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國讀教育學;出國讀教育學有用嗎

2011年夏天，先生（當時的男朋友）即將結束在紐約的學業，然而并不想回國。迫不及待想要結束跨洋戀情的我，在他的希望和家人的催促下，決定為愛走天涯。

為了趕第二年入學的deadline，我用了三個月時間匆匆準備托福、GRE和申請材料，選了哥大和紐大的教育學專業——只要學校在紐約就行。一番等待之后，我收到了前者的拒信和后者的offer。

2012年夏天，我來到了紐約。

紐約公校 ：放牛班有沒有春天？

從念教育學的第一天起，所有老師都在和我們重復一件事：紐約的公立學校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初從國內來的我，自動將其帶入國內大城市的公立學校，想到的是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特殊的原因是，學生太牛，不好教？

直到我被分去一所曼哈頓下城的公校聽課，才知道了“特殊”的真正原因。出發前老師對我說：“這所學校很有名。記得不要把手機放在桌子上，時刻看好你的包。”

什么？我再次確認了我去的地址是高中而不是看守所。開始有那么一點點緊張了。

跟著谷歌地圖，我來到了一棟灰撲撲的6層建筑前。談不上有建筑美感，但也不破舊。中規中矩，看起來十分正常。

我向接待處的門衛說明來意，登記了證件。他指引我：“向左拐搭電梯到二樓。”我心想二樓嘛，爬樓梯好啦。門衛嚴肅地搖搖頭：“不行。這里每一層都是一個不同的學校。樓梯間的鐵門是鎖起來的，你過不去。”

還真是寸土寸金。一層樓一個學校，第一次見。

我乘電梯來到了二樓。正準備邁開腿往里走，電梯口的保安把我叫住了。這才發現一出門的地方有一個金屬探測器。

嚯，上學還得過安檢呀，這更讓我多了幾分“敬畏之心”。

一眼望去，一層樓一個學校的布局大致是這樣：樓梯口是校長辦公室和老師休息室，教室沿走廊兩邊鋪開，目測大概有15個。估計整棟樓五個學校會共用一個餐廳、禮堂和籃球場。

因為學校太小，我很容易就找到了謝老師的中文班，準確地講是中文課。因為學校沒有條件給中文老師準備一個專門的教室，所以謝老師就像國內老師一樣，夾著書輾轉于每個班之間。

教室不大，中間擺著大約15張椅子，靠著講臺圍成一個半弧形。學生們陸陸續續進來了，謝老師安排我在教室最后面坐下。末了，她轉身小聲叮囑我：“看好包，還有你的手機。”

早被打了預防針的我，已經把包拉好放在了座位下面。但是不解：我已經坐在了教室最后面，和他們有一段距離，就算……就算學生毛手毛腳，他們還能伸長胳膊到這兒來？

學生們陸陸續續坐下。但是沒有一個人拿出筆記本和書。是真的，沒有一個人。書包被他們丟在座位下面。坐下來的時候互相大聲叫嚷著，有人掏出手機，或是低頭玩了起來，或是在拍同學，或許是在發snapchat。

瘦小的謝老師被他們夾在中間，顯得有些可憐。她重申了一遍“請安靜”，然而一切依舊。

謝老師于是不管他們，自顧自地講了起來。臺上臺下仿佛兩個平行宇宙。學生們我行我素，吆喝聲起哄聲幾乎蓋住了老師講課的聲音。

我有點為謝老師難過，不過看她神態自若，怕是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場面。

有學生發現了我的存在，“嚯”地一下站起來，竟端直朝我走來。謝老師也沒有制止，甚至講課也沒有停下來。

是個人高馬大的黑人小伙子。他走到我身邊，嗓門一點不放低地問：“你是誰啊，你在這兒干嗎？”上下打量我一番，問：“你會講中文？”沒等我回過神來回答他，一溜煙地又跑了，和一個另兩個男生打成了一片，哈哈大笑了起來。

已經不記得謝老師這節課都講了些什么了——講了什么也不重要。從始至終，沒有一秒是安靜的。想想原來我上高中時候，班里稍一嗡嗡，老師就說我們在菜市場。依這個比較，那這里就是震耳欲聾的迪斯科舞廳了。打鬧嬉笑的，睡覺的，玩手機的，忽然跑出去不見人影的……反正就是沒有聽課的。

