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信息具有強領域專業性 醫療問題有哪些
發揮醫務人員健康科普主力軍作用（無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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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譚先杰團隊創作的《話說生命之宮》（上下卷），榮獲2023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是該獎項中唯一的醫學科普著作。
一粒藥、一根針，可以治病；一本書、一堂課，亦可救人。《話說生命之宮》（上下卷）圍繞子宮這一孕育生命的重要器官，深入淺出地介紹了相關健康知識，包括孕期保健、分娩指導、產后康復、宮頸病變、科學避孕、婦科腫瘤防治等。在譚先杰的門診，常常有患者拿著這本書來表示感謝，因為看了這本書，才在早期發現了疾病。譚先杰說：“一個醫生醫術再高明，一天至多做四五臺手術，或者看100個患者，而一本好的科普書籍、一檔好的科普節目，可以讓成千上萬的人受益，甚至可以救命。”
近年來，我國大力實施健康中國戰略，開展健康知識普及行動，居民健康素養水平持續增長。國家衛生健康委決定，從今年6月起開展全民健康素養提升三年行動。其中，加強健康教育人才隊伍建設是重中之重。例如，用好用足現有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工作激勵政策，讓更多醫療衛生人員享受到績效考核、課題申報、職稱晉升、評優評先等制度保障，更愿意投身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
醫學具有較強的專業性，醫患之間往往存在“信息鴻溝”。很多醫學常識，對于醫生是“老生常談”，對于患者卻是“聞所未聞”。事實上，任何疾病都是預防大于治療，健康科普可以讓疾病防治的陣地前移下沉。從這個角度看，醫生做科普和做手術同等重要，都是治病救人。因此，醫務工作者要樹立大衛生大健康觀念，把做科普列為“必選項”，從“以治病為中心”轉向“以健康為中心”。各級醫療機構要充分利用人才優勢、專業優勢、資源優勢，引導醫務人員在日常診療和平時工作中向患者、向公眾宣講疾病預防保健知識。例如，廣東省中醫院組建了一支由國醫大師、全國名中醫、岐黃學者等組成的健康科普傳播隊伍，構建自媒體科普平臺，把深奧的醫學道理講得通俗有趣，讓老百姓“一聽就懂、一學就會、一用就靈”，提升了健康科普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健康科普越來越受到百姓的關注，但網絡上的健康科普內容魚龍混雜、真偽難辨，極易誤導公眾。面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健康科普工作仍有差距，如學術主導不夠、規范管理不足、知識零散破碎等，其關鍵原因是專業權威醫生參與度不高。因此，要發揮好國家和省級健康科普專家庫的作用，規范健康科普信息發布與傳播，尤其是加大對不良健康科普信息的監測力度，及時澄清虛假信息，堅決謠言傳播，提高健康科普的科學化、專業化和精準化水平。同時，強化多部門聯動，廣泛傳播優質權威健康科普作品。對于影響力大、傳播范圍廣的不良信息，及時處置辟謠，凈化健康科普網絡環境。
如何才能調動廣大醫生做科普的積極性？衛生健康部門要加強頂層設計，強化激勵機制，營造良好氛圍，厚植健康科普創新土壤，鼓勵醫務人員在健康科普工作中積極作為，進一步增強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務人員投身健康教育的專業性、主動性、創造性。例如，上海市將醫務人員的健康科普代表作品列入高級職稱的晉升標準，并通過健全組織體系、建立激勵機制等多項舉措，充分發揮醫療衛生機構“健康科普主陣地”和醫務人員“健康科普主力軍”的作用。
