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女士向記者反映相關情況)
“我哥借高利貸，是有原因的：南粵銀行廣州分行曾給同陽紙業公司放了幾千萬元的貸款，抵押物是價值6000萬元的紙張。”孫女士手指廣東南粵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行與同陽紙業公司、德輝物流公司三方簽訂的《貨物質押倉儲監管合作協議》說：“因同陽紙業公司倒閉，不能償還貸款，銀行的領導就在2013年5月，讓我哥接手2000萬元的紙品。”
“我哥不顧公司財務的反對，還是被迫同意了，因為銀行得罪不起。此后，銀行特批了專款給‘鳴瑞公司’，購買紙張后，同陽紙業公司開具了2000萬元增值稅發票。我這里有發票原件，號碼從13736789到13736806，共18張。”孫女士手指發票說。
“我們還有銀行給的《提貨通知書》能夠證明購買了2000萬元的紙品。”孫女士手指內容為“本行同意前來辦理下列貨物的提貨、出庫手續”的“通知書”說：“但由于這批紙品的一些手續缺失，導致德輝物流公司的德輝倉庫始終沒有將貨物入到‘鳴瑞公司’的庫存里。此后，這就成了辦案機關咬定我哥涉嫌合同詐騙罪的主要證據。”
孫女士的“孫曉平購買了2000萬元紙品，因為德輝倉庫和紙品手續不全等原因未入到‘鳴瑞公司’的庫存里”的說法，得到了德輝物流公司業務經理鄧賀的證實。
“2013年，銀行集中收貸，各公司都得將上年的銀行貸款還上，再等待下一年貸款的重新審批，這給各家公司的資金周轉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于是，我哥孫曉平和‘金山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郝愛美、‘翠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劉東，通過張君峰，在2014年的2到3月間，向法定代表人為楊漢鏈、監事為黃某的深圳市前海大豐收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深圳投資公司’)借6000萬元高利貸款，月息是4%(超期后罰息是4.5%)。”孫女士說：“其中、‘鳴瑞公司’借款2000萬元。”
“因為放高利貸款不受法律保護，而且涉嫌非法經營，為了規避法律風險，也讓自己的利益得到保護，按照放高利貸的慣例，黃某分別跟這3家公司的代表，簽訂了陰陽合同——《借款合同》和《買賣合同》。”孫女士稱：“合同由黃某一方設計制定，在出借方的空白處不填寫名稱。《借款合同》只簽訂一份，黃某帶走。不許拍照，不許復印。”
“《買賣合同》是為實現倉單質押而虛構的，簽訂它的目的就是掩護非法高息貸款。”孫女士解釋道。
“‘鳴瑞公司’由孫曉平簽的字，‘翠月公司’由其法定代表人劉東簽的字，‘金山聯公司’由郝愛美委托的代理人——其公司副總郝先生簽的字。”孫女士稱。
郝先生和“金山聯公司”的財務人員張曉梅(化名)證實了孫女士的說法。
鄧賀也證實了以上說法，他還告訴記者：“我親眼看到了孫曉平、劉冬、郝先生與黃某等在德輝物流公司二樓會議室簽訂《借款合同》的全過程!”
(鄧賀親筆書寫的證言)
“我受郝愛美的委托，于2014年2月14日上午10點左右，在德輝倉庫二樓會議室，與黃某簽訂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額是3000萬元，是高利貸。在3個月內，月息4%，超期后月息是4.5%。之后，又簽訂了《買賣合同》。做高利貸生意的都這樣，是為了掩護非法高息。我簽完字，黃某沒有簽字，就把他們那一方是空白的合同拿走了。后來我們想要《借款合同》留底，他們不給。”郝先生說：“德輝物流公司的鄧賀，也在簽字現場。”
“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孫曉平涉嫌合同詐騙案時，孫曉平在法庭上，就陳述了與黃某簽訂《借款合同》一事。他的辯護律師，也當庭指出鄧賀等在做《詢問筆錄》時，也詳細地敘述了這一過程。”孫女士稱。
“我公司借高利貸的利息高得嚇人，就有財務人員離職了。”“翠月公司”的中層領導尚華敏(化名)說。
“孫曉平通過孫某某的紙張經營部的興業銀行賬戶，分別于6月11日、7月10日、7月11日、7月15日，向楊漢鏈的公司——惠州市金宏發建材有限公司銀行賬戶，轉入了180萬元。這180萬元，是債務到期后，按月息4.5%給楊漢鏈支付的2個月高息。此前，在黃某的2000萬元借款轉入前，就已經按照放高利貸的慣例，提前向黃某按月息4%付了3個月的利息240萬。”孫女士手指興業銀行《網上匯款往賬清單》說。
“從2月22日借款，至黃某報案，我公司在近6個月的時間里，6次支付高額利息共742.5萬元。”郝先生說：“我方均有銀行匯款憑證。”
(郝愛美匯款給楊漢鏈的電子回單)
