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康：
年齡：25歲
原身份：剛找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
懺悔：收取一千元報酬，想通過替考獲取轉正機會
黃燦燦：
年齡：27歲
原身份：傳媒公司內容總監
懺悔：想為明年考研獲得“便利”
一個是傳媒公司的內容總監，出身教育世家；一個父親臥病在床，四處籌劃醫藥費；一個父母離異，找到工作生活步入正軌，三個迥然不同的年輕人的人生軌跡，因為同樣的一場考試而淪陷。在利益捷徑和規矩準則之間，他們因為做出同樣的抉擇如今身陷囹圄。
對于三個替考者而言，他們的命運從踏上北京的列車開始翻轉，因為做出了錯誤的抉擇，放棄了對自己最后的救贖，人生從此留下污點。
近日，房山法院開庭審理了三起替考案。這是在替考罪名被納入《刑法修正案(九)》后，北京首批開庭審理的替考案件。
在這之前，他們被一兩千塊錢的報酬、“考過后另有重謝”、“提供工作便利”、“會提前轉正”這些理由說服，決定替人考試。
如今，在同一個開庭現場，三個年輕人聲淚俱下，悔恨當初。“我這輩子就這樣毀了，這個事是太大的教訓。它就像一個丑陋的疤一樣，會在我身上一輩子。”他們面臨的將是一個月的拘役、一萬塊錢的罰金。
更讓他們焦慮的是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因為替考案底的烙印而被蒙塵的人生。
替考者黃燦燦
想為第二年自己考研時“獲取便利”
“我親手毀了自己的人生。”身陷囹圄的黃燦燦痛心疾首地說。
如果沒有2015年12月17日的那個電話，此刻站在被告席上身穿灰色看守所服戴著手銬面容憔悴的黃燦燦，應該還在長沙韶山南路498號帶有架子鼓、飛鏢和咖啡廳的辦公區，和自己手下的員工商討公司新媒體平臺運營的事。
作為芒果唯一文化傳媒公司的內容總監，27歲的黃燦燦每天都需要和設計總監、運營總監配合，把關公司所有內容方面的入口和出口。
這一切都在接到電話的那一刻后開始發生了改變。
給黃燦燦打電話的是一個聲音低沉的姓匡的中年男子。他說自己是湖南省社科院的老師，有朋友的英語考試需要幫忙，電話中黃燦燦有些猶豫，匡老師說，我們見面詳細談吧。
見面的地點在湖南省社科院旁邊的一個檔案局。從教育局、教育廳、教科所到基層的物理、數學、化學老師，黃燦燦家里面都是教育工作者。眼前這個高高瘦瘦戴著眼鏡穿著黑色風衣的男子，給人感覺和家里的親人并沒有太大差別。
匡老師遞上一張名片，上面寫著“湖南社會科學院在職研究生培訓班負責人、教授”。他說，有一個35歲的學生兩個孩子都生病了，考了研究生兩三次都沒考過，這個考試對她很重要，希望黃燦燦幫她忙。這期間，在做公司年會晚會的黃燦燦手機一直響個不停。
忙于公司事務的黃燦燦每天早晨六點鐘起來，晚上兩點半睡覺。她也有考研的想法，匡老師說，“你明年也可以考，到時候也是在我這兒報名。正好你今年替考，可以提前摸一下底嘛。”
“這樣不太好吧？”黃燦燦還是很遲疑。
匡老師勸慰道，“這個是社科院自己組織的考自己學生的，已經打點好關系，你根本就不用擔心，你們考試的時候我就在旁邊監考主任的茶室里喝茶呢。大家都是認識的，問都不會問你。”
這個時候匡老師給黃燦燦看了一個社科院的宣傳片，視頻里面有很多知名的學者，黃燦燦一邊看，匡老師一邊給她講里面的人。匡老師還給她看了自己寫的一篇“雷鋒精神與中國夢”的社論。
“明年你在我這兒報名我會給你一些便利，也可以到我的區域文化研究院來工作。”匡老師說。
看黃燦燦慢慢松了口，匡老師塞給她三本復習資料。
平時受家人影響愛看“今日說法”等法律節目的黃燦燦現在十分痛心，懊悔不已，“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法盲，但是卻做了法盲的事兒，做了錯誤的決定。我現在十分悔恨。”
寫《罄心悔過書》 “負于眾人之督望”
“不存辯護之心，亦不帶刻板印象，此番事件不為名利，蓋余一時錯將所謂的‘友愛精神’與對師長的盲從當作世間第一正道，一步錯，步步錯。悔哉！此至病榻失孝，工作失責，周遭失信，負于眾人之督望。此番事件讓余意識到一個普通人與觸響律法警鈴之間，不過須臾毫發之隔。”
黃燦燦在法庭上讀的《罄心悔過書》是自己在開庭前一天在看守所寫的。這種感覺似曾相識。小時候她也會經常被要求背誦“宅心仁厚”、“厚德載物”等四字成語的古文家訓。黃燦燦說，打印機剛興起的時候，父親就打印了“燦燦做好人”、“燦燦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等，貼在家里各個地方。甚至在讀大學后，黃燦燦都被禁止晚上出去玩。
