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均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創，限時免費閱讀中）

2020年3月1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治愈者出院，離開時全身消毒，并被送去隔離點繼續觀察14天。（南方周末記者翁洹/圖）

（本文首發于2020年3月5日《南方周末》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線報道”）

“生病不是我的錯，何況我的病已經好了。”保安畏懼的眼神刺傷了萬春暉，但他不打算隱瞞自己的治愈者身份。

來電的是一位病友家屬，家屬拜托駱非打打氣。“你的話比醫生管用，你能痊愈出院，本身就給了他們信心。”駱非的主治醫生也這么叮囑。

賈娜出去買菜，在空無一人的江邊邂逅大片卷積云。她發現，自己變得更容易被美景打動，哪怕這美景不在遠方，就在自己家門口。

“終于重見天日了。”2020年3月1日下午，李泉用一條情緒昂揚的朋友圈消息，宣告痊愈出院，開始了為期14天的隔離觀察生活。

不過，22天前，他的岳母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撒手人寰——他不能寫在朋友圈，也不能告知還在方艙醫院養病的妻子，“我怕她一個人接受不了，從輕癥惡化成重癥”。

這是大疫情陰霾下的一個普通武漢家庭的命運，有人離去，有人痊愈，還有人在治療。截至3月4日12點，全國累計確診80422人，累計死亡2984人，累計治愈49923人，每一個數字背后，都積聚了太多難以言說的酸甜苦辣。

李泉獨自咀嚼著目睹親人離世的哀慟與無助，生死定格在元宵節那一天：120將岳母送到了醫院，幾小時后，殯儀館來車拉走了遺體，而李泉住進了這家醫院。此前兩人因找不到床位一直往返醫院打針。

待妻子痊愈，二人相聚，那一日的幸與不幸該如何訴說？

和李泉一樣，這近五萬名治愈者，他們的血液中或許永遠流淌著新冠病毒刺激產生的抗體，他們的記憶中或許永遠埋藏著這一場疫病遺留的創傷。

“有的人會很快忘卻痛苦，用暫時的放下支持自己進入當下的生活。有的人因為親人離世而自己活著，會有幸存者的羞愧和內疚。”湖北省心理咨詢師協會常務秘書長杜洺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同人面對創傷有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這沒有好壞之分”。

如何重啟愈后生活，每一名治愈者都面臨抉擇。這是他們的劫后余生。

走出武漢火神山醫院那一天，萬春暉只帶走了一張出院證明，其他個人物品因為無法消毒，都留在病房里。

出院證明僅薄薄一頁紙，打印了萬春暉的個人信息、住院情況和離院建議。病區主任在紙上簽名，再蓋上火神山醫院醫療專用章。

“回頭我要把它裱起來。”2月27日，萬春暉在電話里鄭重地說。那天是萬春暉出院后居家隔離的第八天，他有些懷念火神山醫院的伙食——午飯、晚飯都是三菜一湯，而一個人在家只能每頓下點餃子面條。

雷神山醫院的出院證明制作精良，令萬春暉很羨慕。（采訪對象供圖/圖）

萬春暉可能是火神山醫院最出名的病人。在這家醫院正式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第一天，《解放軍報》記者拍攝到萬春暉不坐輪椅、步行入院的鏡頭，他還沖鏡頭豎起大拇指。住院的日子里，萬春暉用視頻和文字直播戰“疫”故事，收獲外號“火神山眼鏡大叔”。

疫情來臨前，44歲的萬春暉經營著一個財經類自媒體賬號，只有區區兩百多個粉絲。而現在，這個賬號已經擁粉22萬，賬號名稱下有兩條個人認證信息，“優質財經領域創作者”排第二，“武漢新冠肺炎治愈患者”排第一。

“網紅”患者出院，社區派車接萬春暉回家隔離。車到小區門口，司機想和萬春暉合影留念，于是把手機遞給小區保安。沒想到，保安拒絕幫忙，“他說沒戴手套，怕碰了我們的手機就會傳染”。

“生病不是我的錯，何況我的病已經好了。”保安畏懼的眼神刺傷了萬春暉，但他不打算隱瞞自己的治愈者身份。一則他的自拍視頻上過央視，“臉也露了，真名也打上了，藏也藏不住”。再則，自從十多年前掙了點錢，萬春暉就不再上班：“我沒有同事的壓力，鄰居支不支持我也不在乎。”

家住湖北黃岡的駱非不能不在乎鄰居的看法。他在有“黃岡版小湯山”之稱的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住院時，家門口的高音喇叭經常廣播，提醒業主小區里已有8人確診。妻子聽著心煩，駱非只能在電話里安慰：“就讓他們嚷吧。”業主們并不清楚病人出自哪一戶，于是在微信群中各種猜測、打探。駱非看在眼里，默不作聲。

