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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3日，清晨5點半，去北京上班的居民正準備乘坐燕郊發往北京的早班車。圖/東方IC

河北小鎮燕郊與北京隔河相望，立志成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卻屢屢被興旺的房地產業搶去風頭，十多年來逐漸坐實“睡城”之名。

對于北漂們來說，燕郊因相對低廉的房價而成為借以安家的溫暖所在，可日復一日的潮汐式生活又讓諸多置身其中的人們苦不堪言。

本期“十城記”系列報道，我們關注三個燕郊外來戶的故事。他們有的在此安家落戶，有的將這里作為暫時棲身之所，“混好了就走”，也有的欲去還留。他們對于燕郊的愛與哀愁，正反映了燕郊當下快樂并痛著的現實。

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外來戶”，在燕郊混跡將近20年后，高岳覺得自己和那些后來者有所不同，“不同之處在于我見過燕郊原來的樣子。”1997年，高岳從東北老家來到燕郊時只有20歲，算是燕郊第一批“外來戶”。

那年夏天，他從黑龍江的一個縣城追隨在燕郊打工的親戚來京，第一站是北京站。在高岳的印象里，那是一個夏日傍晚，北京站外熙熙攘攘，就是“夢想中的樣子”。

在親戚的描述里，“燕郊離北京挺近的”，可等到坐上開往燕郊火車站的晚班車，沿路卻越走越荒涼。“那時的燕郊火車站都可以形容成矮窮挫。”高岳笑稱，彼時的燕郊遠不及今日繁華。

初到燕郊，高岳沿著102國道逛了逛，道路兩邊是高高的白楊樹，兩側都是平房，不起眼的小門臉一家挨著一家，跟在老家的感覺差不多。除了國道是水泥路，主干道是柏油路，其他都是沙石路，大車一過塵土飛揚。到了夜里，除了主干道有路燈，別的地方都漆黑一片。

高岳說，在那個年代，像他這樣的“外來戶”還不太多見，現在像他這樣在燕郊打工十多年定居下來的也是少之又少。“很多人把燕郊當作一個暫住地，混好了就走了。”高岳稱。

高岳最初在燕郊一個占地5畝的塑鋼廠當工人，那會兒年輕，覺得有的是力氣，每個月工資450元，沒學歷沒背景，只能慢慢地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打拼，從工人到班長再到技術員，工資也一點一點往上漲，“當時覺得真的不錯”。

那時燕郊的工廠大部分都是提供食宿的，這樣的生活持續了6年。偶爾休假去趟北京，還是覺得很遠。那會兒從燕郊到北京沒有直達公交車，需要在燕郊火車站坐早晚班車，除此之外就是去102國道坐私人開設的黑巴士，間隔時間很長，什么時候坐滿人什么時候發車。

2003年結婚，人生大事，高岳在燕郊鐵三局家屬院租了個房子，一個月90塊錢。曾經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搬了3次家，一年最多的時候搬過7次，基本剛住下就會被告知要搬家，各種原因都有，“說到底還是自己沒房子”。

說到房子，高岳滔滔不絕。1997年他剛到燕郊時還沒有對外出售的樓盤，1999年才開始有了最早的商品房，雷杰小區600元/平米，然后是王哥莊小區，700元/平米。

“現在想想那會兒的房價，我只能懊悔當時沒有借錢買套房。不過當時人們還沒有買房的概念，所以六七百一平米，在當時也是天價了。那會兒就覺得燕郊是個暫時的落腳點，并不會想到是今后的歸屬地。”高岳稱。

在高岳的印象里，燕郊的房子是從2005年開始大規模建起來的，馬路上的車也多了，到處都在拆遷，在蓋房。2006年，高岳用了自己多年積蓄，在燕郊買了人生第一套房子，總價7.8萬元，使用面積50平米。

接下來，高岳于2009年買了第二套房，總價12萬，使用面積30平米。2014年入手第三套房子，90平米，房價已經漲到9200元/平米。

隨著房價翻著番兒上漲，高岳由當年的普通工人成了廠里的銷售經理，收入也由每月幾百元到了如今的上萬元。工作地點還是在燕郊，他沒想過離開這里去北京求職，他適應了開車10分鐘就到公司的生活。