因為高考失利，黃燦燦從老師給定的保底目標中國政法大學滑落到湖南城市學院。她想復讀一年。
爸媽勸黃燦燦既然考上了就先上大學，可以把希望放在以后讀研究生這一塊。
大學期間，在同時忙于學校學生會的副主席、辯論隊隊長、校廣播站、校報記者站工作的黃燦燦還要同時為大四的考研做準備。紅寶書、黃皮書花花綠綠的考研資料黃燦燦買了一堆。直到大三的一天，她接到家里的電話，父親因為心肌梗塞去世了。與悲傷同時降臨的，還有不得不暫時擱淺的想讀研究生的執念。她不想讓年近六十的母親一個人承擔自己的學費，黃燦燦必須早點兒出來工作。
但是想讀研究生的想法一直蟄伏在她的腦海里，匡老師構建的考研規劃讓她很動心。同時她也很擔心出事，她數不清問了匡老師多少遍類似的問題，最近一次是12月25日坐在通往北京的火車上。匡老師說，“這次是社科院的考試，不會有人查出來的。你還這么小的個兒，天塌下來有一米七的頂著你。”
“后來仔細想想肯定是自己做錯了，其實從小學就知道考試不能作弊。”黃燦燦為自己的決定后悔不已。
替考者康康
老板許諾提前轉正 赴京考試收1000元生活費
康康這次也是因為替考才來的北京。
在作為內容總監的黃燦燦為公司的年會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剛剛入職的康康還在為能否轉正而憂慮。
她所認識的匡老師除了是湖南省社科院在職研究生培訓班負責人外，還是康康所在的湖南譽元檔案技術管理公司主管業務的領導。
和黃燦燦一樣，康康也在大學期間過了專業英語八級考試。
2015年11月9日，康康接到單位辦公室的電話，說讓她第二天早晨八點在辦公室報到之后，準備去北京出差。
第二天，公司老板李瑩和她的丈夫匡老師見到康康后就問她英語怎么樣。康康說自己是英語專業的。匡老師說想讓康康替李瑩考試，他說這次出差是去現場確認信息。“回來后給你轉正。”匡老師說得輕松又簡單。
康康很吃驚，按照正常的程序，在這個公司轉正起碼要三個月到六個月，而自己才剛剛來了一個月。她也不清楚這個考試是什么性質的。超出這些疑問之外的是內心深處的顧慮，她害怕因為自己多問或者拒絕會影響轉正，她更怕失去這份工作后被母親責備，給家里添負擔。
2012年從湖南科技大學畢業之后，家里人給康康在中山找了一份跟單員的工作。但是那份工作特別辛苦，康康和母親說自己想回去，被一頓斥責。
她不想因為工作再聽母親責備。康康說自己內心有一種深刻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源于14歲時家庭的變故。
印象中剛上初中的時候母親和自己說，父親有外遇了。當天晚上，她就帶著14歲的康康來到了父親千里之外的單位想抓現行，那天天比較黑，康康也不知道是什么情況，只看到憂傷像暮色一樣涂滿母親的臉龐，和黑夜模糊成一片。再后來就是數不清地爭吵、離婚、父親凈身出戶和“小三”生活在一起。
康康不想因為自己工作上的變故讓每個月只拿退休金的母親雪上加霜。畢竟轉正后，月收入可以從1760元漲到2200元，還有五險一金。這多出來的440塊錢夠康康每個月一半的房租以及晚飯錢。平時為了省錢，康康幾年來很少買衣服。
2015年12月24日上午9點，到了北京后，匡老師給了康康1000塊錢，說是在北京這幾天的生活費。
“我現在真的十分后悔，我用一輩子給自己上了代價慘重的一課。替考的這個案底，將跟隨我一生，無處可逃。”康康說。
馬旭：
年齡：33歲
原身份：辭職
懺悔：為2000元報酬、考過之后的“紅包”鋌而走險
替考者馬旭 惦記“紅包” 收取2000元鋌而走險
另一名替考者馬旭今年33歲，畢業已近10年。
2015年12月25日晚八點半，在考試前一天，匡老師把差不多比給康康兩倍厚的一沓現金在北京房山區一家酒店交到馬旭手中。
“考過之后還有大紅包。”匡老師說。但是具體多少金額他沒有告訴馬旭。
12月25日凌晨三點，馬旭到達北京。當天確認完信息后，他直接去了人民大會堂，“我遠遠地拍了一下，發到qq空間。”
即使這樣，馬旭還是很滿足，這是他第一次來北京。馬旭很激動，在零下五攝氏度的霧霾天氣里，馬旭看了天安門的降旗儀式。
這是他這一年的日子里最放松的一天。在這之前，馬旭說，“半年來一直奔走于父親工傷報銷讓我身心俱疲。”
他說，父親是在去年5月24日在煤礦磨鋸片的時候被裂開的砂輪打進了頭部。砂輪橫亙在頭部三至四厘米的地方，讓醫生望而卻步，怕砂輪拔出來之后碰到動脈造成失血過多。
在這半年，馬旭說父親一直在清醒和昏迷的邊緣來回徘徊，時好時壞，也經常認不出在旁邊日夜照顧他的自己。
除了要照顧父親，馬旭說，自己還要經常為報銷費用去請律師、開傷殘鑒定。在出事的一周后，他辭掉了之前在廣東的數控雕刻技藝工作。
