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妹被罰普及“法治無彈性”常識

堂吉偉德

張惠妹暌違3年再次于臺灣跨年，不但擔任臺北場的壓軸嘉賓，還在當天帶來20多首歌曲，仿佛是個人演唱會般，從晚上12點倒數完后接著開唱，一連演出十余首歌曲，一直和現場觀眾玩到凌晨1點20分。據媒體報道，當天她表演時段的分貝檢測有4次超標，音量最高一度達到91.3分貝，最后遭開罰12萬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2.4萬。而粉絲為此抱不平，認為跨年就是要High，不該做如此限制。

跨年之夜，自費搭建舞臺開個唱，與現場觀眾一起聯歡，張惠妹為了“與粉絲同樂”，可以說是頗費心思，其行為也“滿滿有愛”而極具公益元素。然而僅僅因為其表演時分貝超標就被開列罰單，讓歡慶的氛圍有了一點不和諧的音符，相關部門如此“不解風情”，在很多人看來，此舉似乎少了一點執法的人性化。

然而對于這樣的處理，無論是被罰者，還是普通公眾，不但沒有矯情式的責怪，反倒是頗習以為常。開演唱會狂歡是一回事，而噪聲擾民被罰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看似沖突卻在此時和諧共振。既然有規矩，就必須按規矩辦，否則一切就可能亂套。法不外乎人情，不是說人情可以替代法，而是只有在法內去講求人情，而不可僭越或者踐踏法律，否則又何來的法律尊嚴，又何來的法治社會。

所謂的法治，簡單一點說是“以法律為準繩”，法律規定和限制了的事，無論涉及誰，無論其行為的環境有多特殊，該受到處罰的就必須處罰。比如出租車為了救人而違法，除非法律有“例外條款”，那么可以先對其違法行為進行處罰，然后再根據其提出的申請按程序給予救濟，而不能以“救人可以原諒”而忽略了最基礎的一步。正是法律的這種“無情性”，才使得其有了剛性的威懾力，也才有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可靠性。

否則，隨便一個客觀理由就可以法外開恩，那么法律就會成為“任人把玩的橡皮泥”，變得彈性十足而毫無規律；如果沒有了“違法必究”的后果倒逼，自然也就無以樹立“有法必依”的法律意識。時下，國內法治建設的最大障礙，就在于法律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彈性過大，可操作的空間太大，社會缺乏對法律的敬仰。比如法律明明規定應當重罰的，卻因為有人打招呼、說情而受到了輕判；還有不能給予減刑或者假釋的，也被有些人作為尋租的工具，以至于有了“花錢撈人”的潛規則；至于諸如預交罰款、發文催罰款任務更是執法違法的典型。總之，有了“關系”或者“背景”，就可以“我爸是李剛”式的狂傲，而沒有了這些就可能被“錯捕或者錯判”，無罪者成了有罪者。

還有一些最常見的現象是，一個家里有吸毒的孩子逼得父母錘殺后，鄰里就會替其說好話；還有家里有癱瘓在床的病人，其家庭成員不堪重負而將其殺死，往往會引發泛濫成災的同情。于是法官在審判之時，也會考慮到這些外部因素并進行“人性化處理”。至于廣場舞擾民更是同情大于譴責，并以“政府提供的公共場地不足”作為客觀理由，從而使那些“潑糞抗議者”的權利被群體化漠視，自然那些寫于紙上的“噪聲污染”也就成了擺設。而如張惠妹 “阿妹條款”式的嚴苛，則是難以望其項背，也足以暴露在法律意識與法治水平上的短板。

其實，張惠妹參加跨年夜演唱會因音量太高被罰的最大意義，在于普及了“法治無彈性”的基本常識。回到內地，若整個社會都有此共識和強烈的意識，并讓法律得到不打折的執行，那么依法治理才會有堅實的基礎，實現社會法治化才會有牢固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