健康中國，醫者先行。既能做手術，也能做演講；既能做科研，也能寫科普。這是新時代對醫務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建設健康中國，需要更多醫務工作者加入健康科普隊伍，倡導健康新理念、培育健康新文化、引領健康新生活，讓人民群眾重視健康、維護健康、享受健康，真正成為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筑牢中國式現代化的健康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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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體系的研究（一）：醫療中的信息問題
劉勁、于艾琳 長江商學院 2024-04-11
醫改是一道世界性難題，承載著破解“看病難、看病貴”的民生期盼。在龐大的醫療體系面前，患者與醫生的距離那么近，又那么遠。
醫療體系中存在哪些信息不對稱和信息搜索問題？如何破除醫療體系中的信息壁壘？哪些國家的實踐可被我國借鑒？長江商學院劉勁教授、于艾琳研究員在最新發表的文章中指出，要建立一套現代、高效的醫療體系，解決醫療體系中的信息問題，是第一等的要務。
劉勁
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學教授
投資研究中心主任
要建立一套現代、高效的醫療體系，光有先進的藥物、高超的醫術、發達的技術，是遠遠不夠的。醫療是一套服務體系，服務目標是老百姓最重視的民生—健康；但同時又因其具有高度復雜性，信息問題嚴重，常常讓老百姓不知所從，得不到合理有效的服務。因此，解決醫療體系中的信息問題，是第一等的要務。
01
醫療中的信息不對稱
由于醫療本身的專業性，醫療領域天然存在高度信息不對稱。在患者、保險公司和醫療機構的博弈中，醫療機構有極大的信息優勢。這種信息優勢使醫療機構有能力一邊魚肉患者、一邊誆騙醫療保險，這實際上是全球醫療體系的通病。
首先，醫療機構與患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醫療機構和醫生擁有專業知識，使得患者在面對診斷和治療方案選擇時處于劣勢。醫生可能會濫用他們的專業權力，推銷不必要的醫療檢查、手術或藥物，從中獲得不正當的經濟利益。患者往往難以判斷醫生診療方案的合理性，只能依賴醫生的建議來做出決策。
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的報告指出，世界各國常出現“過度使用”和“未充分使用”藥物及醫療服務的情況。
美國有高達70%的子宮切除手術、西班牙有1/4的膝關節置換手術、中國有超過50%的抗生素使用，都是“過度使用”和“不當使用”的醫療行為。這不僅給廣大患者造成了傷害，還嚴重浪費了寶貴的醫療資源。
其次，醫療機構與保險公司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醫療機構和醫生掌握關于患者病情和治療方案的詳細信息，而保險公司則通常依賴于醫療機構提供的信息來評估賠付的金額。醫療機構有動機夸大，甚至編造患者的病情和治療費用，以獲得更高的保險賠付。同時，保險公司缺乏驗證醫療機構診療資料真實程度的能力，更有甚者可能會聯合醫療機構敲詐患者，這導致過度診療和醫療保險欺詐頻發。
美國醫學協會一項針對2000多名醫生的調查顯示，高達20.6%的醫療服務是非必要的。根據2018年美國洗錢風險評估報告，醫療保險欺詐是美國非法資金的最大來源，每年產生超過1100億美元的非法收益，占美國所有非法收益的1/3。
過度診療和醫保欺詐的影響不僅發生在美國，在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以及中國也廣泛存在，給全球的醫療體系帶來沉重負擔。
無論在市場導向的醫療系統還是公共導向的醫療系統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都存在。醫療領域的成本和費用結構非常復雜，這又必然導致醫療行為的價格和質量的不透明，患者難以理解、醫療保險難以驗證。而在監管不力的情況下，醫療機構和醫生更可能會利用信息不對稱以權謀私，導致資源浪費乃至貪腐發生。
美國的醫療花費歷來都是全球之最，每年占GDP比重近20%。美國醫療服務的提供和支付主要由私人醫療機構和保險公司來承擔，醫療服務價格不透明正是產生過高醫療費用的重要因素。