“說他們是沒用的。這些孩子很難明白學習對于他們意味著什么。更何況硬加給他們的外語課。”下課后，謝老師對我說，“曾經試著去感動他們，后來發現只感動了自己。索性就聽之任之了。”

這里很多學生居住在高犯罪率區，家庭背景復雜。從小耳濡目染street smart，練就了一身 “功夫”。對于他們，生存是第一要義。“下電梯后過金屬檢測器了嗎？沒納悶為什么學校里會有這個？因為前一陣子有學生打架，互相捅了刀子，學校怕了。”

還有樓梯間的鐵鏈。因為這棟樓里有一層是挺不錯的學校，校長怕自己的學生和別的幾所“同流合污”，強烈要求鎖住樓梯間，這樣所謂的“壞孩子”就沒法和“好孩子”接觸了。

謝老師還給我講了一個關于ipad的故事。

和謝老師同期的林老師在另一所大家公認比較“挑戰“的公校教書。一天上課，她的ipad明明就放在講臺上，轉身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字后，回頭就不見了。下面坐著的十幾個學生面面相覷，誰都不肯說是誰拿走的。當時剛畢業沒多久的林老師不知所措，哭著跑到了校長室，校長副校長依次來質問，仍然沒人承認。老師并沒有搜查學生的權利，只能讓大家走了。

林老師哭了一晚上，一是心疼自己的ipad，二是不相信十四五歲的孩子竟能做這樣的事。“那時候剛入職，你知道的，還懷著一腔熱血。沒想到一抬腿就摔了個大跟頭。”

后來，ipad竟然以一種離奇的方式被找到了。這要感謝蘋果的高科技。

ipad丟了的第二天晚上，林老師的手機里突然噗噗噗涌出來好多自拍，仔細一看都是班上的一個小姑娘。她納悶了一會兒，突然明白了。

正是這個小姑娘悄悄拿走了她的ipad。看一兩天過去平安無事，便拿出來擺弄，沒曾想所有的自拍都通過iCloud共享發送到了林老師那里。

林老師拿著證據去找小姑娘對峙，誰知對方死不認賬。后來校長出面說要叫警察，她才慌了，把ipad送了回來。校長要她保證不再犯，然后讓她走了。

林老師很生氣，偷竊這么大的事，怎么著都應該要叫家長來批評教育。校長苦笑著告訴她，叫不來的。她媽媽在她剛出生后就不見了，爸爸因為還在監獄。倒是有個哥哥，但也整日游手好閑不干正事，好像還曾經把她的手機拿去賣了換毒品。

“后來也就習慣了。很多孩子住project（政府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廉租房，通常犯罪率較高，被認為比較“危險”），父母都見不到影子，指望他們能把小孩教育成什么樣？你覺得這已經很慘了是吧，不算什么。我班上還有homeless的小孩。挺可憐的，收容所住住，有時候又自己跑出來，晚上睡在地鐵上。別說學習成績，只要白天他能來上學我就阿彌陀佛了。”

“所以說，在這樣的地方呆久了，自然而然也就接受那個設定了。說難聽點，只要保證男生不進監獄，女生不懷孕，我們當老師的就算成功了。就這都難，去年就有個11年級的女孩子懷孕退學了。”

我很震驚地聽她講這些。為這些突破我想象力的事件，也為謝老師敘述時的平靜。

電影《放牛班的春天》里，老師用音樂打開了“問題兒童”們的心靈。然而那畢竟是藝術創作，現實中沒那么多溫情。教育，本應是家庭和社會共同分擔的責任。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況下，教育者需要胸懷多大的關愛與耐心才能填補那邊的空白，我不得而知。畢竟老師也只是普通社會動物，不是永動情感發電機。

