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的國際體育大賽需要重新校準目的，從讓比賽圓滿成功轉變為讓市民得到實惠，否則，就要考慮舉辦的必要性。”對于在8月17日得到證實的“杭州將申辦2022年亞運會”這一消息，上海體育學院教授、知名賽事運作專家劉清早感到有些“沒預料到”，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杭州本身已經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舉辦亞運會的目的，除了加強城市推介外，或許需要更高層面的設想。”

事實上，關于杭州將申辦亞運會的消息，早在去年便已現端倪。據媒體報道，去年7月22日刊發于杭州市委、市政府官網“中國杭州”上的《杭州市體育局2014年上半年工作總結及下半年工作計劃》，引發了網友的廣泛討論，因其中多次提到“杭州將申辦亞運會”，輿論對此不乏反對之聲。當時，杭州市體育局發表公開聲明致歉，表示該文件的上傳是“工作失誤”，“本應是內部討論的材料”。而記者在今天重新搜索該文件時發現，字里行間已尋不到“申辦亞運會”的字句。申辦亞運會為何欲說還休

從上周起，“杭州將申辦亞運會”的消息又再度傳出，并令多只相關股票上漲。可在正式宣布申辦消息的前一天，有媒體致電杭州市體育局辦公室詢問此事，得到的卻是“二度否認”的結果，體育局的工作人員向記者表示，“并沒有聽說此類消息，也不在工作計劃內”。但僅僅一天之后，杭州便正式轉身成為“截至目前唯一的申辦城市”，“唯一”二字，結果不難預料。

面對一波三折的“申辦謎團”，中國青年報記者今天致電杭州市體育局副局長丁炯，丁炯表示，“目前，無法給出任何官方的說法，需要等待中國奧委會有關如何發布亞運會相關事宜的最終意見。”而記者就此詢問中國奧委會時，得到的答案是“這一兩天就會有對外發布的信息”。由此可見，官方對亞運會信息發布的態度十分謹慎。

在這種謹慎的背后，是近年來亞運會頻頻遇冷的現狀以及輿論對“亞運會”日益“嚴苛”的態度。實際上，中國已逐漸成為與亞運會關聯最為密切的國家，繼北京和廣州分別成功舉辦1990年和2010年亞運會后，南京市也曾在越南河內放棄2019年亞運會主辦權時表達過“接手”的意愿，只是承受著“九成網民不支持”的輿論壓力。去年5月8日，時任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在北京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說“南京有能力舉辦亞運會”，次日相關部門予以澄清該消息“系誤讀”。加之本次杭州申辦同樣撲朔迷離，不禁令人唏噓，“亞運會真的只是雞肋嗎?”

杭州現在能否舉辦亞運會

“亞運會為什么在中國不受歡迎了呢?”中國體育界泰斗、亞奧理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魏紀中，今天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電話采訪時認為，俄羅斯索契冬奧會花掉了500多億美元，給民眾造成了對承辦大型運動會的恐懼。

在亞運會歷史上，2006年多哈和2010年廣州亞運會也都以投入巨大著稱，但從賽事的國際影響力、競技水平和觀賞性來看，亞運會又難以體現出與東道主巨大投入相匹配的價值。這不僅導致民眾對亞運會的接納程度降低，也直接削弱了亞洲各國承辦亞運會的熱情。特別是越南河內在去年4月宣布放棄2019年亞運會舉辦權，對亞運會的形象更造成了巨大打擊。

魏紀中向記者透露，杭州之所以提出申辦2022年亞運會，實際上源自亞奧理事會與中國的默契，“在越南放棄2019年亞運會舉辦權之后，雖然印尼接手了那屆亞運會，但亞運會整體上陷入了不穩定狀態。”

按照預定計劃，2022年亞運會應當在下個月的亞奧理事會大會上產生主辦城市，但尷尬的是，在杭州提出申辦之前竟沒有一個申辦者，亞洲各國對亞運會的態度明顯冷淡。但事實上，作為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洲際綜合性運動會，亞運會的價值還是存在的，這項大賽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冷遇。“為了讓亞運會盡快擺脫‘不穩定’狀態，亞奧理事會向亞洲的大國提出了承接亞運會的希望。”魏紀中表示，中國作為亞洲大國，應當對亞洲的體育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從亞奧理事會來說，自然也更有信心看到，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舉辦亞運會，可以幫助亞運會盡快走出不穩定期。

因此，杭州申辦亞運會可以說是亞奧理事會與中國共同的選擇。不過，在申辦亞運會一事上，中國政府更需要體察民意。

魏紀中回憶，8月初，自己作為亞奧理事會的考察團員對杭州進行了實地考察，杭州方面對亞奧理事會的考察結果非常關心，因為在考察之前，杭州并不清楚自己還需要投入多大力量進行相關場館和設施的建設。當亞奧理事會在考察后給出結論——杭州依照現有的和正在建設的體育設施足夠滿足承辦亞運會的需求后，杭州才算真正打定了申辦亞運會的主意。因為亞奧理事會的結論意味著杭州無需再為承辦亞運會作規模巨大的投資，“如果說到新建設施，杭州可能只需要新建一個亞運村。而亞運村一般都是房地產商開發的項目，政府并不需要直接投入。”魏紀中表示。

