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北京日報》，中央批準李書磊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員、常委和市紀委書記。

資料顯示，李書磊14歲考上北大，44歲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后又擔任福建省宣傳部長職務。同時，李書磊是文化評論界的知名學者，曾出版《為什么遠行》、《雜覽主義》、《重讀古典》、《文學的文化含義》等專著、論文集及隨筆集，產生了較大反響。

李書磊的文章中，談到過關于做官、讀書，以及知識分子與理想等話題，在此，思客推薦兩篇李書磊的舊文《宦讀人生》和《理想的限度》，感悟李書磊作為學者與官員的境界。

圖為北京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李書磊

舊文一：

宦讀人生

古時候學而優則仕，做官的都是讀詩書的人，這很好，很值得欣賞。但我真正欣賞的不是讀了書做官，而是做了官讀書。讀了書做官總有點把讀書當敲門磚的意思，既貶低了讀書也貶低了做官；做了官讀書才是一種雅興，一種大性情，一種真修煉。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閱人最多的職業了，既從此業而又能夠博覽古今中外的經史子集，該會有怎樣的慧心和覺悟啊。古代的官員千里宦游、兩袖清風，滿墻書卷，白天升堂處理俗務，晚來在燈下讀書咀嚼真諦，庶幾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夸說這種境界似乎是有點浪漫了。做官實在是非常磨人，必得陷入各種復雜而危險的人際糾葛之中，往往是整日憂慮，滿心煩惱；然而，官場卻每有既能承擔又能克服這種憂煩的高人，每有在這種憂煩之余清心問學的得道者。據說曾國藩一生都是半天辦公，半天讀書，即使是在戰事激烈的軍旅之中也不廢此例，這可以看作是一種典范。曾氏所讀并非都是關于治國打仗的書，他悉心于哲學并且酷愛詩詞。我曾經看到過曾國藩悼其亡弟的一副對聯，叫做“歸去來兮，夜月樓臺花萼影；行不得也，滿天風雨鷓鴣聲”，情意真切，情味濃郁，僅此短短一聯即可見出了他對于詞章乃至民間詞曲的深湛修養，令人玩味不已。實際上越是置身于官場是非之中越是需要讀書來滌慮養心。讀書致用倒還在其次，讀書的至境在于養心，在于悟道，在于達到對人性的了悟與同情，達到對宇宙的洞察與皈依，達成個人人格的豐富、威猛與從容。

閱讀中國的古典文學與哲學，就會發現中國的主流文化其實是官員們創造的，這使人對古代的宦讀人生不禁生出無限的懷想。做官是一種大俗，讀書是一種大雅。從俗的、做官的立場上來看，這大雅對大俗是一種拯救；而從雅的、讀書的立場上來看，這大俗對大雅又是一種成就。在中國文化史上，那些老死書齋的學者往往成為陋儒，而宦游四方的官員則往往成為文化英雄。治國平天下的事功無意中變成了治學為文所必需的田野工作，這也算是歷史和命運的一種機巧吧。

一次在一家大賓館參觀總統套間，可謂寶氣珠光、豪華備至。但看完之后我仍然難生敬意，只是因為一個簡單的理由：這里沒有書。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讀書便不過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懷讀書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計其官職大小有無。我所向往的乃是向學的人不墜其閱歷實踐之志，實踐的人不失其向學求道之心，眾生都能在塵世修煉中得證菩提，達到人的圓滿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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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之二：

理想的限度

在魯迅對知識分子人格的檢討中，有一點特別地觸動我，即他認為知識者往往缺乏接受歷史真實的能力，往往對理想實現的真實過程缺少足夠的心理準備，因而總是由狂熱迅速歸于幻滅。這在茅盾等人的小說中也有過描寫，后來竟至于被定評為“小資產階級的三分鐘熱度”：這說法顯然就帶點輕蔑了。相比之下，我們還是覺得魯迅的檢討最清醒、最誠懇因而也最切骨。在當前社會轉軌、世事紛紜之際，魯迅的論說引發了我們作為知識者對于自身心理不無痛苦的思想。

魯迅反復談及的是蘇俄兩個詩人葉賽寧和梭波里，說他們在革命前熱烈地擁護革命，既等革命真的到來了，他們又覺得與自己的理想相去太遠，難以接受并因此而自殺。“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魯迅的論斷平靜而又冷峻，他表現出一種無情的歷史主義：“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與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他認為詩人的血乃是革命真實性的必要證據，而同時他對這殉于理想的詩人卻又并無輕薄之意，他稱贊他們的勇氣，說“他們有真實”。魯迅在這里達到了對歷史悲劇性的深刻領悟，達到了對于矛盾著的悲劇角色的同樣的欣賞。他似乎是已經圓滿地解決了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問題。

然而，前人的解決并不能代替后人的解決，在張揚并且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時候，每一代知識者都難逃精神磨難。比如說我們面對的這個日益市場化和商品化的變動時代，它的方式和方向越來越違拗我們的傾向和趣味，它所帶來的種種墮落和異化越來越使我們對它生出抵抗之心，我讀許多作家的批判文字常常會生出深切的同感。但是，這個我們今天如此不滿的時代恰恰是我們當初熱切盼望的。十多年前看到北京街頭第一幅廣告畫的時候我感到一種由衷的喜悅，我相信只有這廣告畫所代表的一切才能真正送走那個滿街標語口號的可怕年代；而當今天滿眼廣告的時候，我對這種籠罩一切的商業化氛圍卻又感到一種強烈的不適。正是在這種心理背景下魯迅對葉賽寧和梭波里的評說才喚醒了我對于自己的警惕。

我想知識分子由于長期的書齋生涯和精神生活，往往會對社會的純粹性有一種苛求，會對現實變得隔膜而過敏，會要求理想和現實嚴格的對應。他們常常會否認現實的客觀性與自然性，看不到歷史的展開是一個不受人控制的過程。事實上歷史從來就不是對理想的模擬，理想只不過是對既成的歷史事實的命名或者意念而已。理想更多地是一種心靈活動、一種審美，人們應把理想限定在精神生活的范圍之內；可以把理想作為評判現實的思想尺度，卻不可以將其作為要求現實的實踐標準。即使那些通常被認為是某種理想實現過程的現實實踐，它與這種理想也僅僅是相似而已，而且這種相似之中還往往包含著無數的變異和背離，甚至這種相似本身也不過是一種難以確證的主觀認定。歷史無比豐富也無比復雜，充滿了曲折、“詭計”和戲劇性，遠超出人心和人力的掌握之外。

涉及到哲學思辯我們這些常識者也許會辭不達意，但有一點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我們這些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應從理想的專制下解放山來，站在現實的水平上與現實對話。目前最主要的是認可現實的演進邏輯，對歷史的必然過程和必有內容報以會心，懷著坦然的心態應對這堪稱異己的早期商業化時代，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改善工作。魯迅說：“革命有血，有污穢，但有嬰孩”，這“嬰孩”乃是我們內心的期待與依恃。——如果這也算理想的話，我們仍可自稱為理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