《放牛班的春天》劇照

我的朋友小吳才辭去了三年的教職，去學影視編導，再不想踏進教室。她一天五節課，從早講到晚。4點放學開始改一百多個學生的作業。7點回家，草草吃過飯，開始備課。公校因直屬教育局，行事頗官僚主義。每一節課必備好幾大頁詳盡的教案，只為備份供上面領導隨時來抽查。所以幾乎天天備課到12點之后，覺永遠睡不夠。以為教一輪回頭可以用舊教案，沒門。因為個性化教育，連課本也沒有，換一茬學生就要換一茬教案。

”每天八小時上課，五小時批作業和備課。”她扳著指頭和我算。但真正讓她下定決心辭職的，并不是這些辛苦。 ”有一次我去聽一個快退休的老教師的課。六十多歲，轉身寫字的時候，學生還是會朝她丟粉筆頭，比誰能在她身上留下印子深，然后全班哄堂大笑。“

“我當時就想哭。不想干一行到快退休的時候，還是連一點尊嚴都沒有。“期末，她遞了辭職信。

紐約私校：“緋聞女孩”的真實生活

K看起來和普通的美國高中生沒什么區別，穿著整齊的校服，化著一點點淡妝，淺金發扎著高高的馬尾，看起來青春洋溢 。她應該是個超級乖乖女——并沒有像很多同齡人一樣悄悄把百褶裙改到大腿根，而是老老實實地垂在了膝蓋下方。不同的是，她的書包是愛馬仕的Birkin。

NYU的教育專業要求我們在研究生的第二學年開始課堂觀摩。這一天，我和同學去了紐約上東區一所有名的私立學校D school，K是學校派來接待我們的志愿者。

D school是一所有著近百年歷史的K12私立學校（從幼兒園到十二年級），在紐約以及全美國都算是頂尖梯隊的。學校官網上自豪地寫著他們有同等學校最低的學費，但一年也要近五萬美金。何況這種學校的waitlist不知有多長，單單有錢是不夠的。

原來我一年級的班上有學生申請別間私校，整個過程折騰了小一年。首先要面試家長，了解家庭環境和社會經濟地位。和好的私立大學一樣，如果家中有長輩或者兄弟姐妹是校友，那就意味著一只腳已經邁進去了。隨后，小朋友要參加筆試和類似智商測試一樣的問答環節。通過后要去學校參加所謂的play date。表面上是所有候選學生一起隨便玩玩，暗中會有專人觀察你的社交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些都順利通過了之后還沒完，我——她當時的全科老師，要填寫一份近20頁的報告，需要極其詳盡地評價她平時的學業和社交情況。記得我當時寫得頭昏眼花。聽她媽媽給我講了整個申請流程之后，我倒吸了一口冷氣，報告寫就寫吧，能幫忙就行。

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頓，即使是頂級私校，門面看起來還是很寒酸。一棟樓便是整個學校，別想全尺寸的足球場什么的了。

記得十年前我上大學的時候，美劇《緋聞女孩》正火熱，講紐約上東區一所私立高中里男男女女除了學習啥都干的紙醉金迷的生活。剛離開高中的我看得牙癢癢，為什么我的高三除了考試就是考試。

《緋聞女孩》劇照

來D school觀摩之前就聽說，《緋聞女孩》中的學校是以它為原型的。見到K和愛馬仕，忍不住把她和劇里的人物和故事對號入座。是Queen B？還是Serena？然后腦補了無數個富家子弟扎堆放縱又糜爛的故事。

學校很袖珍，內部裝修也很簡樸。門口有一個小小的接待處和公告欄，貼著一些學校活動通知。不太記得一個年級幾個班了，印象中大概有2-3個，和咱們一個年級動輒十幾個班的省重點比不了。低年級是一個班一個教室，高年級就按科目分。我們要去的是中文教室。

K一邊帶我們穿過學校窄窄的走廊，一邊介紹自己。她從幼兒園開始就在這里上學，今年10年級。她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在這里念書。