從目前的杭州來說，無論是正在建設的大型體育設施——奧體城，還是未來亞運村可能所在的區域——城市新區的建設，都是城市既定發展規劃的一部分，與申不申辦亞運會并無關系。舉辦亞運會不會成為市民的負擔，魏紀中表示，杭州市民大可打消“要花很多錢辦亞運”的顧慮。

避免讓大型運動會成為燒錢的無底洞，這已經是國際體育組織的共識。國際奧委會在去年提出了《2020決議》，其核心理念之一就是減輕奧運會東道主的辦賽成本。今年7月31日，北京獲得2022年冬奧會的舉辦權，北京提出的冬奧會基建預算僅有15億美元。奧運會申辦城市能否充分利用現有設施而不是大興土木，成為國際奧委會最為看重的申辦條件之一。

亞奧理事會對亞運會舉辦城市也有相似的要求。比如從河內接手2019年亞運會的雅加達(接手后，亞運會舉辦時間定為2018年)，將有十幾個比賽項目放在城市現有的展覽中心舉行，魏紀中表示，亞奧理事會對雅加達的這個辦賽方式是非常支持的。不過，大型運動會的承辦城市最終會以怎樣一種方式去籌備賽事，也不能完全看申辦城市的承諾。

索契在申辦冬奧會時，提出的預算是160億美元，國際奧委會無論如何也預料不到索契最終花掉了500多億美元。河內在申辦亞運會時提出的預算僅有1.5億美元，但實際上，那座城市有大量的設施需要建設，這點預算是遠遠不夠的。

魏紀中表示，從亞奧理事會的角度說，一座城市可能不需要花太多的錢去辦亞運會，但如果城市愿意以大手筆辦亞運會，那也是亞奧理事會所不能控制的事情。民眾對大型運動會恐懼也好、誤解也好，現在已經非常強烈。亞運會成了無人申辦的燙手山芋，冬奧會也僅有兩個申辦者。大型運動會什么時候才能真正轉變“燒錢”形象，還有待國際體育組織和各個主辦國真正踐行節儉和可持續的理念。

北京奧運會的“辦法”還適用嗎

作為截至目前“唯一”的申辦城市，杭州很有可能在亞奧理事會于9月16日在土庫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舉行的第34屆代表大會上，成為2022年第19屆亞運會的舉辦城市。而同年，北京也將攜手張家口舉辦第24屆冬奧會，中國或將在大型運動會“燒錢”形象轉變的過程中，迎來一次新的辦賽高潮。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北京基本上沒什么國際賽事，2009年～2014年間，北京舉辦的國際賽事比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2008年間舉辦的賽事總和還要多。”北京市競賽管理中心主任海振文曾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透露過相關數據，從中可以管窺到北京奧運會后中國在舉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上的明顯提升。

對于這些大型賽事的必要性，著名體育學者、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易劍東在北京申辦冬奧會結果揭曉前夕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中國來說，舉辦這種國際性影響的體育賽事我們應該堅持，國際賽事對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覺得，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體育環境的變化，使得我們有舉辦像冬奧會這樣的大型運動會的條件。因為現在就連歐洲體育運動都有所降溫，舉辦大型活動和賽事在很多政府和民眾看來都是一個負擔，他們的熱情和積極性下降。但中國的發展階段注定了我們很需要這種推動力，世界上的七大經濟體，美國、日本、中國、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除了英國和我們，其他國家都舉辦過冬奧會。由于這樣的條件和我們經濟發展的需求，我覺得是順理成章的事。”

可當新一輪大賽落地，需要升級的便不僅是硬件設施，更有辦賽理念和賽事運營人才儲備等軟件領域，正如劉清早所說，“不能把北京奧運會的辦賽理念和目標再原封不動地拿到今天來說了。”

即便中國的多個城市已經經歷過不同體育大賽的“洗禮”，但作為國內的賽事運營專家，劉清早依然需要輾轉各地協助辦賽，在“每個城市都是零起點”的現狀下，他看到的是“國內缺乏一套規范的賽事運營標準與流程”與“專業的辦賽人才十分稀缺”。但更為關鍵的是，在看到大型體育賽事帶來優勢的同時，也不可忽視城市功能為滿足運動會需要付出的代價，如酒店、交通、道路、環境等資源成本;民眾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亂的成本;甚至潛在的風險成本與人力精力成本。因此，“要向世界證明中國有能力、有實力能進入體育國際大家庭，作出負責任大國的表現，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而大型體育賽事作為一次性的社會事件，現在更需要的是讓群眾從中得到實惠，與真正符合城市發展的目標相聯系。”

若基于此，包括亞運會在內的大型體育賽事仍對中國的不少城市會具有推動作用，在劉清早看來，西南、西北地區更應考慮把大型體育賽事作為城市發展的抓手，只是無論對于哪個城市而言，想讓大型體育賽事“燒錢”的形象有所改變，就應當校準辦賽的目的，“至少要通過運動會提升全民健身的意識，而不是組織幾場全民健身活動就行了，需要讓他們從電視前、看臺上走到運動場上來”。其次，“能否借此機會有序地促進城市發展、合理利用體育場館，將需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發展規劃結合起來”。同時，“能給舉辦城市帶來正面影響，增強舉辦地民眾、投資者的信心和自豪感”。如果以這些目的作為出發點，且進行賽前評估后作出決定，大型體育賽事的形象或許會有所扭轉，“但如果只是依據長官意識就決定辦賽，結果就很可怕了。”

記者 慈鑫 梁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