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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129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從亞美尼亞被帶回中國大陸。新華社記者梁旭攝

前不久，徐玉玉事件引發社會熱議，電信詐騙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人們試圖深挖該違法犯罪活動屢打不絕的癥結，呼吁進一步落實監管責任、加大整治力度。

去年6月，國務院批準成立了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國人民銀行等23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聯席會議制度，有關專項行動也隨即展開。但我國電信詐騙犯罪形勢依然嚴峻。在今年8月19日召開的打擊跨國電信網絡詐騙案件通報會上，公安部刑偵局有關負責人介紹，2015年我國電信詐騙發案59.9萬起，造成經濟損失約200億元;僅2016年上半年，電信詐騙發案就達28.7萬起，造成損失80余億元。

據了解，目前我國電信詐騙主要分為境內和境外兩類，其中境內犯罪活動具有明顯的地域性，一般是犯罪分子在自己生活的鄉鎮對全國實施詐騙;境外則主要通過網絡、電話實施詐騙，他們在東南亞、非洲設立詐騙窩點逃避打擊。

“我負責冒充警察打電話騙人錢。”臺灣人簡某2014年經朋友介紹來到肯尼亞，從事針對大陸居民的電信詐騙活動，也是今年4月大陸公安機關從肯尼亞押解回的77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之一。

據簡某介紹，在其所在的犯罪窩點，從冒充醫保人員套取受害人身份信息，到冒充警察受理“報案”，再到冒充金融犯罪科科長誘騙受害人匯錢轉賬，騙術環環相扣，“老板”則會按月根據“業績”給犯罪團伙成員發“工資”。

公安部刑偵局副巡視員陳士渠表示，電信詐騙與傳統犯罪不同，他們自稱是“公司”，組織嚴密、分工明確，每個人只負責犯罪活動的某個環節。專家認為，電信詐騙這種采用遠程、非接觸方式實施的智能化犯罪，具有破案難、追贓難的特點，且有加速向全球蔓延的趨勢，要想對其實施有力打擊，必須進一步加強多個部門的協調配合。

徐玉玉事件發生后，有媒體指出，讓徐玉玉受騙的170、171號段簡直成為“騙子的專用號段”。

早在2013年，為進一步激發移動通信市場活力，工信部向社會開放了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并劃分了170號段、171號段供虛擬運營商使用。但業內人士指出，部分虛擬運營商存在重發展用戶、輕實名登記的現象，對有關法律要求置若罔聞，有時為了提高業績而默許、縱容那些不登記或故意虛假登記身份信息的違法違規行為。

今年7月，工信部網絡安全管理局組織開展了關于虛擬運營商新入網電話用戶實名登記的暗訪工作。統計顯示，工信部一共暗訪了26家轉售企業營銷網點109個，發現存在違規行為的網點37個，違規率比為33.9%。其中，暗訪實體營銷網點50個，發現違規網點13個，違規率比為26.0%;暗訪網絡營銷網點59個，發現違規網點24個，違規率比為40.7%。

工信部表示，運營商在治理垃圾短信和騷擾電話方面要承擔應有的責任和義務，接下來將加大監督檢查和違規處罰力度，“把實名制落實情況作為虛擬運營商申請擴大經營范圍、增加碼號資源、發放正式經營許可證的一票否決項”。

去年的一天，剛參加工作的王婷(化名)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不僅叫出了她的名字，還自稱是其領導，讓她“明天到辦公室來一趟”。王婷剛進單位，不敢詢問對方是誰，只好惴惴不安地猜了一個領導名字，沒想到就“猜中了”。第二天，電話再次打來稱“急需用錢”，讓王婷把錢打到指定賬戶。她想都沒想就匯了錢，孰料這又是一場騙局。事后王婷報了警，但讓她始終想不通的是，騙子怎么會知道她的個人信息?

在“我是你領導”電信詐騙高發的廣東茂名電白，當地辦案民警介紹，電信詐騙犯罪團伙往往會在內部分工中專門設有“公民個人信息提供組”，他們通過互聯網上的“地下產業鏈”交易買賣獲取身份信息、家庭地址、手機通訊錄等公民個人信息，“每條5至8毛錢”。同時，隨著信息盜取技術不斷增強，目前已經形成“源頭—中間商—非法使用人員”的利益鏈條。

面對個人信息存在一定程度“裸奔”的現象，201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工信部隨后制定出臺《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刑法修正案(九)更是新設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但專家表示，截至目前尚未出臺一部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公民依法維護權益的成本依然很高。同時，違法成本較低，一旦得手獲利巨大，這也是此類犯罪屢禁不止的原因。

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會議強調，要加強系統和信息安全防護能力，加大對涉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重要數據保護力度。此外，有分析指出，打擊電信詐騙亟須制度建設和普法宣傳雙管齊下，除了盡快填補監管漏洞、強化部門協調配合，及時提高群眾對電信詐騙的辨別能力和防范意識也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