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具活力的年輕人，“90后”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頗具希望

從“80后”到“90后”，這些年來都曾被貼上“代際標簽”。正如“80后”以富有時代色彩的奮斗為自己正名一樣，今天的“90后”，也在各個領域涌現出堪稱楷模的代表。

最近的一則消息是，在第十二批青年千人計劃中，最年輕的入圍者，是兩名出生于1990年的女性青年科學工作者。一位，從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畢業歸國，已經是電子科技大學的教授；另一位，曾在香港科技大學擔任訪問助理教授。有媒體驚嘆：這已經不能用“學霸”相稱了，得叫“學神”。

“青年千人計劃”的本意，就是讓更多具備海外經歷的科研人才回國創業，申請者的年齡不能超過40周歲。此次入選的青年學者，2/3出生于1980—1984年，即32—36歲之間；出生于“85后”的學者，也占據了11%的比例。

普通大眾的“沖擊感”，來自于“新鮮”——年紀輕輕，就做出了如此成績，擁有極高的事業起點，在同儕中當屬翹楚。而從社會層面看，我們應該讓這種“沖擊”越來越多，并成為常態。

自古英雄出少年。根據人才成長的一般規律，青年本就是最有創新激情和創新能力的群體。古代的王弼、王勃、駱賓王，近代的莫扎特、安培、高斯、薛定諤，都是年紀輕輕就在不同領域內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降人才”不難，難的是給年輕的人才以更好的空間、更優質的生長土壤，既不讓他們因為“捧殺”而成“仲永”，更不讓他們因為體制機制的保守、閉塞而感到沒有希望、遠走他鄉，或者是在體系內無望地論資排輩、熬年頭等晉升。

一位參與過“千人計劃”評審的專家曾撰文指出，這些優秀的年輕學者，本就應該在科研機構中獲得應有的一席之地；但是這項在國外類似于終身教職評定的工作，卻不得不通過國家層面的“運動式選才”，本就說明改革的空間依然很大。“青年千人計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內高校“師門傳承”的裙帶關系和門第觀念，對于中國在全球擇優選才有一定突破。

有數據顯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北大、清華培養出的優秀本科生，在結束海外留學后，選擇回國的僅有1/3。但現在，情形正在起變化。筆者曾問一位留學海外多年的友人：為什么選擇回國？他的回答是：在當今世界，還有哪一塊土壤，比中國更有活力、更適合創新和發展？

的確，中國大地上的空間是最為遼闊的：無論是結構轉型的迫在眉睫，還是對“人才紅利”的急切呼喚；無論是中央層面提出的“供給側改革”，還是十八屆五中全會“五大發展理念”中排在首位的“創新”，都表明，今天的中國，決心要走一條以創新為引領、以科技為驅動的轉型升級之路；也都意味著，人才作為創新發展“第一資源”的作用越來越凸顯。

作為最具活力的年輕人，“90后”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頗具希望。他們是互聯網的原住民，熟悉這一時代；他們對體制、傳統、等級的眷戀和束縛感更少，更適合投入創新性的工作；他們的表達、分享欲望更加強烈，對創業、科研、公益的熱情度也更高。

科技改變生活，創新成就未來。二三十年前，很多孩子都曾有一個“科學家夢”。當時他們的偶像，是華羅庚、陳省身、陳景潤；而現在，無論是屠呦呦的獲獎，還是“90后”入選千人計劃，我們更愿意把它視為一種科研的“正向激勵”，不僅讓更多的孩子對創新更有熱情，也提醒我們推動相關改革，釋放更多有利人才成長的活力和空間。（申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