與已經在燕郊定居多年的高岳相比，媒體從業者何衛顯然是個后來者，他開始關注燕郊是在2009年，彼時燕郊房價已經走上快速上漲通道。

2009年后，北京房價高企，燕郊樓市也跟著火了起來。何衛還記得在地鐵1號線和八通線上看到的一個燕郊樓盤廣告，“在北京安個家——那文案看了就讓人熱血沸騰。”何衛稱自己現在仍記得，當年站在擁擠的車廂里，目光茫然掃過無數人群頭頂，望到這樓盤廣告時內心的那份躁動。

2009年9月，何衛在燕郊買下一套小兩居，“安家落戶”的誘惑讓他覺得距離并不是大問題。

去燕郊看房時，售樓處人頭攢動。他搭朋友的車繞著燕郊轉了一圈，發現燕郊沒多大，只有102國道和燕順路兩條主干道，道路兩側已經滿是樓房，“就一個感覺，來晚了”。

確實，從那一年，燕郊樓市開始高企，緊跟通州房市脈搏。近些年，每當北京出現一個關系到河北的規劃政策，都會讓環首都樓市火上一把，被稱為“北京編外郊縣”的“京東燕郊”是其中最熱的投資對象，房價上漲速度緊跟京城。

2010年初，期房很快就交房了，何衛上來先被潑了一盆冷水。何衛回憶說，當時因為收房還要交一大筆錢，就想再湊湊錢稍晚點收。可是等兩個月后去收房時才得知，晚收房每天要收高額管理費，兩個月下來要交三四萬塊錢。“有什么管理費呢?水電不通，也沒什么人。”何衛想不通。

這個事情給何衛的打擊很大，從此他對燕郊的印象開始不好。隨著住在燕郊的人口越來越多，道路日見擁堵，從燕郊進出北京的幾十公里路程也越來越顯得漫長遙遠。

2010年收房后，何衛沒有在燕郊住過一天，毛坯房也沒裝修，直接以600元一個月的價格租了出去。自己還在北京租房子居住。

盡管何衛一家覺得燕郊并不適合居住，但是他們還是有一個共識：燕郊還是具有投資價值的。與何衛在燕郊購房同年，何家大哥也在燕郊買了套房子，將他們年邁的母親從東北老家接到燕郊居住。燕郊“留守老人”數量眾多，何衛的老母親迅速加入老年協會，生活過得豐富多彩。

雖然并不住在燕郊，何衛對有關燕郊的信息還是格外關注。在有關燕郊的各種貼吧、論壇上，“燕郊劃歸北京”的傳言每次都能引發熱議，最后又都不了了之，隔段時間再傳出來。“如果往前追溯，燕郊要劃歸北京的說法，傳了快30年了。”何衛說，這周而復始的傳言里，映射的正是燕郊迫切想變身“京郊”的現實，頑強又無奈。

和高岳、何衛不同，郭艷是燕郊30萬“跨省上班族”中的一員。

連接北京城區和燕郊的主要公交線路共有9條，每個工作日早高峰，這些公交車都要運送數以萬計的上班族去北京不同的城區上班。

據統計，目前每天約有40萬人往返于北京與燕郊，其中30萬人采用公共交通，而早高峰成功擠上一輛公交車的時間需要40分鐘。

郭艷笑稱自己在燕郊爬過最高的山，那就是工作日早晚高峰，幾乎每個工作日早上，郭艷都會出現在長達三五百米的候車隊伍中。

郭艷和老公都使用北京的手機號，工作重心都在北京。他們兩口子在北京市朝陽區經營一家小微廣告公司，從2008年買房落戶燕郊后，郭艷這樣跑了幾年。

兒子上幼兒園以后，時間更緊張起來。早上送走兒子上學，8點就得擠814路坐到國貿，下午3點再擠814路回來，趕在下午5點前接兒子放學。算上排隊等車的時間，每天的交通成本達到4個小時。郭艷形容自己經常疲憊不堪，特別是兒子偶有生病，她就更忙得不可開交。

郭艷和老公經歷了激烈的思想斗爭，一度想把燕郊的房子掛出去賣掉，在北京買一套住房，這樣離著上班的地方近些。

但是，除了北京高昂的房價讓她望而卻步以外，她時常還抱怨，“住在北京一點也不方便，哪有在燕郊舒服，吃的用的都便宜，北京真是離錢不能活。”

郭艷兒子明年就要上小學了，作為一名北漂，她希望兒子能在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到時他們只好離開燕郊，來北京租房居住。

