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善舉伸援手反遭誣陷訛詐“救不救”“扶不扶”折射保障缺失

法律如何助好人走出“流血又流淚”困境

當“扶不扶”“救不救”成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時，你會作何觀想?

盡管我們從潛意識里、從社會實踐中得出“還是好人多”這一結論，但時不時冒出的“見義勇為爭議”仍讓人心頭發冷。

法制網輿情中心做了一個統計，近3年來，共發生見義勇為者被誣陷訛詐事件103起，其中87起事件對見義勇為救人行為存在爭議。在這87起爭議事件中，最終證實救人者被誣陷的占比達74.7%，還有23%的事件尚未明確真相，僅2.3%的事件最終證實救人者就是肇事者。

這一數字恰恰說明“扶不扶”“救不救”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伸援手害怕被誣陷訛詐。如何解決這一問題?7月28日，由法制日報社法制網主辦的“見義勇為權益保護與法律救濟研討會”在京舉行，法學專家和來自法律實務界的代表一同探討，怎樣用法律挽回滑坡的道德。

救助者遭誣陷如何舉證

最近一段時間，一段視頻在網上瘋傳，惹得眾網友一片吐槽。

視頻內容大概是這樣的：女司機小徐駕車剛駛過路口，發現一位老人躺在地上，于是靠邊停車折身返回查看情況。當時，現場還有一對駕駛摩托車的夫妻。小徐撥打120、110,老人被醫院急救車接走后，她也離開現場。讓小徐沒料到的是，現場那對夫妻指認她為肇事者。所幸，交警查看路口監控視頻，查明真相——那對夫妻才是肇事者。

小徐救人反遭誣陷，終憑監控視頻以還清白。這件事的結局似乎圓滿，但是，如果路口沒有監控攝像頭或者監控壞了，小徐能迅速擺脫遭誣陷的境地嗎?

這也正是不少人糾結“扶不扶”“救不救”的原因。如果沒有證據證實救助者的救人行為，救助往往成為對簿公堂的事由，而在法庭上，救助者依然面臨舉證難的困境。

如何走出這種困境?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潘劍鋒給出兩點建議：一是相關部門及時介入查清事實真相;二是建立科學證據規則。

潘劍鋒認為，在此類事件中，核心是舉證責任分配，因此要建立科學證據規則，應該對見義勇為相關行為以及誣陷進行類型化劃分。比如，以見義勇為行為維護的利益為標準劃分，維護利益的對象有公私之分，在此基礎上的證明對象是不一樣的，證明規則可能會有差別。

關于舉證責任分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王雷認為，一些地方的規定有借鑒之處，比如《深圳經濟特區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

這一“規定”第三條寫明：被救助人主張其人身損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應當提供證據予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擔不利后果。

王雷的觀點是，如果被救助者要求所謂的侵權損害賠償，就應當承擔證明責任，比如損害有多大、因果關系多大、侵權行為人是誰，這些事實都應該由所謂的被救助者來承擔。“深圳這個規定的第三條是妥當的”。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丁宇翔曾接觸過類似案件，他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八條確立的舉證規則，對救助者是有利的。從實務部門來看，原告提供的證據達到70%以上才能認為完成了舉證。原告要證明實際的侵權行為，需要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對于原告來說，這一證明標準增加了舉證難度。從作為被告的見義勇為者來說，如果要提反證，只要提供一個證據證實原告證明的事實不一定是事實，被告的反證就完成了。“從新的民訴法司法解釋看，我個人認為，這個規則設定對見義勇為行為人本身有利”。

誣陷者應承擔侵權責任

鼓勵見義勇為、抨擊誣陷訛詐，兩項工作同步推進已有時日，但誣陷訛詐救助者的行為仍時有發生。參加此次研討會的專家和實務界代表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對誣陷訛詐者懲戒不夠，起不到足夠的震懾作用。