出院后，駱非被集中隔離在一所技校里14天，2月下旬隔離期滿。回家那天，他提前給社區派的司機打電話，請求司機晚上來接他，“晚上不起眼”。

司機沒掌握好時間，傍晚太陽還沒下山，已經把駱非送到了小區門口。駱非趕緊讓司機停車，自己走進小區——“我們這兒也‘封城’了，一般的車不讓上路。鄰居看你坐車進來，會懷疑你不大正常。”

只要躲過鄰居，回到家，大門一關，駱非的心情還是舒暢不少。“在外面（隔離），哪怕病好了也感覺自己是病人。”雖然出于謹慎，駱非在家還是整天戴著口罩，但看著6歲的女兒在眼前晃來晃去，他重新找回了為人父的驕傲。

全職太太蔣玉從武漢回湖北一個小縣城的公婆家過年。丈夫確診后，蔣玉在1月底短暫地發過燒，退燒后再無任何病癥，但核酸檢測連續十幾天都“陽得很果斷”。醫生看她活蹦亂跳不像病人，不敢給她打針吃藥，也不敢放她出院。

“我天天研究自己出了什么問題，快搞成神經病了。”2月底，核酸檢測終于轉陰，蔣玉回到公婆家，再不愿意出門，“外面的人看見我也尷尬，我就別讓人家為難”。

丈夫在武漢一家食品公司工作，那里忌諱員工生病。蔣玉心想，等疫情結束返回武漢，不能讓周圍人知道夫妻倆感染過新冠病毒。

出院后，駱非接到過一個陌生的電話。來電的是同病房一位病友的家屬，家屬拜托他，給病友打打氣。

駱非是病房里最先出院的，另外兩位病友都比他年長。其中一位病友已經在醫院里住了一個月，心中愁悶，連后事都向家人交代好了“。他家庭條件非常好。我在里面時他還開玩笑，說自己要是掛了，多不劃算啊。”

“你的話比醫生管用，你能痊愈出院，本身就給了他們信心。”駱非的主治醫生也這么叮囑。

對于新冠肺炎這樣一種陌生而又來勢洶洶的傳染病，“每個人都希望身邊有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康復例子。”另一名治愈者邵勝強說，他愿意成為這個例證。

邵勝強1月初發病，當時疫情信息并不明朗。在經過23天的治療后，2月3日，邵勝強成為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第一位出院的治愈者，甚至有當天不上班的醫護人員趕回來和他合影。

邵勝強回到家，開始以治愈者的身份做志愿咨詢，至今已持續一個月。每天總有二三十人找到他，身體抱恙的想向他確認自己是否得病，已確診的輕癥患者則問他如何能好。

“我總是告訴他們，這是自限性疾病，輕癥靠免疫系統能好起來。”邵勝強反復勸咨詢者保持好心態，“我這么胖，身體狀況比你們差。我都能治好，你們肯定能挺過來。”

至于重癥患者，前來咨詢的往往是他們的家屬。“病人在醫院里，那就是聽醫生的。我能做的其實就是讓家屬平復下來，給他們信心。”

萬春暉在火神山醫院觀察到一種現象：病區里一些年輕人整日刷手機，瀏覽各種疫情信息，因此憂心忡忡，病情越來越重。反而是年紀大一些的，天天看電視，心平氣和，康復得更快。

“得這個病的人其實非常脆弱，心理上的壓力非常大。”萬春暉眼見一位病人因為打不通家里電話，心力交瘁，自己拔了氧氣管“，第二天人就沒了”。

這也是萬春暉堅持直播自己戰“疫”經歷的原因之一——當大多數人都因一種新病原體惶惶不安時，生病的人反而獲得了某種權威性。“雖然我經常說，我不是醫生，很多問題不該問我。但我把自己戰勝病毒的經歷讓人們看見，人們就多了一點真實的希望。”

2月27日，短視頻平臺用戶蘋果（網名）開了一場直播。從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出院后，他在家里住了幾天，社區通知他必須集中隔離。

那是集中隔離的第一個夜晚。直播從晚上八點開始，持續3小時，觀眾最多時來了90人——只有他在方艙醫院開直播的一半。他以前不刷短視頻，在方艙醫院閑極無聊，拍了一條同病區阿姨們唱《親愛的戰友》的視頻，上傳后迅速收獲1.8萬個點贊。

“我還蠻懷念方艙的。那里人多，護士小姐姐跑來跑去，病友互相聊天。我走以后他們活動更多了。”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蘋果對自己出院后方艙醫院就舉辦了“方艙好聲音”歌唱比賽耿耿于懷“：我要是在，估計最佳男歌手沒得跑。”

