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進入醫保，不是國家藥品價格談判機制面前唯一的坎兒。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江宇說，作為藥品定價新機制的重要探索，即便能順利進入醫保，國家藥品價格談判最終結果還要看患者行為與醫院(醫生)行為的變化，任何一方的乖離，都可能使前面的努力大打折扣，甚至付諸東流。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胡善聯也持相似的觀點。他表示，以量換價的談判自然需要城鄉醫保的整合出擊，否則價格無法達到最優化。不過，不論政府談判價格有多低，最后還是要進入醫院，由醫院決定采購量。因此，醫院和醫生的態度至關重要。

這并不是杞人憂天。最先將國家藥品談判結果納入新農合的云南省，已經在監測醫生的用藥變化。該省衛計委藥政處一名負責人表示：“藥品的使用‘水很深’。尤其是在以藥養醫的環境里，有些醫院(醫生)首先選貴的，然后選對的，已經不是秘密。藥價談下去了，醫院不采購或少采購，醫生不用或少用，那談判還有什么用?”

患者的行為也值得關注：納入醫保后，反正不用自己花錢了，藥物會不會被濫用?那樣，醫保將面臨不能承受之重。河南省就非常擔心替諾福韋酯需求暴增，從而將醫保置于“穿底”的危險之下，因為該省是乙肝高發區。這也是河南遲遲不敢有所動作的重要原因。

中國藥科大學一位研究者指出，此次國家專利藥談判保密工作相當成功，具體的遴選標準及談判依據至今尚未披露。那么，談判藥品適應癥選擇是否能夠完全反映出醫療機構的實際臨床需求和患者治療需要，近期上市的治療肝癌、白血病等重大惡性疾病且療效顯著的專利藥何時能進入談判目錄，這些都是公眾普遍關心的問題。

該研究者認為，面對不斷增長的衛生費用支出和并不樂觀的地方醫保基金情況，應確定包含創新供給和臨床需求兩方面的遴選標準，強調進入專利藥談判目錄所必須達到的“臨床療效不可替代性”“價格不可支付性”和“供貨渠道唯一性”3項準入標準，在大部分藥品均采取招標采購或掛網采購的同時，遴選出小部分藥品進行談判采購，從而盡量緩解患者用藥需求迫切性與基金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增強公眾對專利藥談判的認同感與獲得感。

胡善聯則表示，既然是國家藥品價格談判機制，那應該有較長遠的規劃和明確的規則。比如遴選談判標的現在是根據疾病對我國的危害程度，這一關鍵因素今后如何變化、要談判的藥物在其他國家的銷售和定價如何等，都有大量細致的工作要做。

應由誰來談判是一個始終存在爭論的問題，這也被認為是當前結果難落地的直接原因。雖然之前建立了一個16部委(局)參與的部門協調機制，看似非常強大，但是實際效果卻并不盡如人意。

現在，為各方逐漸接受的觀點是：醫保一定要成為積極參與方，衛生行政部門與人社醫保部門通過良好溝通與合作，實現談判信息共享與資源整合，充分考慮醫保基金承受能力，利用有限基金最大程度落實談判結果，統籌做好談判藥品采購、使用及與醫保政策銜接等工作，形成政策合力，在藥價優惠“落”地的同時，真正讓患者享受“實”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