嘖嘖，真是有錢人家的小孩。我心想。

反正這些含著銀湯匙出生的孩子也沒什么愁的。家中不缺藤校校友，有的甚至是校董事會成員，抬手就能去top 10的大學，畢業后隨便繼承個家業。學不學習，無所謂的吧。

這時瞎感慨別人easy模式人生的我實在是太天真，半小時后迅速被打臉。

我見到了教10年級中級中文的戴老師。

我站在教室門口，尋找看起來像“戴老師”的東方面孔，卻只看到金發碧眼帥哥一個。

“哈哈，別吃驚。歡迎歡迎，我是戴老師。”他用非常標準的普通話和我們打招呼。

這才知道，戴老師不姓戴，本名David。”中文是前幾年新興的外語，當時沒有太多有資格的老師，不像現在。“ 交談中得知戴老師曾在臺灣留學，怪不得中文說得這么標準。

戴老師的中文教室不大，大致有15張桌椅。四面墻花花綠綠布置得挺熱鬧。有常用漢字表，拼音表，一些用做展示的學生作業，當時臨近春節，還有一些在紅紙上寫得歪歪扭扭但是挺可愛的“福”字，估計是最近課堂活動的成果。

說著話的功夫，學生們陸陸續續地進來了。K也在其中，和幾個和她一樣拎著名牌包的女生。

他們最近一直在練習寫簡單的議論文。到了高年級，所謂的“student center”的教學方式越來越受用。以老師布置的主題為主線，上課基本以學生之間的討論為主。

這一單元的選題是：如何看待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遷徙——中國春運。

有意思。沒想到僅僅10年級的學生，在外語課上就會討論這么有社會意義的話題。更加期待他們會怎么用中文來表達。

之前在老師的幫助下，每個人都已搜集了一些自己的論點。今天是他們寫初稿之前的最后一次討論。

10年級的學生正值貪玩的青春期。我曾經在公立學校見識過亂成一團的課堂，猜想沒什么壓力的“紈绔子弟”們會玩出更多花樣。再加上這是個這么有挑戰性的話題，我有點替戴老師捏把汗。

大家安靜下來之后，戴老師首先簡單總結了一下他們上節課的討論，給大家10分鐘整理想法，然后分享。

大家都紛紛翻開筆記本，有人低頭寫東西，有人在小聲和鄰座討論。一切井然有序，想象中的混亂并沒有出現。

很快一個男生舉手發言。他的論點非常有趣，從春運的人趕回家吃年夜飯出發，講到了中國博大精深的飲食文化。能看出來他的功課做得非常仔細，查證了很多資料。中文水平有限，他用的全是簡單詞句，但是不影響他一板一眼地和大家介紹“八大菜系”。他認真地說：“川菜，我吃過，只有一次，很辣。”然后用手做扇風狀不停地扇舌頭，我和大家一起笑了，并給他鼓掌。

K第二個舉手。可能因為有旁聽，又是中文的native speaker，她有點不好意思。能看得出她有點緊張。她說得很慢，很認真。

K居然是從分析中國不平衡的經濟分布情況入手。她提到了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大城市和小鄉鎮的資源配置不均，導致了勞動力分配的地域性差異。

她投影了一幅中國地圖在白板上，給大家介紹中國的幾個經濟大省還有北上廣深這樣的大城市，然后又比劃了一下春運大致的遷移路線。“這里，很多做衣服的地方（這時戴老師說：“工廠”）。我們的衣服，很多都是這里做的。”她指著珠三角附近。“很多做衣服的人，家在這里。”她指指四川。“大熊貓的家也在這里。”

用的都是很簡單的中文詞匯，但背后的想法真是不簡單。我對她有點刮目相看。

戴老師給了K一些修辭方面的建議，比如把“家”換做“故鄉”，把“窮”換做“不發達”等。

后面同學的發言都很有意思。有人把中國的“春運”和美國人圣誕節團聚相比較，對比兩種文化中的家庭觀念。有的人分析了近些年來高鐵網絡的建設給中國人帶來的變化。

有一個女孩子的視角更讓我沒想到，她聚焦了春運里的大學生群體，介紹了中國教育資源的分布，以及中美兩國高中生在選擇大學時的不同：優秀的中國高中生喜歡去大城市上大學，如北京、上海等；而因為減免學費以及大城市昂貴的生活費用，大部分的美國高中生傾向于選擇就近的州立大學。

講實話，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關于春運，我還沒有這些說著洋腔洋調普通話的10年級的孩子們思考的多。

