和裝甲車駕駛。日本投降后，大部分從軍學生回到學校復學。

戰爭年代，各種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以及無論是政府和學校號召，還是個人志向，都可能讓一個熱血青年放下書本，穿上戎裝奔赴戰場。最令我感慨萬千的一名西南聯大從軍學子是1947級外文系的繆弘，他和穆旦一樣，也是當年聯大一名活躍的青年詩人，1945年他在譯訓班受訓后，被分配到一支中美混編的空降部隊深入到敵后作戰。這一年七月，離抗戰勝利僅差一個多月的時間，繆弘所在部隊奉命收復一座機場。本來作為譯員，他不用沖在第一線，但在攻擊一座山頭時，和他同組的美國兵已退到山下，繆弘卻和其他中國士兵一同沖鋒陷陣，不幸被日軍手擊中，血灑疆場，壯烈殉國，年僅18歲。

繆弘有一首詩《血的灌溉》，我認為代表了一代西南聯大學子甚至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勇敢地走上前線救亡圖存的中國人之精神氣質和無畏勇氣。讓我們再次吟誦繆弘用自己的熱血寫就的這首短詩，以追憶那些青春的身影：

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

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

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余。

你們的血已經澆遍了大地，

也該讓我們的血，

來注入你們的身體。

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

你，我，誰都不曾忘記。

（作者：范穩，系云南省作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