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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視覺中國
“在中國，自然教育剛剛起步，行業還在形成中。”自然教育機構聞啼鳥的創始人胡文玨告訴芥末堆。
通俗來講，自然教育就是讓孩子在了解自然知識、參與自然活動的過程中建立起對自然、對他人、對自我的正確認識。但在官方層面，自然教育還缺乏明確定義。
2010年前后，理查德·洛夫的《林間最后的小孩》等一批經典專著中文版在國內發行，讓“去自然化”的生活和“自然缺失癥”變成廣為討論的話題。人們由此開始反思重建人與自然連接的重要性，自然教育機構也開始陸續進入公眾的視野。
由全國自然教育網絡行業研究專業委員會發起的《2018自然教育行業調查報告》顯示，自2010年起，內地新增自然教育機構數量明顯增加，至2018年，內地已有418家自然教育機構。在所有調研機構中，工商注冊屬性超過半數達54%。
即便自然教育在近10年來有一定發展，但和其他類型的教育相比，大眾對自然教育的認知程度依舊較低。“在很多人眼里，自然教育就是一次鄉村游、一次親子游或一次動植物科普。”胡文玨表示，自然教育行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認知，人們的認知度和行業當下能夠提供的服務是相匹配的。
自然教育行業的市場規模有多大？至今，這一問題仍沒有準確答案。不過，在計算市場規模之前，首先需要探討的是什么才算自然教育。
2019年4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印發《關于充分發揮各類自然保護地社會功能 大力開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這是第一個國家政府機構部署全國自然教育的文件。文件中把“自然教育”定義為推進環境保護，實現生態文明的重要途徑。
用自然教育的方式達到生態保護的目的同樣也是很多自然教育機構的理念之一。鳥獸蟲木自然保育中心創始人賴蕓曾向芥末堆表示，鳥獸蟲木的定位是引導公眾關心生物多樣性，用自然教育推動生態保育。
“自然教育的從業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環保領域，環境保護本身就與自然教育密切相關。可單純強調對環境的保護并不完全算是自然教育。”胡文玨稱，“自然教育”中的“教育”二字很關鍵，教育更多強調得是教學過程對個人成長的影響。“現在市場上的很多機構要么對自然缺乏足夠的理解，要么在教育上經驗不足，真正好的自然教育機構應該是在教育觀和生態觀上都具備比較專業的認知。”
蓋婭自然學校的校長張萌對自然教育的定義則更為寬泛，她較傾向從能否達成目標的角度來認識自然教育。“能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割裂關系，彌補人對自然認識的缺失以及幫助人們找到自我在自然中的位置，能達到這些目的的教育就是自然教育。而自然教育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對于自然教育的不同理解也直接影響各類自然教育機構的商業模式和課程設置。
在胡文玨看來，自然教育課程必須要在自然空間中進行，如果沒有對大自然的切身感受，課程將失去意義。在此基礎上，聞啼鳥采用To C高客單價模式，面向4—12歲年齡群體，周末的主題自然課和寒暑假的生態旅行是其主要營收來源。
除直接服務于個體客戶，一些自然教育機構，如大地之野、樹行途等還研發標準化課程內容，與中小學開展合作，開拓進校業務。樹行途創始人王旭此前接受藍鯨教育專訪時談到，“脫離人的不可控和不可復制性，做可控和可復制的知識”是樹行途成立伊始就確定的思路。
據2018年全國自然教育論壇對自然教育行業的調研結果，自然教育機構針對政府、學校、企業等B段客戶提供的服務主要為承接自然教育類活動，其次是提供項目設計、課程開發等服務，面向公眾則主要提供自然教育體驗活動和自然教育相關旅行方面的服務，受眾以中小學學生為主。
目前，自然教育類課程種類頗多，有以冬令營、夏令營形式開展的親子旅行，有包括環境保護、農耕實踐等在內的戶外自然體驗課程，還有講解自然知識的室內自然教育課。活動場地從國內動物園、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自然保護地拓展到國外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園等生態場所。
豐富多元的活動表象之下是行業規范未建立，行業準則缺失帶來的機構資質良莠不齊、從業人員素質及課程體系質量參差不齊等多種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除國家林草局印發的通知以及中國林學會于2019年發布的《森林類自然教育基地建設導則》、《自然教育標識設置規范》兩項標準外，我國尚未有關于“自然教育”的規章制度和相關標準。
2020年10月，由全國自然教育論壇發布的《新冠疫情對中國自然教育行業影響調查報告I I》顯示，將近70%的自然教育機構運營年限在5年以內，機構規模普遍較小，“小而美”型的自然教育機構仍占多數。
造成自然教育機構“小而美”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課程內容難以標準化，復制難度大；二是行業人才緊缺，教師培養周期長。