第二天直播時，他把這件事又念叨了一遍。

許多從方艙醫院走出去的治愈者，在獨自隔離時感到些許失落。他們在方艙醫院體驗到久違的群體生活——食藥統一供應，人與人之間充滿溫情。之前有人感嘆“住得不想走了”，還上了微博熱搜。

蘋果出院后，會把仍在方艙醫院的病友發來的視頻上傳網絡。一條網友留言讓他印象深刻：“要不是知道你們得病，看視頻里面這么熱鬧，真覺得我們在家的才是被隔離。”

隨著出院的治愈者越來越多，3月3日，武漢市硚口武體方艙醫院率先“休艙”，網友們紛紛點贊祝賀。

相比蘋果，余昌平則已是“網紅”醫生。這名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呼吸內科危重癥專家，是第一個被感染的湖北新型冠狀病毒防治專家組成員。隔離治療期間，他錄制了一系列短視頻科普新冠病毒，風格幽默。

2月29日是余昌平痊愈后的第四天。吃過晚飯，他在醫院病房里接受南方周末記者視頻采訪。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有一百多名醫護感染，醫院專門給治愈的醫護開辟了隔離病房。

“一百多（同事）感染，里面像我心態這么好的，也就一兩個。很多護士不懂，還是很怕死的。”余昌平頗有些驕傲地打趣說，不是所有被感染的醫護人員，都能拍出這么淺白有趣的科普視頻。

他摘下口罩，指了指上排門牙的一個小豁口——那是六七年前他值班時，被其他醫生的病人打出來的“。我可能適合干這個（拍視頻）。”余昌平打算，疫情結束后如果有時間，繼續拍短視頻改善醫患關系。“大家說這段時間醫患關系特別好，那以后呢？”

“和死神握過手，‘死’過一次，就沒那么恐慌。我不僅是對這個病有了抗體，這輩子的人生都像有了‘抗體’。”原本身材較胖的邵勝強體重減了30斤。大病初愈，剛三十而立的他感覺自己“通透”了，看開了。

“不能埋怨命運對你不公平，因為它對大家都不公平。”受疫情影響，邵勝強創業的公司沒了生意，賬面上只出不進，一個月要給員工發幾十萬元工資。放在以前，事業心強的邵勝強會愁得睡不著覺。而現在，他寬慰自己“大難不死，必有后福”。

萬春暉發覺，自己的人生觀在火神山醫院里發生了巨大改變。“以前我真不是多管閑事的人。現在看見那么多醫護冒死來救人，來救我，我必須得做點什么。如果他們中有一個人因為救我而感染，我心態會崩潰的。”

他尋思，太專業的事自己也干不來，好在火神山醫院缺的就是干雜活的人。因為清潔工難進入，醫護須承擔許多雜務。萬春暉幫著清掃垃圾，修理物件，給其他病人的呼吸機加水……“反正我已經是陽性了，不怕病毒，這些事就可以我來干。我多干點，醫護人員就能少干點，多休息一會兒，抵抗力也強一點。”

現在，蘋果有個念想，等集中隔離結束，他要第一時間去捐獻血漿：“能抽多少是多少。能救一個人就扯平了，救兩個人就賺了。”在方艙醫院時，他家里兩只貓得到了小區陌生人的救助，這場遭遇令他感受到了互助感恩的力量。

早在2月13日，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就呼吁康復期患者捐獻血漿。最新消息是，國家衛健委、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和中央軍委后勤保障部衛生局三部門將共同頒發“愛心捐獻榮譽證書”，褒獎血漿捐獻者。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急診科護士賈娜捐獻了300毫升血漿。她在1月24日除夕那天確診，在2月4日立春那天自愈，中間居家隔離了11天。康復后，她已重上一線。

2月19日獻血漿那天，提前得到消息的媒體記者在人民醫院愛心獻血屋外蹲守。屋內墻上貼著鼓勵捐獻血漿的倡議書：“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

參加工作第一年的賈娜頭一回看見這么多記者，心里緊張，第一次測體溫37.4℃，偏高。“我當時心情好差啊，怕（血漿）獻不成了，害這些記者白跑一趟。又怕是二次感染怎么辦？”賈娜在外頭站了一會兒，和直播的記者閑扯幾句，進去再測一次體溫，終于正常了。

病愈后的一天傍晚，賈娜在空無一人的江邊邂逅大片卷積云。（采訪對象供圖/圖）

站在賈娜的出租屋里，往窗外看是黃鶴樓，出門五分鐘就能走到武漢長江大橋。病愈后的一天傍晚，她騎自行車出去買菜，在空無一人的江邊邂逅大片卷積云。

“那天后來沒有買到菜，但心情還是很好。”賈娜發現，歷經一場劫難，自己變得更容易被美景打動，哪怕這美景不在遠方，就在自己家門口。

（文中李泉、駱非、蔣玉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譚暢 南方周末實習生 宋思靜 李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