據“金山聯公司”提供的郝愛美在招商銀行6次支付利息的轉賬匯款電子回單可知，郝愛美給楊漢鏈匯款742.5萬元。
“黃某還要求‘金信通公司’為其提供擔保，并與其簽訂了名義上的《購銷合同》，這就成了某脅逼這幾家公司還款的手段。”孫女士說：“簽《借款合同》、買賣合同的同時，黃某以6000萬元質押紙品名義貨主的身份，與‘德輝物流公司’簽訂了3份《貨物倉儲保管合同》，但倉儲費是由這3家公司支付的。同時，他還要求這3家公司為他購買財產保險。”
查看“鳴瑞公司”、“金山聯公司”向永安財產保險公司購買的保險單號分別為24401014010003140000010和24401014010003140000007的保險保單得知，受益人都是黃某。
“高利貸是這樣給借方的。我聽庭時，聽檢察官說，黃某的平安銀行深圳福虹支行交易記錄顯示，出借資金從楊美云、楊漢鏈、楊漢壇、王堅4個實際出借人的賬戶流出，流入了黃某的賬戶。然后在2014年2月24日，轉入郝愛美的招商銀行賬戶3000萬元;在3月11日，轉入孫曉平的工商銀行賬戶2000萬元;在3月24日，轉入劉東的招商銀行賬戶1000萬元。”孫女士說：“孫曉平將此款全部用于公司經營!”
“孫曉平在3月11日接到這2000萬元貸款的當天，一分不剩地分3筆分別匯到了‘鳴瑞公司’的興業銀行、平安銀行、農商銀行的3個賬戶上。”孫女士手指3份匯款回單說。
這3份回單的匯款人均為孫曉平，接收單位均為“鳴瑞公司”，匯款總額為2000萬元。
“3月12日，‘鳴瑞公司’支付給南粵銀行560萬元承兌匯票扣款。4月30日，又歸還南粵銀行貸款本息1497.81525萬元。”孫女士手指兩份匯款憑據說：“‘鳴瑞公司’也將此款全部用于公司經營!”
“
“借款到期時，這3家公司都有還款能力，但我們與黃某簽訂的《借款合同》中，他們一方的內容多處空白，而我們手中沒有合同。因此，我們擔心還款后，已經被轉給黃某的紙品拿不回來，因此不斷與其協商解決問題。”孫女士稱：“因為時間很長，各公司為此被迫繳納了逾千萬元的罰息，但最終黃某還是采取了綁架、搶奪等非法手段逼債。”
“8月17日，黃某他們竟冒充某軍區辦案人員，到‘金信通公司’的辦公室，將法定代表人陳世杰強行帶走，并將公司所有公章、證照、財務憑證、賬目搶走。” “金信通公司”的員工王文革(化名)說：“他們私設公堂，對陳世杰進行了恐嚇。他被迫簽署了多項文件。我們向天河區公安分局冼村派出所報案，至今沒有下文!我公司多次與黃某、楊漢鏈等人協商解決糾紛，但他們要求還款金額遠遠超出代償本金的金額，并不交還搶走的公章及財務資料，還多次組織人到公司進行威脅、恐嚇，公司高管紛紛離職，股東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公司癱瘓了，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估量，僅應收而無法回收的賬款，就高達1億元。”
“8月23日，黃某還帶領幾十人，強搶了德輝倉庫本不屬于他們的大批紙張，從而導致倉庫大批貨物被哄搶。這讓多家企業及銀行深受其害，并且直接導致了所有借款企業資金鏈斷裂。”孫女士稱。
回憶當時看到的情況，在隔壁倉庫工作的梁女士告訴記者：“四五百米長的路上，全是拉紙的大拖車，他們自帶叉車到倉庫來裝車。”
“后來，法院來人之后，就不讓拉了。”孫女士說：“事發后，多人向廣州市公安局黃埔分局魚珠派出所報案，但至今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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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某以這幾家公司涉嫌合同詐騙罪為由，向《借款合同》的簽署地——廣州，以及他的公司、戶籍所在地——深圳的警方報案，請求立案偵辦。但顯然，這屬于典型的民間借貸糾紛，他的請求遭到了兩地公安的拒絕。”孫女士稱。
“于是，黃某一方又向與本案無關的惠州的公安局報案，結果惠州公安不僅立案了，還把再普通不過的民間借貸糾紛，搞成了合同詐騙案。”孫女士說。
“在向惠州公安報案的過程中，黃某一方存在故意隱瞞事實，提供偽證、隱匿證據以及虛假供述等一系列違法行為。”孫女士稱：“為了達到公器私用，讓國家機器幫其追債的目的，黃某被偽裝成了月薪2000元的惠州市金廣源置業有限公司(下稱‘惠州金廣源公司’)的業務經理。這樣，就與惠州扯上關系，為惠州公安立案制造了借口。”
“但黃某是‘深圳投資公司’、‘ 深圳互聯網公司’的股東、法定代表人、執行(常務)董事或監事，其工作關系、社保關系、居住地點，戶口所在地等都在深圳，從公開途徑，也查不到其在‘惠州金廣源公司’工作過的任何證據。如果辦案人員想查清這個問題，就不可能查不清。”孫女士說：“‘惠州金廣源公司’的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是楊漢壇，他是楊漢鏈的兄弟，也是6000萬元高利貸款的實際出借人之一。而楊漢鏈既是‘深圳投資公司’、‘深圳互聯網公司’的主要投資人，也是6000萬元高利貸款的出借人之一。黃某被偽造成了‘惠州金廣源公司’的員工，就不足為奇了。”