一項對美國醫院的價格調查顯示，參與統計的53家醫院心臟搭橋手術的報價平均約為15萬美元，最低4.4萬美元，最高達44.8萬美元。
在醫療保險領域也同樣如此，由美國政府出資的老年醫療保險的支付額比較合理，但對于完全相同的醫療項目，商業保險的患者則可能會支付高于這個費用2至23倍的金額。
由此可見，醫療價格不透明給醫療費用極大的操作空間，這最終造成美國的醫療體系極其臃腫。
中國以公立醫療機構為主體，醫療價格不透明則在醫療機構內部產生了巨大的尋租空間。尤其是在藥品、耗材和設備采購和使用環節，醫療機構要比患者、醫保基金都更了解產品的治療效果和應有價值。醫療機構就有動機利用這種信息優勢在采購環節以權謀私，或在診療環節使用大量利益相關的高價藥品和耗材。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披露的典型案例可見一斑：一臺進口價1500萬元的醫療器械直線加速器，醫院以3520萬元的高價采購，院長竟從中收取1600萬元回扣。
院長作為“一把手”擁有決策權，科室主任等中層干部也對藥品、器械的評價和使用起到重要作用，是行賄者“圍獵”的對象。此外，低級別從業者可能通過違規行為獲得非法利益，比如基層醫生通過手中的處方權向醫藥代表換取回扣。
02
強制性信息披露
是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關鍵
如何破解醫療領域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答案很簡單，強制披露信息，讓醫療領域的信息最大程度公開，把醫院像上市公司一樣監管。
新加坡的藥品價格公開透明且中間環節較少，在流通過程中幾乎無額外加價。
在采購環節，政府要求所有的公立醫院都必須通過統一的平臺進行醫療器械和藥品的采購招標，采購價格通過市場化競價的方式確定，供應商都能夠公平參與競爭，避免出現暗箱操作或利益輸送。
在流通環節，政府壓縮流通費用，要求所有的公立醫院藥品一律采取零差率政策，不允許醫院通過銷售藥品獲利，保證患者在醫院內購買的藥品價格與其出廠價格一致。
此外，新加坡藥劑師協會公布治療各種慢性病所需藥品的價格和補貼清單，以供患者就醫時做出合理選擇。
新加坡通過上述舉措實現了醫藥分離與藥品價格透明化，有效地防止了尋租的發生。
新加坡的醫療服務費用和治療效果也同樣透明，旨在促進醫院間的公平競爭，提高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2004年起，衛生部公布各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價格，以此讓公眾了解比較在不同醫院就醫的成本。價格公開后，醫院爭相降價，例如準分子激光原地角膜消除術（LASIK）的價格下降1000新元。
而后2006年，衛生部進一步要求醫院公布主要病種的臨床治療效果。以白內障手術為例，當時各醫院的手術成功率差別很小（均達到95％左右），但收費標準卻相差很大。療效公開后，醫院的定價逐漸趨于中間均衡點。
此外，2018年衛生部首次公布私立醫院常見手術的收費基準，指導私立醫院合理定價，以此抑制醫療費用的飆升。目前衛生部披露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的常見治療費用基準，包括手術費、費、醫療設施使用費和醫療咨詢費等，費用清單詳盡并且覆蓋大部分治療場景。
新加坡公開透明的醫療費用和療效，極大化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影響，讓患者能夠充分知悉診療的資費和效果，同時也倒逼醫院降本增效并提高醫療服務質量以保持競爭力。新加坡公開透明的醫療費用和療效極大地化解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影響，讓患者能夠充分知悉診療的資費和效果，同時也倒逼醫院降本增效并提高醫療服務質量以保持競爭力。
如果缺乏強力的監督和制度的約束，信息披露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新加坡在醫院和政府層面均設置專門的程序以防微杜漸：
在醫院層面，專設由來自不同科室的醫生、藥劑師、護士長和行政管理人員組成的藥劑與藥物治療小組，負責檢測醫生給患者的用藥劑量和用藥安全等問題，避免出現過度用藥；
