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北京某高校教學樓的樓道里，艾滋病感染者李維推開通往室外的門。
A06-A07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盧淑嬋
11月27日，在紅絲帶之家，一位大學生志愿者正在接聽艾滋病患者打來的咨詢電話。
為了方便不愿暴露病情的艾滋病感染者丟棄藥瓶包裝，紅絲帶之家專門設有藥瓶回收箱。
11月27日，地壇醫院內紅絲帶之家文化墻上,掛有艾滋病文化衫。
11月27日，北京地壇醫院內的紅絲帶之家。兩位大學生志愿者在整理印有“守護天使”字樣的志愿者背心。
年輕的大中學生，不再是艾滋病防控人群中可“忽略”的群體。近日，一份來自權威機構的調研報告，折射出專家的擔心。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近日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吳尊友透露，近5年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傳播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轉播。截至今年10月底，我國報告現存活15-24歲的青年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
新京報記者在北京多所學校進行的隨機調查顯示，90%大學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識，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確防護和預防艾滋病。
“男同”的艾滋病風險
“大中學生感染者中，男同占據82%。”吳尊友向新京報記者介紹，目前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在性別上以男性為主，男女比例為11:1;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傳播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轉播。
研究生一年級學生李維(化名)只是近年來不斷上升的學生感染者中的一員。
塵埃落定在七個月前。
4月份，正值論文答辯的關鍵時刻，李維收到了市疾控中心的確診報告。HIV陽性，紅色印章刺眼奪目。之前的僥幸證明是自我安慰的逃避。
一月份時，李維在一朋友建議下做了HIV檢查初篩，“就是覺得去抽個血吧。”20分鐘后，初篩結果下來。兩道杠閃在眼前，腦子一片空白。“我也不怨他，要怪只能怪自己吧。”如今李維已接受感染的事實。
李維口中的“他”是在去年12月份旅行時認識的。2014年12月，成績優秀的李維通過幾輪面試，順利保送到北京某高校讀研。一身輕松，李維獨自前往南方，提前兌現計劃已久的畢業旅行。
在事先定好的青年旅館，李維和一個男游客入住同一房間。男生二十三、四歲樣子，自稱從事銷售工作，常來南方出差。兩位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天南海北閑聊，“最后聊到男女關系和性，好奇之下，李維與對方發生了關系。”
“小旅館里非常簡陋，沒有準備安全套，也沒有想過要采取安全措施。”再次聯系時，李維已收到初篩報告。
李維再打電話過去，對方已不再接聽。出于好奇，李維在網上檢索對方號碼。自動彈出的網頁顯示，對方是專門服務男性的性工作者。
飛來橫禍，李維憤怒異常，但也無可奈何，“我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報警。”李維只是給對方發了一條短信：你把我徹底毀了，但希望你好自為之，不要再去害人。
事實上，如李維一樣的男性同性艾滋病傳播比例正在逐年上升。一組來自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顯示，在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當中，2008年至2010年，男性同性傳播所占據比例分別為59%至67%;2014年至2015年1月到10月均為82%。
截至今年10月底，我國報告現存活15-24歲青年血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9152例，占全國感染的1.6%。
“混亂社交圈”向校園滲透
據權威機構調查發現，青少年學生的感染，都是從高中到大學的轉型之中發生的。吳尊友介紹，很多學生被社會人士所利用，通過這一途徑，社會上的艾滋病開始向高校滲透。近5年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
與李維相比，張明(化名)看到兩道杠的檢測結果時出奇平靜。
10月4日還是5日，張明已經記不清初篩的具體時間。防艾志愿者張海龍所在的NGO每天有一輛車停在馬甸橋附近，為市民提供咨詢和檢測艾滋病、免費發放安全套等活動。每隔三個月，張明會前往檢測車檢測一次。
唾液檢測，20分鐘就能出結果。“檢測顯示兩道杠，疑似感染。”張海龍見到過很多感染者無法接受事實而崩潰，準備了一大堆話安慰張明。
“嗨，沒事兒!”四個小時后，張明晃晃悠悠地回來了，稱早料到了。張海龍驚訝于張明的“無所謂。”
“后悔有啥用，都是自己作的。”一個月后，張明笑嘻嘻地談論自己的遭遇。
