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專業人員指導下，學習穿著防毒服。周燈華 攝
第一站，“炮彈溝”
與中國軍網記者結伴同行的，還有在當地進行銷毀作業的工作人員。小伙子歲數不大，但說起哈爾巴嶺來卻是頭頭是道。
哈爾巴嶺和長白山脈眾多富饒美麗的山嶺一樣，曾是中國百姓祖祖輩輩休養生息的地方。山嶺兩旁是蔓延至山坡、消失在天際的大片草地。每當初秋來臨，哈爾巴嶺迎來了最美的光景。黃綠相間的遠山上各種野果掛滿枝頭，清澈見底的溪流匯成波光閃閃的亞光湖，像一面遺失在人間的玉盤，輝映著頭頂上湛藍的天空。
“李記者，我們馬上就要進入‘炮彈溝’了!”同行的伙伴為我進行了“實時導航”。如此安詳靜謐的世外桃源，竟會有這樣一個充滿了硝煙味兒的地方?沒錯，但在地圖上，你卻根本找不到它。原來，這里面還有一段辛酸往事。
記者穿上防毒靴。周燈華 攝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東北地區多個地方發現侵華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并發生多起群眾受害中毒事件。由于當時技術條件有限，無法現地銷毀數量龐大的化學彈，遂由當時的東北軍政機構聯合簽署命令，組織當地群眾人扛馬拉將已發現遺棄在各地的侵華日軍遺棄化學武器集中運到哈爾巴嶺地區進行掩埋處理。為避免發生因誤闖誤入埋彈區引起誤傷事件，當地政府還在集中堆放化學彈的大坑邊設立了“日遺毒彈埋藏處”的石碑標志。年年歲歲，匯聚于此的化學彈數量越來越多，“炮彈溝”這個名字也就自然而然成為人們口中的標志性地名，口耳相傳直到今天。
60多年前，淳樸而堅強的老百姓，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冒著危險、不辭辛勞，將一顆顆化學彈轉移到埋藏點，使當時日遺化武的毒害降到最低，讓那些耕作在田間地頭的至愛親人，享受到盡可能平靜而安寧的生活。
記者在專業人員幫助下穿著防毒服。周燈華 攝
一切的罪惡總有源頭。走進哈爾巴嶺，必然要走近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為維護人類生命尊嚴的底線，很多國家之間締結了許多與戰爭行為相關的國際法規公約。其中，1925年6月，美國、英國、日本等37個國家簽署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然而，作為締約國的日本，不僅沒有停止研究制造化學武器的罪惡勾當，反而秘密地加快了研制進程。
1928年，日本陸軍在廣島縣境內的大久野島建立了第一座毒劑工廠“忠海兵器制造所”，此外，還在小蒼的曾根市建立了“曾根制造所”;海軍在神奈川縣組建了“相模海軍工廠”;空軍在東京立川基地籌建了第3空軍技術研究所，類似的化武研制生產單位還有不少，掛著各種名號的化學武器制造工廠為侵華日軍源源不斷地輸送毒氣炮彈。根據歷史資料估算，從1930年至1945年，日本共制造各類毒劑7376噸，各類化學彈約776萬發，其中絕大多數運往中國戰場。
這是一組多么可怕的數字!