在政府層面，在政府層面，衛生部專設醫藥理事會對醫生名冊和行醫資格進行管理和監督，以此約束醫生亂開處方的行為。
此外，政府通過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將反腐敗法律的作用對象由公共機構擴展到私營機構，醫生收回扣或收費過高將面臨嚴厲的處罰。如新加坡名醫林美麗在為一名文萊皇室成員治療乳腺癌時開出2520萬新元的醫藥費，遭到衛生部調查，面對94項收費過高的指控，被吊銷執照3年。
新加坡通過公開披露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使得醫療體系擁有極高的透明度。同時，采取全民監督、醫院自治、立法監管多位一體的強約束手段，把全部的醫療費用置于陽光之下，最終促成新加坡醫療體系的價格兼顧市場性與合理性。新加坡醫療體系提高透明度的系列措施，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由于醫療領域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尋租、腐敗和資源浪費，非常值得我國借鑒。
03
醫療中的信息搜索問題
醫療體系中的另外一個信息問題是有醫患之間匹配的難題，即所謂的“搜索”問題。
疾病有輕重緩急，對應的醫療服務需求也是不一樣的。醫生則有職稱和經驗高低之分，專業水平也有差異。
患者去看病應該找合適的醫生，最理想的匹配方式是：得了小病找普通醫生，罹患大病、重病找資深醫生、名醫。這樣醫療服務和醫療需求可以精準匹配，既可以減少診療資源浪費，又可以提高患者滿意度。
要想提升醫患間匹配的效率有兩條路徑。
一是通過實施嚴格的分級診療制度，把常見病、慢性病的患者就醫問題解決在基層衛生機構，其余的再通過轉診介紹到綜合醫院或專科醫院，形成合理的就醫秩序。
二是利用IT技術實現醫患精準配對，通過線上診療、互聯網醫院等方式滿足廣大患者多元化的醫療需求，給大醫院合理分流的同時，增加偏遠地區的醫療可及性。
分級診療在英美等發達國家已經非常成熟，通過將醫療體系有序分級同時實施基層首診制度和雙向轉診制度將患者分流，以達成合理的就醫秩序。
以英國為例，其醫療體系分為初級保健、二級、三級醫療服務。
初級保健主要由社區的全科診所提供，為居民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包括日常健康管理、常見病和慢性病診療及出院后的康復治療。
二級、三級醫療服務主要由綜合醫院提供，負責重癥、疑難病患者的治療和急診，醫院不設普通門診，只設專科門診并提供住院服務。
除緊急情況，居民患病后必須先去全科診所首診。如病情嚴重，必須經全科醫生轉診推薦，才能到上級醫院接受專科醫生的治療，否則醫療保險將不予支付。
患者在綜合醫院經過治療后如有需要，再轉診回到全科診所進行康復保健治療。
分級診療結合患者病情的不同程度、不同階段的具體情況，將患者在醫院與基層醫療機構之間進行轉診，最終實現“小病到社區、大病上醫院、康復回社區”的合理匹配。
英美的醫療體系通過明確的分工，使基層全科診所作為初級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在分級診療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承擔了整個醫療體系的“守門人”職能。
大部分患者的需求在全科診所就得到了滿足，分級的醫療服務體系使患者能精準就醫，醫療資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基層首診制度有效維持了診療秩序，英國和美國通過全科診所分別過濾掉90%和75%~85%患者的就醫需求。
雙向轉診制度保證了醫院和基層診所之間的緊密連接，使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各司其職、通力合作，形成高效運行的醫療體系。
我國當前分級診療制度不完善，醫療體系中“有分級無分診”的情況使得醫療資源配置的缺乏效率。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和成本的限制，患者天然地想去最好的醫院，選最好的醫生，這必然會導致就醫秩序的倒置。