類似郭艷一般，大量“潮汐族”的存在，導致房地產成為燕郊的主要產業。

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際，受益于“燕郊將劃歸北京”的傳言，燕郊樓市迎來房價大幅上漲。在該消息沒有得到證實后，燕郊房價又因過度透支而迅速回落。2009年，北京到燕郊城鐵規劃獲批的消息再度傳出，燕郊樓市一度再升溫，但傳言再度不了了之。

時至今日，劃歸北京的傳言仍然是影響燕郊樓市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年5月以來，京津冀規劃傳出后，燕郊的房價甚至可以用“起飛”來形容。直到今年上半年，燕郊房價攀升至近2萬元/平方米的水平。售樓處人滿為患，房價上漲，售樓處小姐的態度都高冷起來。

早在1999年，燕郊便被批準為省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2010年又被批準為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燕郊開發區管委會負責人曾表示，燕郊的發展目標是建設成“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基地和高端服務業新城”，并力爭在未來20年內達到與中關村齊名。

然而，時隔多年，在外界看來，燕郊大部分產業仍以房地產為主。燕郊的建筑、房地產銷售、二手房經紀等細分行業，不僅吸納了除“潮汐族”外的大部分就業人口，也成為燕郊的主要收入來源。

據悉，在升格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之初，燕郊曾花費不少精力，力圖從北京引進高新技術產業，但該項工作進展緩慢。現實是，燕郊的房地產業野蠻生長，與燕郊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的定位并不吻合。

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房地產獨大”甚至成為轉型困難的主要因素，其不僅不利于當地經濟健康發展，而且不利于燕郊的基礎設施建設，也不利于燕郊承接北京的外溢產業。

實際情況是，以房地產經濟為主的燕郊發展模式已成為環北京周邊很多中小城市的真實寫照。

“燕郊已經給出了反面教材。”一位接受京華時報記者采訪的業內專家表示，房地產業過于蓬勃發展，受配套建設、技術配套、人力成本、交通等因素制約，過去20多年來，燕郊未能真正發揮高新區、衛星城的功能。該專家擔憂，按照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布局，要在北京周邊發展有特色的中小城市。想要步燕郊后塵的其他小城市如果及時調整思路還具備轉型的條件，但是燕郊已經沒有太多條件接納從北京外溢的產業。

針對燕郊的轉型發展，分析人士也不斷給出藥方——通過對產業空心的填補，實現人口的安置和穩定，將是燕郊問題的主要解決之道，也與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思路吻合。

不僅如此，對于環北京的其他小城市，以及大量房地產供應過剩的中小城市來說，上述藥方都可能是一把“鑰匙”。

中原地產分析師張大偉表示，在整個京津冀版圖內，燕郊始終未能找準自身定位，這也成為產業接續的障礙。“如果只是北京的協助，而不能實現同步發展，就無法真正實現一體化，只能繼續作為‘睡城’。”

出于現實考慮，何衛一家決定放棄燕郊。2011年，他在通州買了一套一居室，房子雖然小，但是上下班容易多了。“我老在國貿坐車回通州，去燕郊的等車人太多了，嚇人。還是想在北京有個小家。”今年年初，何衛在通州換了個大房子，果斷把燕郊的房子賣了湊齊這邊的首付。不過，在換房之前，何衛把一家的戶口都落到了燕郊的房子上面。

而在高岳眼里，自己無疑是幸運的。作為一名“看著燕郊長大”的外來戶，他說，燕郊其他產業的發展雖然追趕不上房地產的速度，但是這些年燕郊工業區里多了不少成規模的廠房和企業，而自己就是從工人成長起來仍然扎根燕郊。

高岳的公司早年給他辦理了燕郊戶口，他已逐漸把自己融入到了燕郊，現在高岳母親和妹妹都在這里定居，“這里已經是我們的家了”。

燕郊的教育環境也跟著樓盤的火熱起了變化，他的兒子開學就上四年級了，從四歲開始學鋼琴，現在已然彈得不錯。兒子所在學校每個班都有七八十個孩子，即使這樣的大容量，還是遠遠不能滿足龐大的上學需求。同樣，醫療資源的增長速度也處于絕對滯后的狀態。而每次陣雨后“能劃船”的燕郊，也集中暴露出了城市管理無序、缺乏統一規劃所帶來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