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戰略地位的歷史觀察

倪海寧

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可以更好地透過表象，認知澳大利亞的戰略傳統和實質。

很久以來，澳都充當了大英帝國的“流放地”，類似中國古代的五嶺之南或俄羅斯的西伯利亞。然而，獨特而優越的地緣條件，賦予澳極大的發展潛力。與“南北無強鄰、東西皆大洋”的美國類似，澳堪稱一個“巨型島國”：獨占一塊空間廣闊的大陸，且是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節點。堪稱豐厚的礦產資源(至少70余種，多種礦產出口量全球第一)，則使其成長為南半球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全球重要經濟體。

歷史也曾毫不吝嗇地多次賜予澳機遇，助推其戰略地位的提升。進入20世紀，大英帝國的沒落，使澳實現了由殖民地到自治領再到獨立國家的“和平轉變”。從一戰到二戰再到冷戰的持久沖突，則為澳周邊釋放出大片力量真空，等待其去填補：兩次大戰相繼剝奪了德、日逐鹿太平洋的資格;上世紀70年代，隨著蘇聯海軍進入印度洋和南海，陷入越戰泥淖的美國也極力推動澳在遠東和印度洋上發揮更大作用。

對于澳大利亞來說，英國逐步退出的、屬于其“帝國末梢”的“遠東”，卻是自己禍福與共的“近北”。面對不斷涌現的“戰略窗口期”，澳大利亞處處留心爭取自身的利益，在西(印度洋)、北(亞太)兩個方向不斷前推其戰略縱深。一戰后，澳大利亞獲得了對赤道以南一些原德占島嶼的管轄權。二戰時，澳又與收縮到馬六甲以東的英國拉開距離，“改換門庭”充當美國反擊日本的重要基地與得力盟友，借美國之手確立了在西南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冷戰中，為便于西進和北上，澳又力求將新西蘭和新加坡整合進其主導下的地區防務體系，并堅定支持東帝汶獨立運動，借此削弱印尼的影響。

因此，從“后二戰”到“后冷戰”時代，在原英國殖民地中，澳的國家戰略定位非常類似于印度，即努力“成為地區性力量中心”，而非單純地給某強國做隨從跟班。

然而，人口規模這一戰略短板嚴重制約了澳擴張勢力范圍的成就。澳雖有769.2萬平方公里土地，但冷戰爆發時僅有750萬人。痛感人口數量對綜合國力特別是制造業和軍力制約的澳大利亞，開始調整排斥有色人種的“白澳政策”，轉趨積極開放地“以移民增人口”，保持了較高的人口增長率，目前其人口已達2355萬。同時，澳又仿效移民國家“樣板”美國，“以戰爭聚人心”，卷入了上世紀以來的幾乎所有主要軍事沖突，其主要國家節日也都是對軍事行動的紀念，從而有效塑造了國家認同。而澳“屈尊”充任美國亞太戰略“南錨”，實為遠交近攻、彌補“人地失衡”缺陷的權宜之計。

將中國錯看成了需多加提防的“巨型日本”

步入21世紀后，澳初步補上了人口這一“短板”，但其國內一些人又囿于乃至誤讀了歷史教訓。隨著中國成為澳最大貿易伙伴，二戰前澳“安全靠英國、經貿靠日本”、二戰中日軍卻一路直逼澳洲的陰影，又浮現在一些官員和學者的腦海里。這些人完全無視中日在戰略傳統和海陸屬性方面的迥異，，以致制約了拿捏澳美同盟和澳日、澳中關系的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