2022年，數量占比94.9%的基層醫療機構僅承擔了50.7%的診療任務，2.3%的一、二級醫院承擔了16.7%的診療任務，而0.3%的三級醫院承擔了高達26.5%的診療任務。
大量的基層醫療機構門可羅雀，未能實現合理分診。而大型醫院則人滿為患，頂尖醫院就更是一號難求，也無法聚焦于攻克疑難病癥。
顯然分級診療制度未充分發揮作用，醫患之間沒有合理匹配，醫療系統效率低。
雖然自2015年以來全國各地陸續開展分級診療制度實踐，地方也因地制宜積極探索了不同的分級診療模式，如家庭醫生簽約服務、醫聯體、慢性病管理等，但分級診療的落地仍需更強有力的改革措施支持。
醫療是剛性需求，資源的不足以及配置效率低導致傳統醫療服務無法有效滿足患者需求與醫療資源之間的有效匹配，而這個問題通過互聯網可以得到極大改善。
互聯網早在多個領域展示了其匹配功力——搜索引擎匹配人和資訊，婚戀網站匹配適婚男女，電商平臺匹配消費者和零售商等等。
同樣，醫療領域的匹配問題也完全可以通過互聯網得到解決。
首先，互聯網醫療平臺可以作為醫患之間的橋梁，匯聚大量的優質醫生資源，用強大的計算能力和精妙的算法，自動把對患者的需求解析出來和醫生擅長的治療領域做最優化的匹配。
這種對患者的精準分導診，和分級診療本質是一件事，目的都是讓患者找到最合適的醫生，只是互聯網平臺用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式實現了。
同時，患者可以根據就診體驗給醫生的服務進行評分，監督和促進醫療服務的質量提升，形成醫患間互動的良性循環。而平臺用于醫患間匹配的算法還可以根據患者真實評價信息優化迭代，助力進一步提升醫生和患者配對的精準度。
其次，互聯網醫療服務可以分流掉大量非必要前往醫院的患者，同時增加偏遠地區醫療的可及性。
一方面，互聯網醫療可以提供便捷且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因此能夠過濾掉多數病情不危急的患者。對于常見病、慢性病、復診患者，在線咨詢、視頻問診、電子處方、藥品配送等遠程服務省去等待時間和就醫成本，也讓醫院騰出來更多醫療資源給重癥、疑難病患者。
另一方面，互聯網醫療解決了地域和資源的限制，增加了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醫療可及性。對于罹患重病卻身處醫療資源匱乏的地區無法找到名醫，可以通過互聯網醫療平臺找資深專家看診，甚至能開啟多個專家會診。由此可見，互聯網醫療不僅能實現精準的醫患匹配，還拓寬了就醫渠道促進患者分流，對于解決百姓看病難的問題有著重要作用。
實際上互聯網醫療作為整個醫療體系的有機補充，已成為患者獲取醫療服務的關鍵一極。
截至2023年6月，中國在線醫療用戶規模達到3.64億人，占總體網民的33.8%。隨著患者線上問診習慣逐漸養成，互聯網醫療的普及度還會繼續提升，未來仍有巨大發展潛力。
我國已涌現出多家互聯網醫療巨頭，憑借著豐富高水平的醫師團隊和便捷多元化的在線醫療服務，成為了患者診療選擇的重要入口。2022年全國的三級醫院診療量22.3億人次，僅阿里健康、京東健康、平安健康三家互聯網醫療平臺問診量就超過3.36億人次，相當于全國三級醫院總診療量的15%。
與此同時，傳統醫療機構通過互聯網等IT技術的賦能，大幅提高了醫療服務的效率，并且將醫療服務延伸至院外。
一方面，聯網醫院信息化系統的快速建設破解了由于醫院信息化水平不足造成的就醫難題。比如掛號預約和在線付費等網上服務解決了掛號、候診、繳費排長隊的問題，電子病歷和醫療機構間檢查檢驗結果互認解決了重復看診的問題。
另一方面，互聯網醫院拓展了醫療機構的服務形式，讓高質量的醫療資源下沉，也擴大了患者的就醫范圍。近年來高水平的公立醫院，都在加速推動互聯網診療服務，提高自身診療效率的同時帶動區域醫療機構協同聯動。截至2022年底，二級及以上公立醫院中，55.5%開展了預約診療，65.8%開展了遠程醫療服務，88.2%參與了同級檢查結果互認。
隨著我國互聯網醫療的快速滲透，以及分級診療體系與配套政策的完善，未來醫療服務和醫療需求有望更加合理地匹配，醫療體系的運行效率將大幅提高。屆時完全有可能構建出一個在全球范圍內比較領先的現代化醫療服務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