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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急救人員招不進、留不下，年紀大了沒出路，急救隊伍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形不成業務梯隊

北京市海淀區急救分中心的急救醫生大多來自河北省，只有3名京籍醫生，被戲稱為急救版的“京冀一體化”。近5年來，該中心編制內外離職人員80名，占到總人數的50%。

招不到北京籍的，就招非京籍的；編制內不足，編制外的補；招不到本科就招專科，只能退而求其次，門檻一降再降。北京急救中心是全國惟一擁有三甲醫院資質的急救中心，該中心人事科長陳珊珊多年來卻一直發愁招聘難。

“盡管我們一再降低門檻，醫學專業本科畢業即可報名應聘，但仍擺脫不了無人問津的尷尬。”西安急救中心醫務科科長肖梅告訴記者，去年該中心曾計劃招聘6名醫生，卻僅有1人報名，最后因無法滿足招聘程序，只好作罷。

根據西安市院前急救網絡發展規劃，到2014年底，全市急救系統從業人員應達到336人，其中醫生112人。而西安急救中心目前在編醫生僅為40人，與規劃目標數相差72人，缺口率高達55.5%。

每個急救車組由醫生、護士、司機各一人組成，每三四天輪轉一次夜班。他們每天面對的病人各種各樣，有傳染病患者，有精神病患者，還有車禍、火災、事故的傷者。他們注定要比醫院的醫生承受更大風險和心理壓力。

肖梅說，急救人員到達現場后需“單兵作戰”，同時，由于急救人員所處的救治環境非常復雜惡劣，家中、路邊、事故現場或行駛中的急救車，都是急救醫生的工作現場，每一次執行任務都是緊急醫療搶救，很可能造成意外人身傷害。

湖北省衛計委醫政醫管處副處長何輝說，院前急救醫學特性強，針對病種復雜、涉及面廣，往往病情危急，需要在有限時間內及時判斷與診療處理，因而對醫生專業技術要求和綜合應變處理能力要求更高。

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劉紅梅介紹，我國的急救中心有4種運行模式。一是獨立型，救護車輛、急救人員全部歸屬急救中心，并負責調度、管理，不與任何醫院掛鉤，運行經費由政府全額撥款，以北京、上海、天津為代表。二是一體型，院前急救和院內急救一體，以沈陽市為代表。三是指揮型，救護車輛、急救人員歸屬各家醫院，急救中心沒有救護車與急救人員，只負責救護車輛的調度，以深圳為代表。四是綜合型，以上幾種類型兼而有之。總體而言，院前急救人員招不進、留不下，年紀大了沒出路，急救隊伍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形不成業務梯隊，成為阻礙急救事業發展的瓶頸。

■院前急救所需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遠不及醫院臨床技術“高精尖”，專業發展空間狹小，職稱晉升機會較少

張兵畢業于第四軍醫大學，有過留學經歷，今年近40歲。他在北京急救中心干了10多年急救，車禍、跳樓、重病、疫情……什么樣的急救現場都去過。最后，他選擇了一家三甲醫院的急診科，從院前急救轉身為院內急救。張兵說，再不走的話，跟同學們的差距不只是收入，更重要的是業務水平。

院前急救所需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心肺復蘇、氣管插管、靜脈開通、創傷處理等為主，沒有機會再接觸病情，遠不及醫院臨床技術“高精尖”。這就決定了院前急救醫生的各類待遇不高、專業發展空間狹小、職稱晉升機會較少等。

劉紅梅說，我國急救醫學發展時間短，體制不完善，還沒有建起獨立的職稱評定體系，急救醫生評級只能掛靠在內科、外科等其他學科。急救醫生要全面掌握各醫學科的知識，也就是人們說的“萬金油”，不精通專科，給職稱評定帶來很大困難。

肖梅認為，院前急救工作性質決定了個人專業發展受限。由于院前急救僅局限于患者現場與途中的短暫醫療救治，只能以對癥處理為主，專業難以向深度發展，與醫院其他專業同年資的醫師差距會越拉越大，這成為醫學院校畢業生不愿意選擇院前急救崗位的原因之一。

出診不同于坐診，體力和體能是有底線的。37歲的北京急救中心李醫生每接聽呼救電話時，總會問一句有沒有電梯。22年的急救干下來，血壓、血糖都高了，拎著70多斤的急救箱爬樓時越爬越累。遇上爬6層的樓，感到自己都需要急救了。李醫生說，急救只能“吃青春飯”。二三十歲跟車出診一點問題沒有，年齡再大點，體力和精力明顯不支，胃病、腰椎病幾乎成了職業標配。李醫生最近找了不少關系，終于找到一份全科醫生的新工作。再不走，他就過了該招聘單位的年齡要求。在北京急救中心，原先是大學本科學歷的急救醫生全部離職，急救人才面臨斷檔。

陳珊珊介紹，一名醫學本科生畢業后，需要3年的規范化培訓。等到培訓結束，不少畢業生已經被進修單位留下了。參加招聘的應屆畢業生還沒等上手用，很快又被招走了。該中心與110名應屆畢業生簽署了三方協議，3年后只剩下50人，50%以上的人員流失。

■由于院前急救和院內救治分開，急救醫生無法流動到普通醫院，亟須打開急救醫生與普通醫院醫生的交流合作通道

一位家住北京市朝陽區十里河的老人不時呼叫120急救。當急救車趕到時發現，老人只是要從醫院回家。老人發現急救車上只備一名擔架工，不高興地說：“怎么不多來一個人？我們花了錢，你們一個人怎么抬？”在老人看來，急救就是急救車，急救車來了提供搬抬業務，急救醫生和護士都得抬擔架。

北京急救中心醫務科科長胡南說，很多患者沒有生命危險，他們撥打120，只是希望解決交通工具問題。這樣一來，急救醫生的角色便是抬擔架的搬運工。不少急救醫生是個子矮小的女性，她們寧可下崗，也不愿當高級搬運工。

武漢市急救中心姑嫂樹路急救站站長柳新勝說，不少人無端占用有限的急救資源。家有癱瘓老人搬家時要120幫忙運送；還有的人提供假住址、假聯系人，甚至惡作劇。

西安急救中心主任李學敏說，院前急救醫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社會認可度較低，政府重視程度不高，患者和家屬不理解。

劉紅梅說，院前急救職能很明確，就是現場醫療救助和醫療轉送。在生活中，很多人只是需要一輛急救車，或者是搬抬業務。對于那些不屬于院前急救的特殊服務，應該開辟社會化服務渠道，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目前北京市急救立法正在征集意見中，借此推動全國性急救立法。

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芳說，面對生命危險，醫院必須首先搶救病人，但常常遭遇部分患者“逃賬”的尷尬，救了人卻虧了本。

我國院前急救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各級政府撥款，同時向病人收取低于成本的救護車費和急救醫療費。以北京市為例，每出一趟急救車的直接成本約1500元左右，收費不足180元。院前急救介于公共衛生服務和醫療服務之間。“僅靠目前這種收費模式根本無法養活自己。盡管院前急救不以營利為目的，但不收費是不可持續的。”陳珊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