大二時，張明開始和一男性住在一起，但他并不認為自己是“同志”。
“雖然我不排斥男性，但要不用‘那種東西’，我不會跟他發生關系。”張明所指的“那種東西”是新型毒品。
第一次接觸新型毒品也是在大二。張明前往一男性朋友家中，對方拿出一種新型毒品。好奇的張明接過來聞了一下，“一下子就蒙了。”
“等我知道它的危害時，已經晚了。”回憶起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的好奇時，張明又恢復了理智。
大學生默默(化名)“中槍”則源于他們混亂的“社交圈”。
早在初中時，1994年生人的默默已聽說“同志群體”，但不以為意。高中時有了喜歡的男孩子，默默“徹底理解了，并進入這個圈子”。
直至大學默默開始頻繁地更換男朋友。通常情況下，在交友網站，默默和對方先視頻聊天，合眼緣后約見面、約飯，最快和對方認識三天發生性關系。“基本上一個月會和兩三位發生關系。”
在更換男朋友時，默默偶爾會在圈內社交群里聽人談論“艾滋病”。知道同性性行為容易感染艾滋病，每次發生關系前，默默都要求對方采取安全措施。一年前，身體無虞，默默開始疏忽大意，不再采取保護措施。
無法監控的感染者再傳播
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間，北京佑安醫院與北京市衛計委等單位在三里屯組織的免費快速檢測篩查活動中發現，接受檢查的幾百名大學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達10%。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部分學生對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一無所知，仍在無防護措施下與人發生關系;還有人在明知染艾情況下，繼續與多人保持性關系。
經歷生病的動蕩后，張明心態呈現出明顯“裂變”。
張明租住的房子在北四環外，但他已很久沒有回去了，而是輾轉住在幾位男性朋友家，“這家幾天，那家幾天。”張明沒有停止和人發生關系，“我不會告訴別人我有艾滋病。”
感染后，張明自覺最虧欠父母，但不會告訴家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爸媽的孩子原先啥樣就是啥樣，只會變好，不會變壞。”此前的張明努力上進聽話，是老師和家長常夸贊的乖孩子。如今，他只希望在死之前給還在上小學的弟弟留些積蓄，算是對父母盡孝。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臨床診療中心、北京佑安醫院感染中心主任張彤介紹，從中心近幾年接待檢測的人群中可以發現，14-20歲之間的年輕人占比越來越高，十四五歲的少年前來檢測已不算稀奇。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間，北京佑安醫院與北京市衛計委等單位在三里屯組織的免費快速檢測篩查活動中發現，接受檢查的幾百名大學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達10%。
張彤表示，佑安醫院感染中心平均一年檢測量在10000人次左右，其中不少人每隔三個月或者半年前來檢測。“前來檢測的人群中，主要是男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多性伴者、公用注射器吸毒者等高危人群，其中男男同性戀者占據多數。”
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告訴新京報記者，截至今年10月，學生艾滋病感染者報告數量預計超過百人省份的有15個，而這一數字在2013年為5個。“相比其他人群，青年學生感染人數上升最快，各省份相加，每年新感染艾滋病青年學生有幾千人。”
艾滋陰影下的隱匿生活
自2003年起，我國先后出臺一系列針對艾滋病感染者的防治策略，基本實現了對每一個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人都能接受健康狀況管理以及免費的抗病毒治療。但受訪者當中大多數感染者仍選擇隱匿生活中每一個有關艾滋病的細節。
讀研后，有天李維和同學聊天時提起艾滋病。“有人說得了艾滋病很快就會死，每個人都是談艾色變的表情，”李維想站起來反駁，但害怕被發現，“我現在是感染者，不敢去糾正。”
每次去地壇醫院拿完藥后，李維總是把藥盒扔在醫院垃圾桶里。這也是大部分艾滋病友采取的“自我保護措施”，李維曾看到有病友將藥片換到事先準備好的藥瓶里。
“生活中好奇的人很多，別說把藥瓶扔了，藥丸上的字母都可能會有人搜索，”李維為以防萬一，將藥單獨鎖在專門的抽屜里。
按照抗艾治療療程，一旦吃藥，漏服或者晚服的危險性極高。李維專門帶了一只智能手環，每到十點準時震一下。服藥時，李維會關上門。偶爾有同學碰到，他會心虛地表示“在吃助眠藥物”。
在校艾滋病感染者不得不用謊言來守護內心的秘密。
小張在中部某省一大學讀書。按照要求，他需要每隔一段時間體檢一次，但學校所在城市體檢仍需收取一定費用，而北京則全部免費。
為了省錢，小張選擇來北京體檢。“給輔導員請假，撒謊說有肝病，需要去檢查，”小張也給手機設置了鬧鈴，每到點，趕緊偷偷把藥吃了——藥盒和藥瓶已在北京扔了。
小張努力融入集體，若無其事地和同學一起吃飯、打《英雄聯盟》、上晚自習，但仍如驚弓之鳥。一次，聽說學校要體檢，小張脫口而出：“會不會抽血?”而在記者采訪時，小張也一再向記者打聽：“姐姐，你上大學時體檢有沒有抽血?”