在學校號稱只提供“100%有機食物”的自助餐廳里，我終于有機會和戴老師面對面聊天。

我告訴他我的驚訝，對于他們的中文水平，知識面，以及對于課業的認真。

他告訴我，這些孩子大部分從7年級開始學中文，有幾個是從去年才開始學的，一路追趕了上來，其中就有K。她之前一直修西班牙語和法語，到了9年級覺得不夠，求戴老師把她加進來。 “一開始沒想到她能這么快追上來。別人兩年從初級班升到中級班，她不到一年就趕上了。”

“你知道的，這些孩子的家庭都比較特別。” 這個我好奇但又不敢提的敏感話題，感謝戴老師主動提出來。“他們擁有足夠多的資源和能力去看外面的世界。去年夏天我們班的暑期活動就是去中國兩周，這對于大部分同齡人來說是難得的經歷。他們的家庭給了他們去看到世界的機會和平臺。所以他們非常清楚，要跟得上變化，自己要付出些什么。”

“不能說金錢能夠買來教育，但是不公平地說，這些孩子的眼界確實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

戴老師說的其實也是我來美國之后，深切地感受到的教育不公平。

有錢等于有好的教育，在這個社會極為明顯。有錢人家的孩子從小便享受一流私立學校提供的教育，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拼了命考屈指可數的幾所好公校。個別拿到私校獎學金的，卻又因家庭背景不同難以融入。

高等教育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這種不公平。家庭條件好的孩子在選擇大學的時候不用被獎學金限制，不像大部分普通家庭因為難以負擔私立學校的學費，而被迫選擇收費低廉的公立學校。

除去這些，一個優越的家庭環境基本決定了孩子的眼界和交際圈。看得更高，自然容易走得更遠。而在紐約魚龍混雜的公校里，很多孩子們來自問題家庭。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優秀的家庭榜樣，也很難在只是勉強“保證學生不犯罪”的學校里得到指點。

以上的種種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階級的持續固化。前兩天看到紐約時報上一篇報道，幾個哈佛學生成立了一個社團，叫做“first generation Harvard”，也就是家里第一代上哈佛（甚至上大學）的人。他們說自己作為這個圈子里的異類和少數，希望拓寬更多普通孩子進入高等學府的路，而不是靠著家里的資源代代相傳。

這么一個勵志的新聞看得我很不是滋味。雖然國內高考的考察內容和形式的欠靈活一直被詬病，但對比美國教育資源分配的情況，高考目前還是一個比較平等的保證社會階層流動的方式。如果教育全盤私有化，試想一下北大和清華的錄取情況會是怎樣？偏遠山村里的學生還有多少走出大山可能？

下午放學了，我們去戴老師的教室向他感謝和道別。K也在那兒，留下來作為志愿者輔導低年級的中文課后班。“志愿經歷對于申請大學很重要，你也知道的。他們從級開始豐富自己的履歷表，一刻不放松。”戴老師說。

華人家庭：望子成龍及種種

之前講過的私校和公校都比較極端，算是社會最兩頭的例子。當然啦，私校也有一般般的，公校也有拔尖的。向來重視教育的華人群體，大部分是收入中等的中產階級，負擔不起私立的費用，也不甘心孩子在一般公立學校瞎混。所以在子女教育問題上一般都是盡力在夾縫中求生存，各顯神通。

劉姐是早我一輩的華人移民，十幾年前帶著三歲的兒子和老公一起移民來紐約。我可以感受到，劉姐的兒子是他們家的驕傲，從小念全市最好的公立小學和初中 ，高中考進了有名的Brooklyn Tech校。每次有人夸他厲害，劉姐就像典型的中國家長一樣，擺擺手說：“哎呀不行不行，差了幾分，去不了史岱文森校（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

那一年她兒子11年級，在為申請大學做最后的沖刺。SAT已經考了一次，成績傲人，但劉姐不滿意，非要他再考一次。她給我看她用n次貼做的簡易倒計時，貼在家里電腦顯示器上，用馬克筆粗重地寫著“離下一次SAT還有__天”。她每天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換中間的數字。

