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基層“微腐敗”依然量大面廣，少數基層干部甚至由“蠅貪”發展為“巨腐”，涉案金額動輒上百萬甚至過千萬。一些窩案串案也不時發生，抱團腐敗、一條龍式腐敗現象仍存，令人震驚。面對艱巨繁重的“拍蒼蠅”任務，必須多管齊下、懲防并舉，既要痛下決心、嚴懲嚴治，又要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經濟參考報》今日起推出“蠅貪”上、下篇，以此提醒須斬斷“雁過拔毛”的貪欲黑手，織密制度籠子，堵塞制度漏洞。

記者近期在山東、河北、廣西、陜西等地調研發現，多地針對“群眾身邊的腐敗”開展的專項行動表明，基層干部“蠅貪蟻害”問題突出，呈現“雁過拔毛”易發多發量大面廣、“小官巨腐”觸目驚心、部分村街干部“黑社會化”等態勢，其害如虎。

“雁過拔毛”現象普遍

從多地專項行動查處的案件來看，基層干部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呈現多樣化、交叉化特征，涉及領域寬泛，專項資金和津補貼是“蠅貪”高發地，“雁過拔毛”現象普遍。其中，涉民生領域違紀違規問題多發，需進一步加大查處與查糾力度。

國家惠農政策專項資金成為一些基層干部覬覦的“肥肉”。他們挖空心思，以虛開虛報等方式，冒領、騙取或套取種糧補貼、占地補償等補貼資金，或者騙取新農合資金等。

“蠅貪”主要發生在百姓眼皮底下，對群眾利益損害最直接、群眾感受最真切。2013年至2015年，河北一個設區市查辦“雁過拔毛”式腐敗問題近300件，占全部案件十分之一左右。

山東省廣饒縣陳官鎮楊橋村李玉峰在2001年10月至2014年12月任村黨支部書記期間，組織楊橋村虛報騙取2010年至2014年小麥、玉米、棉花等補貼資金20多萬元，除分給村民外，部分資金用于支付村民生產小組組長工資酬勞等費用。

涉及民生領域和窗口行業的違紀違規問題多發。在廣西梧州市，2015年至今年2月，在全市立案查處的522件案件中，涉及民生類資金的案件就有144件，占比近28%;其中，查處套取微型企業資本金補助案件44件，當地長洲區倒水鎮馬水村原主任對申請微型企業財政補貼的群眾吃拿卡要，共收取好處費38萬元。廣西崇左市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排查出的1162件“四風”問題線索中，涉民生資金使用管理的540件，占46.47%。從以上數據看出，涉民生領域違紀違規問題多發，需進一步加大查處與查糾力度。

村干部隨意處置、挪用侵占集體資金資產資源、在辦理低保和危房改造等方面優親厚友等問題也比較突出。山東省東營市河口區新戶鎮雙泉村原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賈榮和，于2012年至2014年在任期間，安排該村記賬員通過做假賬方式，將本該上交鎮農村財務核算中心代管的村集體資金24.3萬元，私自截留、坐收坐支。河北某縣級市在城鎮低保領域專項治理中，兩個多月查辦違紀案件22件，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400多萬元。

“小官巨腐”觸目驚心

除了“蠅貪”撲面，“碩鼠村官”問題在高壓反腐態勢下也不斷曝出。地方基層干部“小官巨腐”的現象屢見不鮮，一些村街干部胃口之大、貪腐數額之驚人、貪腐情節之惡劣令人觸目驚心。

石家莊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兼反貪局局長崔少波說，石家莊市裕華區位同社區7名基層干部集體受賄“翻船”，涉案金額總計超過8000萬元。檢察機關查明，位同社區原黨支部書記馬長江、原社區居委會主任邢君海、居委會委員侯志永、婦聯會主任李蕊、原社區居委會書記兼主任蘇志剛等7人，在2009年至2011年間利用城中村改造，多次收受石家莊一家房地產開發商賄賂款。

事實上，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由于房地產開發涉及巨大利益，村街干部“小官巨腐”的現象屢見不鮮。河北省固安縣宮村鎮馬公莊村原黨支部書記曹連生，在村莊新民居建設、土地流轉、土地承包工作中，非法占有、挪用村集體資金，侵占集體利益，涉案金額高達4200多萬元;三河市燕郊鎮諸葛店村村委會主任楊賀，在村莊拆遷改造中向開發商獅子大開口，索賄3600多萬元。

此外，山東省廣饒縣樂安街道于王村于云亮，在2011年5月至2014年11月任村委會主任期間，將本村集體收入125萬余元(村集體土地補償款、電費收入等)坐收坐支，用于支付村民城鄉居民養老和醫療保險、液化氣補助、春節及中秋節福利、村“兩委”辦公經費等費用116萬余元，均未到街道經管站報賬。

基層“一把手”違紀多發

從農村情況看，權力往往集中在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等少數人手中，有些村干部憑借家族勢力在村內形成權勢，群眾即使明知自己合法權益被侵犯，也敢怒不敢言，村內監督軟弱乏力，致使部分村“兩委”干部恣意妄為，虛報冒領、坐收坐支、侵吞挪用等行為時有發生。有的村干部甚至成為黑惡勢力代言人，橫行鄉里、欺壓百姓，趨于“黑社會化”。

在廣西梧州市紀檢監察部門去年查處的案件中，因各種問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一把手”有108人。蒼梧縣漁政漁港監管站前后三任站長虛報冒領漁業用油補貼，涉案金額100多萬元。而在農村，違規違紀主體主要是農村“兩委”干部，集中在“一把手”。

山東東營市東營區六戶鎮小許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萬團結，在2010年3月份，安排3個村民將該村管理的排灌泵站被盜后剩余部分設備拆下，并到廢品收購站變賣，得款3700元，其中700元作為“工夫錢”分給三個村民，剩余3000元據為己有。東營市墾利區勝坨鎮小務頭村原村委會主任劉成華于在任期間，利用協助勝坨鎮人民政府管理村內街道建設改造工程資金的職務便利，挪用勝坨鎮政府撥付的村內道路建設補助款13.09萬元，用于支付張某某經營的林場工人工資。

河北省三河市高樓鎮雙營村黨支部書記翟景林，在村莊土地流轉過程中向一家公司索要財物、侵占村集體土地流轉資金，涉案1080萬元;河北省廊坊市香河縣西北街村原村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董福成，私分村集體養老保險金、非法占有村集體資金，涉案金額150多萬元。

一些村干部大權獨攬，獨斷專行，甚至認為農村工作“三分靠理，七分靠蠻”，有“霸氣”才能壓得住陣腳。山東利津縣鹽窩鎮新合南村原黨支部書記張觀勝，2014年12月5日在村換屆選舉現場，伙同他人毆打選民致其受傷住院，被行政拘留10天并處罰款500元，當地黨委給予其黨內警告處分。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農村地區逐漸成為黑惡勢力聚集發展區域，有的村干部成為家族勢力、黑惡勢力代言人，橫行鄉里、欺壓百姓，趨于“黑社會化”。

一些地方公安部門統計顯示，在近年公安機關打掉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中，發生在農村地區的占60%以上，群眾舉報的涉黑線索發生在農村的占70%以上。部分“黑社會”頭目通過霸選、騙選、賄選等方式成為村干部，把持農村基層政權后，侵吞村街集體資源資產，欺壓、殘害百姓，成為農村一霸“黑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