然而和父親所在的煤礦單位的交涉并不容易。“單位在支付了三個月的醫藥費后，所有的錢都要我自己先墊付。”馬旭對法制晚報記者說，煤礦單位的瀕臨破產讓報銷變得格外艱難。馬旭父親的工傷費被混在其他員工的解散費、派遣費中，“在我們家鄉，沒有關系的話就很難把這筆錢拿出來。”馬旭說。
他花光了2001年畢業后十多年來工作的全部積蓄。
“就連當初父親單位集資的26700塊錢，我說了很多好話，找了好多人，最終單位只同意給回一萬，其中還要分走兩千作為回扣。”
焦慮中，一個自稱是李老師的家教通過馬旭的堂哥聯系到他，說有一個考試，讓他走走過場就好。只要去就給2000塊錢，考試過了還有紅包，提匡老師就可以在臨考前一天在考場附近的酒店拿房卡。問馬旭愿不愿意去。
正在為父親醫藥費一籌莫展的馬旭并沒有多想就答應了。一直躺在醫院的父親每天起碼要花300塊錢。
2015年12月25日晚，在房山區的一家酒店的二樓，兩個房間燈火通明。馬旭、康康和黃燦燦在各自的屋里，有一眼沒一眼地翻著匡老師之前給他們的復習資料。第二天就要考試了，馬旭有點兒緊張，“畢竟是在做一件不對的事兒。”
法院判決 三人分別被處拘役一個月 罰金一萬元
黃燦燦、康康、馬旭，這三個生活在不同時空的人，在2015年12月26日8點30分這一刻，他們的命運交匯在一起。他們在相隔不遠的考場替另外三個內心同樣緊張焦灼的年輕人考試。
2015年12月26日，北京很冷。馬旭提前15分鐘到了101教室。在考試正式開始的十分鐘后，馬旭就被帶走。在此之前，已謝頂的馬旭為了減少和被替考者的差距，特意戴了一頂帽子。但是因為和被替考者相貌差距太大，他被兩次要求摘下帽子，和證件照片比對后，隨即被帶到派出所。
在與馬旭相隔不遠的考場，康康也在外語考試的時候被警察帶走。她當天穿的紅色羽絨服并沒有給自己帶來好運氣。
直到被巡考的中年男子叫出來報警之后，黃燦燦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在這之前，監考老師在考前檢查的時候說她和身份證的照片不像的時候，她還對老師笑了一下。內心更篤定了事前已經打點好關系的想法。
考試前一天，黃燦燦還去了社科院踩點看考場。走在寬敞漂亮的大院里，黃燦燦很興奮。周邊走過穿長中山裝的老師，讓她覺得特別有氣質。那天，她給媽媽打電話說自己也想讀社科院。
而那個寬敞明亮的大院從夢境成為夢魘也不過一天之隔。被抓后的第二天，黃燦燦收到了來自社科院的通知條，“三年之內社科院不歡迎你來報考。”這一刻，黃燦燦說，“我才知道，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在被抓的第二天，2015年12月28日，馬旭父親的工傷賠償官司也在千里之外開庭。他不確定父親能否拿到賠償的錢，不確定病榻上的父親現在到底怎么樣了。他唯一確定的是現在要為自己的替考行為上交一萬塊錢的罰金，并給自己留下一生的案底。
開庭當天的現場直播讓康康很恐慌，她怕事情鬧大，她不知道自己以后還能不能找到工作。她更不知道回去該如何安撫傷心的母親，“你女兒進不了事業單位，進不了國企了。”她喃喃地說。在這之前，母親特別希望她能找一份在事業單位或者國企的好工作。
審理這三起案件的房山法院法官董杰對法晚記者表示，組織這次替考的匡老師也已經被羈押，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董杰說，替考這種行為破壞了考試秩序，也會影響到其他辛苦復習的考生。如果這種行為泛濫的話對整個教育制度都會產生影響。拘役一個月、罰金一萬是出于他們都是初犯的考量，也希望能給年輕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但是，董杰說刑事犯罪記錄是留案底、入檔案的，以后他們在工作方面可能會受到影響，“好多單位都要求沒有犯罪記錄，去許多國家機關、國企可能連準入的資格都沒有。而且以后要是有其他犯罪的話，有前科是要考慮從重處罰的。”
黃燦燦想起來北京的第一餐，匡老師說的話很諷刺，“比較窮的人就是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努力。”在餐桌上，黃燦燦還和匡老師辯駁了一下，“相當于你站在一堵墻面前，有的人可能腳下的基石有一米高，他能不費力就看到遠方的地平線，但有的人可能踮起腳尖來頭也越不過墻。真正的公平就是要給予每個人平等的機會，讓他們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命運。”
“我卻破壞了這種公平，也毀了自己的一生。”黃燦燦說。
(文中黃燦燦、馬旭、康康、李瑩均為化名) (記者 丁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