更為可怕的是這批炮彈最后的去向。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夕，為掩蓋其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行，侵華日軍將大量化學武器草草掩埋或隨意遺棄，有的將毒劑彈、毒煙筒、毒劑桶埋入深淺不一的土坑中，有的直接將毒劑彈投入江河湖泊中，有的竟然投進農村的水井里，一些來不及處理的化學武器甚至就胡亂堆放在露天環境中。
專業人員帶領記者在氣密室檢查防毒服氣密性情況。周燈華 攝
就這樣，這一大批尚未在侵略戰場上“逞威”的化學毒彈，就像惡魔的棄嬰一樣，被留在了中國的土地上。經受著歲月的洗刷，惡魔的種子有的似乎已經睡去，有的卻還在蠢蠢欲動、危害人間。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國際社會和中國政府的要求下，在無可爭辯的鐵證面前，日方不得不承認侵華日軍在華遺棄大量化學武器的事實。根據《禁止化學武器公約》要求，中日雙方經過多輪艱苦談判，簽署了《關于銷毀中國境內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備忘錄》，規定日本政府將為銷毀日遺化武提供一切必要的財政、技術、專家、設施及其他資源，中國政府提供適當協助。日本政府確認遵守中國法律，在優先確保人員和環境安全的前提下就地盡快進行銷毀。
具體如何處理它們?哈爾巴嶺，我來了，讓我們一探究竟。
專業人員向記者作最后的安全提示。周燈華 攝
第二站，“氣密室”
車子繞著一條彎彎曲曲的柏油小路，七彎八拐駛進大山深處。“到了，到了!”同行的伙伴“捅醒”了還在歷史長河中徜徉的記者。
一個巨大的“軍事管理區”牌子直接跳入記者眼簾。莊嚴、肅穆，仿佛衛士般捍衛著這片山、這條路、這個營區。車子靜靜駛過營區大門，鳴笛向身著“中方協助團保障人員”的保衛人員致敬。不到一刻鐘時間，我們抵達一座白色小樓前。
“請您更換防毒服，進行氣密檢查。”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向記者發出指令。接過深褐色的防毒服，按照提示，穿上防毒衣褲和靴子、戴上防毒面具和防毒手套，與同行伙伴熟練而快速的動作相比，記者顯得笨拙了很多。即使這樣，同行伙伴依然向記者豎起了拇指：“第一次就能夠心不慌手不亂，不容易。”
記者經過嚴密檢查，前往彈坑。周燈華 攝
是啊，防毒服自誕生之日起，就在與“毒魔”進行著誓死的較量。在防毒服重重保護中，身體似乎與世隔絕，思維的線條卻又跳躍起來。
1940年，八路軍發起“百團大戰”。日軍為扼守據點，負隅頑抗，頻繁地使用化學武器，致使八路軍出現大量人員中毒，其中，包括范子俠、賴際發、陳錫聯、陳賡、周希漢、尹先炳等將領均不同程度受傷。
1941年，在宜昌戰役中，日軍使用山炮、野炮、迫擊炮等向我抗日軍隊發射刺激性、糜爛性毒劑彈2500余枚，派出數十架次飛機投擲毒劑航空炸彈300余枚，造成1600余名官兵中毒傷亡。“戰果輝煌”的日軍甚至洋洋得意地在自己編輯的《化學戰例征集》中“悟出”：“不僅挫敗了敵人進攻的企圖，而且從綜合秘密情報及其他情報來看，可以證明使用毒氣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何止這些。1937年的上海閘北，1938年的山東臺兒莊，1939年的河北廊坊，1942年的冀中平原，1943年的湖南常德，1944年底的廣西桂林……甚至在投降前夜，日軍仍在不顧一切、瘋狂地將毒彈投入戰場。美國陸軍根據國際新聞服務(INS)通訊社記者J.培根的證詞，以及從相關結果等證據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日軍在認為必要時，或有利益時，肯定會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使用毒氣。”而據日軍自己修訂的資料統計，1937年至1945年間，日軍對中國軍民用毒共造成20多萬人中毒傷亡。
記者在前往彈坑核心區途中與作業人員交流。周燈華 攝
歷史有時是冷冰冰的，因為它常伴隨著魔鬼的獰笑與生靈的痛哭。作為與災難、瘟疫、寒冷、饑餓相伴相生的同行者，魔鬼導演的戰爭總是一次次打破人類道義的底線。防毒服，這個誕生在毒氣彌漫的戰場上，卻致力捍衛生命自由呼吸的最后一道“保護神”，在死神冰冷無情的目光里，閃現出一絲人性的靈動來。
毒氣與防毒服，就像戰爭與反戰，始終是人類智慧的巔峰角逐場。發動戰爭的惡魔，制造了毒氣以便更快地殺人;捍衛和平的人們，創造了防毒服則是為了保護生命，反抗戰爭。實際上，防毒服穿上后從精神到體感都很難受，希望有一天，人類可以不再穿上它。
記者觀看彈坑內專業人員作業。周燈華 攝
第三站，“1號坑”
經過“氣密室”重重檢查和臨時培訓后，記者推開了最后一道沉重的鐵門，終于來到此行的目的地：“1號坑”。
鐵門的沉重，在于它區分了作業現場與外部世界。“1號坑”給人的感受，卻比每道鐵門都要沉重千斤——
在現場，記者看到，作業人員穿著厚厚的防毒服，彼此之間溝通很少卻依舊默契自然。在他們腳下，已經有十余枚銹跡斑斑的彈體或多或少裸露出來。
此時，同行的伙伴再沒有與記者進行任何語言交流。是怕吵醒沉睡了70多年的枚枚化學彈?還是這一幕已勝過千言萬語?
