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國布朗政府授權所做的伊拉克戰爭調查報告6日公之于眾，負責該報告的齊爾考特說，肯定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存在的這種說法站不住腳，而對戰后的計劃“完全不充分”。他認為，未來戰爭要更加謹慎。

齊爾考特報告的完成歷時7年，它涵蓋了戰爭的決定、法律依據、戰爭的裝備問題等等。報告認為，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對伊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伊拉克戰爭是基于錯誤情報所發動的，這早已是包括西方社會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的共識。戰爭造成179名英國軍人死亡，數千美軍官兵死亡，而伊拉克死亡的民眾則有幾十萬。這場戰爭還打亂了中東原有的地區結構和力量結構，中東今天的大混亂與那場戰爭有很大關系。一目了然的這些惡果要求有所交待，齊爾考特報告既是這樣的交待，也是英美主流精英們希望最終畫出的句號。

布萊爾和英國只能算是伊拉克戰爭的“從犯”，布什政府和美國才是發動那場錯誤戰爭的“主犯”。當年薩達姆剛被推翻，布什就下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查找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一無所獲。這么大的錯誤是無法掩蓋的，但是美國一直采取了“淡化”它的態度。

齊爾考特報告來得太晚了，對改善伊拉克當下分裂和戰亂的局面毫無幫助，對英美現實政治的影響也不會很大。早已被絞死的薩達姆也不會因此在西方受到同情。但是從戰爭醞釀發動到這份報告形成的戲劇性過程還是會提供不少思考，即使西方社會現在不愿意這樣思考，歷史會幫他們思考。

首先，伊戰的情報錯誤和當時美英社會從上到下對假情報的篤信告訴人們，美英的戰略決定足以主導全社會的思考方式和邏輯建構。情報部門和主流媒體都會為國家的戰略決定服務。這是一個有相當“政治正確性”的體系，以至于一個關鍵的前提錯了，整個社會都跟著一起錯。

第二，美國發動伊戰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不是沖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去的，因為戰前就已經有西方核查人士站出來說伊拉克既無發展核武能力，也無中遠程導彈和生化武器。布什政府的最大目的就是推翻薩達姆政權，美國精英們當時就多少有些心領神會。正因為此，齊爾考特報告這一類的發現對美國的沖擊力非常有限。

第三，伊拉克戰爭沒有得到安理會授權，美英聯軍是頂著安理會的意志發動戰爭的。這樣的剛愎自用來自于傲慢與偏見，而這樣的根源今天仍深植于美國精英社會，錯誤認識世界的“假情報”仍不時主導美國。

第四，美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應被確定為非正義戰爭，但是這樣的定性并沒有在國際輿論場上得以確立。美英至今更愿意把整個戰爭的錯誤縮小為“情報錯誤”，用推翻一個獨裁者的“正義”來掩蓋奪去幾十萬平民生命和斷送一個地區和平、造成恐怖主義嚴重泛濫的非正義。

第五，很多人在伊戰十幾年之后漸漸悟出，中東是不可改造的，布什政府當時“改造中東”的計劃說輕了是理想主義，說重了就是政治和文化狂妄。但是囿于今天的政治及文化競爭，美國主流社會不肯強化這個意識，更不肯把它大聲說出來。

第六，伊戰打開了中東的“潘多拉盒子”，很多被放出的魔鬼不可能再裝回去。齊爾考特報告反映了英國自我揭丑的一種勇氣，但是另一方面西方的體制有很強的脫責能力，出了伊戰這么大的錯誤，美英沒有一人直接擔責。美英在全過程中的每一個時刻都“正確”、“正義”、“有良知”，但加在一起又是錯的。西方就是這么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