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藝事業，沒有勤奮干不成、沒有文化干不大、沒有人格干不長，演員的“生活作品”比熒屏作品更需要責任擔當。

昨天，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人們發現，二審稿新增了演員自律條款，即“演員、導演等電影從業人員應當按照德藝雙馨的要求，遵守法律法規，尊重社會公德，恪守職業道德，加強自律，樹立良好社會形象。”這一新增條款，將如何對待“劣跡藝人”的話題推向輿情風口。

有人說，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將道德要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有利于抬高演藝界行風的道德水位。也有人說，二審草案新增條款對于糾風正氣力度不夠，對劣跡藝人處以限時“禁演”甚至終身“禁演”才更有效。針對二審草案，輿情以不同側面的解讀，表達了人們對演藝界風清氣正的企盼。

近幾年來，“偶像”明星吸毒、嫖娼、交通肇事逃逸等違法行為屢屢發生，“破窗效應”愈演愈烈，對社會認知尚未成型的青少年產生了負面示范。對此，中國政府網之前刊登了一則網友在“我向總理說句話”的留言，“這讓我不禁開始恐慌，如果中國大多數的青少年追隨的是這樣的偶像，那么在不久的將來整個社會的風氣將變得難以想象。”該網友的“恐慌”，抒發的正是大家的心聲。

更為關鍵的是，演藝界存在“犯錯者仍舊獲益、違法者依然吃香”的異化現象。比如，曾有經紀人把演員吸毒被捕視為“小禍是福”，又如某涉毒編劇公開聲稱“完全不后悔”，再如個別人的“二進宮”。這難免會消解甚至破壞司法機關、政府

部門為減少和預防吸毒所做的努力。明星有劣跡，卻不妨礙他們繼續掘金，違法違規成本過低，暴露了當下娛樂業行業約束力的缺位。

反觀日本韓國，藝人違法或曝出丑聞會受到輿論的強烈譴責，藝人還要召開發布會公開道歉，情節嚴重的甚至會被經紀公司“雪藏”，徹底告別演藝事業。比如，2011年，16歲的日本藝人森本龍太郎因為未成年吸煙被演藝公司無限期雪藏。要知道，明星不同于普通人，是資本重金打造的文化消費符號。其公共空間中的言行，同樣是整個流行文化產業鏈的一部分，“偶像”明星應當承擔與其社會影響相匹配的社會約束。

當然，我國在約束劣跡藝人上并非沒有作為。比如上海出臺禁毒條例，依法管控涉毒藝人從業行為，規定了三年解禁的時限。國家廣電部門停播涉毒涉賭涉嫖等“劣跡藝人”作品，并將他們排除在一些重要獎項評選之外。同時，越來越多的社會團體與各演出公司簽訂《禁毒承諾書》以凈化演藝界隊伍。然而，相較于地方探索與局部實踐，人們更期盼形成全國、全行業的法治約束。

“戲比天大、德如地厚。”演藝事業，沒有勤奮干不成、沒有文化干不大、沒有人格干不長，演員的“生活作品”比熒屏作品更需要責任擔當。我們期待，在法治的規范和引領下，廣大藝人能主動加強自我約束，愛惜羽毛，為社會奉獻更多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