小張不敢想象被發現后的生活，“我不想被當作‘另類’”。
就業歧視下感染者不敢讀研
目前國家公務員錄用體檢包括HIV檢測，禁止錄用艾滋病感染者。北京地壇醫院團委工作人員陳子亮介紹，不但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央企、大型國企等均參考公務員錄用標準，直接導致很多感染者被“標準”拒之門外。
剛感染上艾滋病的前兩周，躺在床上，就業是李維想得最多的問題。
從事自然科學，就業面限制在對口專業上。按照以往慣例，接收其專業的科研機構和事業單位在錄用時檢測HIV。
無論多么優秀，也難過這道檢測關。
已保送研究生的李維曾猶豫放棄讀研，因為出來也可能碰壁，還不如本科畢業找工作。“實在不行就回老家去，所以我已開始學習新技能。”
陳子亮曾在工作中接觸多位大學生感染者，“感染者身份對他們工作影響很大，一是導致就業面狹窄，另外就是工作起步低。”
據悉，目前國家公務員錄用體檢包括HIV檢測，禁止錄用艾滋病感染者。陳子亮介紹，不但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央企、大型國企等均參考公務員錄用標準，直接導致很多感染者被“標準”拒之門外。
對此，前衛生部艾滋病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李楯教授直言，相關用人單位錄用標準屬于公然違法：“違反就業促進法、艾滋病防治條例以及中國加入聯合國簽署的有關艾滋病方面的公約。”
陳子亮介紹，很多大學生畢業后只能選擇做銷售工作、開店、或者到私企工作。“錄用標準限制了感染者的就業面，也拉低了感染者人群事業的起點。”陳子亮坦言，很多人只能從底層做起，可能也有人事業不錯，但屬于少數。
李楯透露，曾接觸過有感染者起訴用人單位，但官司均以失敗告終。
艾滋病防治的校園尷尬
新京報記者在北京多所學校進行的隨機調查300名學生顯示，90%大學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識，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確防護和預防艾滋病。有高校的防艾講座，甚至遭遇僅有七八名同學參加的尷尬。
在北京某高校，紅十字會學生社團想把同伴教育延伸到每一個班級，“但是和學校談判結果是不允許，學校的態度是每個班級開始進行類似的培訓有強迫意味，不能要求所有同學都對艾滋病防治感興趣。”會長李美含直言。
中國農業大學學生社團負責人稱，他們會在艾滋病日前后拉橫幅、發傳單、搞講座，但這些效用并不明顯。學校社團組織有時也開展一些自發形式的講座，但參與的學生很難超過50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校醫院一保健醫生介紹，學校每年都會在艾滋病日當天開展活動，“通常一個防艾講座，只吸引七八名學生來聽。”
有高校學生社團曾想在防艾宣傳上做一些尺度較大的圖片，吸引更多人參加，擔心學校通不過，因為，前幾任社團負責人曾在學校嘗試大規模發放安全套，也被學校提醒“收斂”。
《艾滋病防治條例》要求高校、中學等將艾滋病知識納入相關課程。但記者調查了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央民族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五所高校，發現設有“性教育”方面的課程，但少有專門的防艾課程設置。
吳尊友建議，面對學生的性教育，應該建立從小學到高校的一套完備的教育體系。“小學時，應該開始學習男女性別差異等基本性教育知識;中學時，應該學習男女如何交往以及自我保護等普遍性的教育;大學階段，從各個方面進行有個體差異的設立完備的咨詢體系。”
“各個學校以講座、開學第一課、選修課、必修課等課程設置開展多種形式的艾滋病性教育。”吳尊友說，只有性教育知識夯實，在特定環境中，比如面對發生性行為的要求，學生們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A06-A07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實習生 劉思維 陳光 楊書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