“這是我下載的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開系統的資料。”孫女士手指載明“‘惠州金廣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為楊漢壇’的資料說。
“黃某一方故意隱瞞了民間借貸的直接證據——《借款合同》，只提交了買賣合同。因該合同在簽訂時，黃某一方未蓋章，于是他們蓋上了‘惠州金廣源公司’的公章。”孫女士稱：“惠州公安在前期可能被黃某一方蒙蔽，但隨著案件偵查的深入，就會了解案件的實情。孫曉平也多次向辦案人員明確指出，其與黃某個人簽訂的《借款合同》、《購貨合同》，地點是在廣州，不是惠州。”
六問“合同詐騙”案
“原本是一起民間借貸糾紛，卻被辦成了合同詐騙案。但諸多不能回避的疑問怎么也解釋不通。”孫女士說：“如果不是借貸關系，這3家公司為什么在6000萬元貸款到手前，給黃某一方的楊漢鏈等人千萬元的大額利息?為什么都在借款3個月后同樣以4.5%的月息向楊漢鏈付出了巨額罰息?為什么替黃某承擔貨物的保險費及倉儲費?為什么接受黃某要求回購紙張的要求?‘金信通公司’為什么為這3家公司提供回購擔保?為什么貸款到手后，不是趕緊卷款跑路，而是歸還銀行貸款、發放員工工資?”
(相關單位查明的關于“擔保、回購”材料)
“天底下有這樣的詐騙嗎?”孫女士稱：“檢方的起訴書稱，‘被告人孫曉平收到了黃某轉賬支付貨款后，歸個人使用，至案發仍未歸還被害單位’，而公訴方至今也沒能拿出相關的證據;我方卻有銀行匯款憑證證明，孫曉平在收到貸款的當天，就將這2000萬元匯給了‘鳴瑞公司’，而‘鳴瑞公司’又將此款全部用于公司經營了!”
(檢方的起訴書(局部))
“辦案機關認定孫曉平涉嫌合同詐騙的主要依據是他存放在德輝倉庫的紙品過少，存在欺詐黃某的嫌疑，但事實是‘鳴瑞公司’購買同陽紙業公司的價值2000萬元的紙品，既無抵押、質押，也未另售他人，只是將其用作向黃某借款的抵押。盡管因為同陽紙業公司和德輝倉庫的原因，這批貨物沒有進到‘鳴瑞公司’進銷存系統，但如果辦案人員在查扣了‘鳴瑞公司’的賬本、記賬憑證等資料后，認真調查，就可以查清事實，孫曉平是否涉嫌合同詐騙，也就真相大白了。”孫女士說：“而黃某等人，放高利貸謀取不法利益，涉嫌非法經營，應當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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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某等人的綁架、搶奪，使這幾家公司都遭受了重大打擊和重大損失，而惠州市公安機關的抓人，最終給了這幾家公司以致命的打擊，致使多家公司徹底癱瘓。”孫女士稱：“孫曉平是在2015年1月26日，在躲避黃某等人的威脅入住賓館時被惠州公安抓捕的。3月25日前后，他被正式批捕。孫曉平和他的團隊，奮斗了近20年創立的‘鳴瑞公司’徹底垮了。德輝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曉燕、業務經理鄧賀也被抓捕了。‘金山聯公司’、‘翠月公司’、‘金信通公司’的法人代表均被通緝。這3家公司也陷入了癱瘓狀態。”
“這么好的公司癱瘓了，太可惜了!”這是“金山聯公司”的財務人員張阿英(化名)、“翠月公司”的尚華敏等人共同的遺憾。
“孫曉平被羈押在看守所，度日如年;而辦案人員也因越權辦案和主要證據缺失等很難輕松。”孫女士說：“鄧賀的辯護律師沈建奎律師，堅持不懈地投訴惠州公安，案件終于在2015年6月3日，由惠州市人民檢察院移交到了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孫曉平以及王曉燕、鄧賀，也被送到了廣州市第一看守所羈押。”
“此后，廣州市檢察院又以證據不足為由，兩次退卷補充偵查，加上在惠州時的退卷，已經是4次。”孫女士稱：“12月，檢方終于以證據不足為由，對王曉燕和鄧賀做出了不予起訴決定，兩人被無罪釋放，而孫曉平卻被起訴了。”
“截至目前，孫曉平已被羈押超1年零9個月了。惠州公安辦的孫曉平涉嫌合同詐騙案，已被4次退卷補充偵查，3次延長審查起訴期限，至今還未判決!”孫女士說：“哥哥在看守所終日煎熬，父親不堪打擊去世，原本幸福完整的家變得支離破碎。”
黃浦區公安分局：確實有此警情，但不適合向外界透露太多
為了核實孫女士等人所反映的“黃某帶人強搶存儲在德輝物流公司的紙張，報案兩年多沒結果”的說法，記者于9月15日來到黃浦區公安分局，通過門衛，聯系到了110指揮中心的彭警官。