然而，從現實看，懲戒誣陷訛詐行為似乎不容易。

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雷世文分析了其中幾個原因：受到扶助的誣陷者經常是一些老弱病殘人員，即使能夠證實其存在故意的誣陷行為，通常都是以賠禮道歉或退還錢款而告終，由于其年事已高等身體原因而不宜課處重罰。再者，法律依據不充分。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500元以下罰款。同時，我國刑法也規定了誹謗罪。但是，要以這些條款為依據追究誣陷者行政或刑事責任，法律依據仍然不足。構成誹謗罪必須是捏造事實，以貶損對方人格為目的，但在各種見義勇為而被誣陷的事件中，誣陷者往往是為了逃避或取得經濟賠償才誣陷見義勇為者;還有，構成誹謗罪，當事人要在一定范圍內公開散布捏造的事實，而現實中誣陷者只是向警方撒謊而已;另外，即使構成誹謗罪，這個罪名在刑法上屬于自訴案件，同樣需要原告自己舉證，又回到了“舉證難”的尷尬之中。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楊立新認為，從目前法律來看，可以解決懲戒難的問題。

楊立新認為，懲戒訛詐行為，要更好地用侵權責任法解決問題。訛詐見義勇為者，不僅涉及錢的問題，而且涉及名譽問題，還有精神損害賠償問題，所以侵權責任法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都有適用的可能性。一旦查清誣陷訛詐救助者的事實、查清有侵權責任，就可以依據侵權責任法要求賠償，這樣就會給誣陷、訛詐的人比較嚴厲的制裁，在社會上就能發揮作用。

“民法總則(草案)第一百六十四條保護見義勇為行為人，用侵權責任法制裁訛詐、誣陷者，兩部法律配合起來，應當能夠發揮作用。”楊立新說。

建多元機制保護救助者

圍繞見義勇為行為，除了救人被誣陷、訛詐受關注，還有一個問題一直是社會焦點——見義勇為者在救助他人過程中，自身人身、財產權益受到損害，但難獲賠償。在既往實例中，不乏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的情形。

據雷世文介紹，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當見義勇為者因救助他人而人身、財產權益遭受損害，見義勇為者可以依據民法通則第九十三條、第一百零九條，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等法律條款，向侵權者主張賠償，向受益者主張補償。

“如若侵權人能夠賠償見義勇為者的損失尚且罷了，但是當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侵權人無力承擔賠償責任時，雖然見義勇為者有權向受益人請求給予適當補償，但仍然存在司法具體操作的法律依據問題，比如，應當主張多少、何謂適當、被施救者并未因見義勇為者的施救行為而受益，其是否應當承擔對見義勇為者的補償責任等。”雷世文說，發生糾紛后，多數見義勇為者的權益并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雖然一些地方建立了見義勇為社會保障機制，但是實際操作中仍然存在不統一性和不確定性。

王雷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明確救助者所從事的究竟是什么行為。

當遇到緊急情形時，誰來承擔救助義務?很多人都會想到人民警察。但是，“我們無法期望每一個人背后都站著一名警察，第一時間保護我們的合法權益。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人通過見義勇為行為救助，實際上就代行了警察的法定救助職責，我個人把這種見義勇為現象界定為行政法上的行政協助行為。也就是說，本來由公權力機關履行的救助職責，現在由自然人代行了。因此，救助者受到的不利負擔應該由公共財政彌補，既然是一種行政協助行為，他在行政協助中遭受的損害應該由行政補償制度來兜底。”王雷說。

不過，王雷認為，行政補償并不能徹底解決問題。補償機關在作出補償后，可以在補償的數額內再向侵權責任人進行相應的追償。也就是說，在見義勇為事件中，如果有侵權人，而且根本性損害引發的原因是侵權行為人，最后的責任追究點應該還原到侵權人身上。

“現在的問題是，在沒有侵權責任人，或者侵權責任人逃逸或者沒有能力賠償的情況下，怎么辦?我建議應該由有關行政機關通過見義勇為基金給予補償，受益人的補償、見義勇為基金最終都應該在補償范圍內再向侵權人進行追償。”王雷說，通過這種多元化機制，就可以實現對救助者的徹底保護。“我個人認為這也是財政應該負起的一個責任，見義勇為是高尚的事業，公共財政應該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