胡文玨告訴芥末堆，課程內容難以標準化主要源于自然本身的不確定性。“例如我們的落葉課，也許去年11月初的落葉情況最適合上落葉課，但由于天氣原因，今年11初的落葉課沒法進行。同樣在觀鳥課上，候鳥歸來和離去的時間都不是特別精確，在戶外課堂上會遇見哪一種鳥也是未知數。可以說，大自然本身的不確定性造成了產品不可能在諸多細節上實現標準化。”
課程標準化難度大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自然教育行業人才的匱乏。以蓋婭自然學校為例，張萌稱，蓋婭的所有課程都是“長”出來的，起初并沒有人為的安排和規劃。“團隊里某個成員對哪一領域的感興趣，他就可以嘗試把興趣變成能實施的課程方案。我們的課程也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越‘長’越多”。
由于國內自然教育領域人才稀缺，很多自然教育機構的課程研發周期較長，課程體系也在緩慢構建中逐步走向完整。
為解決人才不足的問題，中國林學會以及業內很多機構開設了各種類型的培訓課程，如中國林學會定期開展的自然教育師培訓，鳥獸蟲木自然保育中心開設的自然解說員培訓課程，蓋婭自然學校研發的自然體驗師培訓課程。
然而，張萌稱，“來蓋婭參加課程的人不少，培訓通過的人也不少，可很多人最終并沒有待在自然教育行業。”其原因在于“很多人做了一兩年后，發覺自己無法在這一領域達到社會主流的成功，也就放棄了”。
胡文玨告訴芥末堆，聞啼鳥幾年來都沒有招老師，現有的老師都是團隊自己培養起來的。和聞啼鳥類似，賴蕓曾向芥末堆表示，鳥獸蟲木中的很多老師之前是來參加活動的家長，“家長慢慢地不滿足于只參加活動，也會來機構幫忙當助教，甚至成為導師。”
“一名合格的自然教育老師需要具備正確的自然知識、一定的自然體驗，以及建立在生態學基礎上的友好的自然觀。”胡文玨講道，很多生物學、地理學專業的畢業生在自然知識方面儲備充足，但非常缺乏自然經驗，“他們在講課的時候很難把對自然的直接感知和熱情傳遞給學生”。又或者，“他們的知識、經驗都很豐富，但傳達知識的方式方法、理念反倒有可能給大自然帶來負面影響、給孩子帶來誤導。”
據了解，我國高校及科研機構中均沒有確立自然教育相關內容，從事自然教育研究的高端人才寥寥無幾。而解決不了課程標準化、可復制和人才缺失問題，自然教育機構也很難短期內打破“小而美”的發展狀態。
其實，在“自然教育”一詞進入大眾的視線、引起廣泛關注以前，我國相關政策的主要落點在環境教育。
1996年，國家環境保護局、中宣部和國家教育委員會聯合印發《全國環境宣傳教育行動綱要》（1996—2010），提出建設環境教育機構和環境宣傳教育基地；2012年環境保護部、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建立中小學環境教育社會實踐基地的通知》指出，應充分認識到建立中小學環境教育社會實踐基地的重要意義。
21世紀初，我國推行基礎教育改革，并把環境教育作為跨學科主題納入中小學綜合實踐課程。2003年，教育部印發《中小學環境教育實施指南（試行）》的通知。其中指出，教育部決定將環境教育正式納入中小學課程，并建議中小學組織參觀自然保護區等活動。
不過，據貴州大學和貴州大道風景園林研究院老師胡毛、呂徐等的研究結果，目前國內中小學校對自然教育都只停留在書面的理論上，學生普遍缺乏近自然學習。此外，和自然教育相關的學習營、夏令營、國際游學等活動也只有一小部分家庭參與其中。
與中國不同，歐洲等國的自然教育起步較早、形式多樣。例如德國等歐洲國家在幼兒教育時期就引入自然教育，德國森林幼兒園的數量至今超過千家。而北美的自然教育則更加偏向以探索未知為目的的野外生存。美國大多數學校都在中小學設置了自然課堂，課程以森林探險、露宿營地的方式展開，自然教育的主題還融入到K12階段的教學當中，和科學類課程、人文類課程結合。
單靠“小而美”的自然教育機構的單打獨斗，很難讓“自然教育”破圈從而被主流大眾所接受。科學史家、清華大學科學史系主任吳國盛曾在“首屆中國自然教育大家談圓桌會議”中表示，自然教育只有得到教育局的支持，有具體政策支持，比如將其納入學分或必修課，才能避免邊緣化。
全國自然教育論壇曾發起過一個調查，調查對象主要為3-15歲人群。調查結果顯示，51.09%的被調查者沒有參與過自然教育活動；4.98%的被調查者經常參與；21.5%的被調查者參加過兩次以上的自然教育。由此可見，自然教育在我國目前的普及程度還相對較低。
對于較低的市場需求，胡文玨認為，沒有必要刻意地開辟市場，因為自然教育行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認知，人們的認知和行業當下能夠提供的服務是相匹配的。
“其實從我們的小長假、周末的公園以及景區的人流量就可以看出，對于中國家庭而言，家長帶著孩子走進大自然的需求非常強，自然教育潛在市場非常大。”胡文玨認為，這一部分人都可以轉化成自然教育機構的客戶，但是目前的轉化率還不是非常高。
談及自然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持樂觀態度的張萌告訴芥末堆，小眾還是大眾，不是自然教育機構本身能夠決定的。“大家對這件事情的認知一時半會兒很難改變。自然教育比起10年前已經很大眾了，已經有很多人知道這個概念，愿意了解這方面的事情。事情的發展有其規律，我們是急不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