彭警官告訴記者，確實有此警情，但不適合向外界透露太多，需要進一步調查。
天河區公安分局：婉拒采訪
離開黃浦公安分局，記者來到了天河區公安分局。
就“金信通公司”一方所反映的“黃某帶人綁架‘金信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陳世杰、搶走公司的賬目、公章等，報案至今無果”的問題，記者請負責媒體接待的110指揮中心的陳警官聯系相關人員，予以解釋說明。
陳警官表示，會向主管領導匯報，但以接受采訪須經市局批準為由，婉拒采訪。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未就延期和一年未判決做出解釋
記者隨后來到了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傳科的馬科長接待了記者。
因案件正在審理，記者只向他提出想了解“孫曉平案件在廣州中院延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有最高法院的批示，為什么1年未判決”這個問題。
馬科長說，當事人可以通過相關渠道了解。記者告訴他，律師稱多次向法院了解情況，沒人理他。
馬科長隨后拒絕了記者了解相關情況的請求。
法學專家：本案應該按民間借貸法律關系處理，孫曉平等人不該被追究刑事責任
著名法學家，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指出，這起案件究竟是民間借貸糾紛還是合同詐騙，其實并不難以界定。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劃分民間借貸糾紛和合同詐騙行為的界限。
其一，主觀層面。看兩者主觀上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所謂“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指行為人意圖使用非法手段對他人財物行使事實上的占有、使用、收益或處分權，侵犯他人對自身合法財物的所有權。
在民間借貸糾紛中，往往是因為借款人確實遇到了困難，一時無力解決，才向他人借貸。而以借貸為幌子進行招搖撞騙的，常常會采取騙取他人同情或信任的手段，在獲得借款后會將錢用于一些諸如賭博等高危或者無法收回資金的活動，導致被害人的資金無法收回。
顯然，在這起案件中，被告三家公司是由于生產經營中遇到了資金周轉的問題后，才向深圳投資公司借款(高利貸)，現有證據顯示，所借款項均用于了公司經營，利息最初也按合同約定進行了償還，不存在“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
其二，客觀層面。合同詐騙罪的客觀表現，是以隱瞞真相，虛構事實為要件，比如，編造一些虛假的借款用途，如投資、工程建設等正當且有豐厚利潤的項目，讓被害人產生其借出資金安全并能及時收回的錯覺。
本案中，被告之一孫曉平并不存在虛構事實的成分。辦案機關認定孫曉平涉嫌合同詐騙的主要依據是，他存放在德輝倉庫的紙品過少，存在欺詐黃某的嫌疑，其實，在查詢了孫曉平“鳴瑞公司”的賬本、記賬憑證等資料后，所謂欺詐嫌疑是可以被排除的。
其三，履行合同的態度。在實施合同詐騙過程中，行為人不存在履行合同的意愿，其既不具備履行的能力，更缺乏基本的誠意。而在民間借貸糾紛中，當事人一般會按照合同約定履行職責，具備一定的履行能力和誠意。
如果是合同詐騙，那么錢款到手后，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會將錢用于個人揮霍或卷款跑路，實際上，這3家公司在合同簽訂后，主動歸還了銀行數以億元計的資金。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5]18號)第二十四條第一款明確規定：當事人以簽訂買賣合同作為民間借貸合同的擔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還款，出借人請求履行買賣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審理。
綜上所述，本案應該按民間借貸法律關系處理，孫曉平等人不該被追究刑事責任。
此外，資深法律學者賀京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如何判定惠州公安是依法辦案，還是越權辦案，插手經濟糾紛，應該按合同簽約地和履行地。合同簽約地和履行地均在廣州，而黃某所在的深圳投資公司所在地以及戶籍所在地為深圳，所以，惠州公安不應立案偵查，屬于越權辦案。
對于這起案件的最終走向，本社將繼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