劉姐兒子三歲就來了美國，基本上算是ABC，但中文說得特別好。劉姐很驕傲，說他們那一代移民好多人沒眼光，怕兩種語言把孩子搞混，在家都不和孩子講中文，生怕耽擱孩子學英文，融入不到主流社會。“其實小孩子學習能力強著呢。我兒子剛來的時候，一句英文都不會，我就教了他一些簡單的動作，sit down，stand up，就送去幼兒園了。不到一個學期，英文已經比中文溜了。我當時就想，壞了，中文可不能丟啊，以后肯定會有大用。”

此后，劉姐一直送兒子去念周末中文班，風雨無阻。后來到了上小學的年齡，她打聽到了唐人街附近有一所非常好的公立學校，用中英文雙語教學。“當時我就特想把兒子送去。一是能繼續學中文，二是環境好，都是華人的孩子，老實，愛學習，升學率特別高。“

和國內的九年義務教育不一樣，美國的高中是不用通過升學考試的。只要你愿意繼續讀，原則上是按照學區劃分，初中畢業后可以直接升入高中。劉姐說的“升學率”，是指升入紐約三所特殊高中的升學率。所謂特殊高中，是需要考試才能進入的高中。是孩子們眼中nerd的聚集地，家長眼中的天才集中營。

劉姐家住在布魯克林，但是她看上的學校在曼哈頓。沒有學區房，怎么辦？

我問劉姐這個問題時，她一直支支吾吾，試著搪塞過去。”哎，總有辦法嘛。“

好奇心促使我不依不撓地追問了下去。后來劉姐才愿意告訴我其中的奧秘。她托關系找到校長，把兒子前兩年的成績單拿給他看。成績優異的學生，校長也想要收入門下。雙方你情我愿，不知是哪一邊搞了個擦邊球的手段，弄了一個學校學區內的地址當作劉姐兒子的住址。至于是怎么通過的，劉姐有沒有額外花錢送禮，因為“涉案”人員太多，劉姐緘口不提。

“反正那時候我是操碎了心呀。還好他還算爭氣，最后考上了好高中。” 多年后提起，劉姐還是自豪滿滿。“他們初中班上的同學一大半都升了那三所高中，你知道不啦，好孩子還是應該和好孩子在一起嘛。”

劉姐一直再強調的“三所高中”——Brooklyn Tech校，Bronx Science校和Stuyvesant校，基本是所有華人家長的夢想。負擔不起高昂的私立學校學費，這三所只需要拼成績的精英高中成為了華人孩子們最主要的常春藤名校敲門磚。

《紐約時報》2017年的一篇報道The Truth About New York City's Elite High School討論了這三所“特殊”高中。去年總共有28,000個學生參加了它們的入學招生考試，一共有5,078個人突出重圍，拿到了錄取通知書。

看起來挺公平的是不是？和咱們的高考一樣，按照成績分配，給了所有學生一個公平的進入名校的機會。然而《紐約時報》的記者不以為然。

他寫這篇文章的出發點，是揭示所謂的“真相”，而這是一個早已公開的秘密：亞裔學生，尤其是華裔，占領了這些精英公立高中。

在全國聞名的、號稱有20%常春藤錄取率史岱文森校，亞裔學生占了78%的比重。我曾經去那里聽過課，放眼望去，全是黃皮膚黑頭發的孩子，恍惚中以為自己來到了北京四中。

而其他族裔，如《紐約時報》記者提到的，非裔和拉丁裔學生占了全市公立高中生源的70%，但他們在精英高中的錄取率只有10%。2017年，只有524名非裔和拉丁裔學生被這三所高中錄取。

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是不公平的招生標準造就了這樣的結果。因為這些學校的入學標準只看考試成績，不看別的能力，比如領導力，社會活動力等等。

道理是這么個道理，孩子們不能成為學習機器。但是亞裔家庭確實重視教育，舍得付出與投資，孩子又勤奮踏實，學習成績好，也是個人努力所換來的。他們并沒有錯。

劉姐的家庭就是千千萬萬華裔家庭中的一個，他們只是在現行的體制下去努力做到最好而已，并沒有侵犯到誰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