作業人員從彈坑中拿起一枚銹跡斑斑的毒彈。周燈華 攝
當記者注意到工作人員默默地將一枚遺棄化學彈從彈坑中挖出，小心翼翼捧起時，時間仿佛凝固，空間中只有人、彈和泥土。這顆化學彈大約有10公斤重，斑駁的彈身上還沾帶著少許泥土。隔著厚厚的防毒手套，完全感受不到彈體的溫度，更難揣測長埋地下半個多世紀的它是否已褪去血腥的味道。只有一份沉甸甸的重量捧在手中，壓在心頭。
這是來自85年前的歷史重量。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軍國主義就將這份沉重狠狠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柳條湖畔的一聲爆響之后，日本關東軍的兩枚重型炮彈率先敲開了沈陽重兵駐地北大營的大門。這座歷史古城不到7個小時就淪落敵手。戰爭帶來的暴利和不抵抗政策的“助推”，刺激著侵略者將戰火燒向更加廣袤的黑土地。一天之后，長春遂告陷落;一個月后，齊齊哈爾被敵占領;不到半年，哈爾濱也落入敵手。東北的全面淪陷，徹底翻開了中華民族局部抗戰的篇章。
這是來自79年前的歷史重量。據日軍高官今井武夫的回憶錄記載，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東京的市里坊間就一直流傳著“七夕的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湖一樣的事件”的說法。仿佛是為了配合這股暗流，華北日軍不斷加大挑釁力度，不分晝夜進行演習。從白天到黑夜，由虛彈模擬發展到實彈射擊。1937年7月7日夜，激烈的槍炮聲再次響徹盧溝橋畔。只不過，這一次侵略者不再僅僅是將炮口瞄準宛平城，而是將炮彈真正對準了目標射出炮膛。一枚枚裹挾著狼子野心的炮彈飛越宛平城墻，呼嘯著向城內的兵營、崗哨甚至低矮的民房砸去。在炮彈爆炸聲中，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正式拉開序幕。
記者從彈坑中走出，脫去防毒服。周燈華 攝
歷史的重量終究無法體量。14年的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承受了多少炮彈的涂炭，更是無法用具體數據去衡量。但靜臥在中國土地上的枚枚廢彈，無論是裝滿毒劑的毒彈，還是填充著火藥的炮彈，都在無聲地控訴著戰爭的血腥，都在沉痛地警示著歷史的悲劇。固然，奪走千千萬萬中國人生命的是武器;但歸根結底，還是那些荼毒人類文明、踐踏時代進步的軍國主義者。只有時刻警惕軍國主義的復活，才能避免新一輪戰爭悲劇的上演。
據工作人員介紹，日遺化武的挖掘工作是最危險的，因為炮彈銹蝕嚴重，狀態不明且極不穩定，有的發生毒劑泄露，意外爆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挖掘出的炮彈經鑒別后，將被送往專門的銷毀設施進行徹底銷毀，產生的廢棄物將進行無害化處理。中方將對銷毀排放的尾氣進行監測，對銷毀殘渣進行回收分析，對作業全程進行嚴格監督，以確保日遺化武銷毀工作不對當地人民生命財產和周邊生態環境安全造成危害。
記者手指方向為“日遺毒彈埋藏處”石碑。周燈華 攝
截至目前，已在我國18個省、市、自治區90多個地點發現有日遺化武，僅哈爾巴嶺埋藏有日遺化武約33萬枚，且我國各地仍不斷發現新的日遺化武，處理日遺化武工作十分復雜和艱巨，徹底銷毀日遺化武工作任重而道遠。
記者遠眺作業區。周燈華 攝
后記：
走出哈爾巴嶺，一種強烈的時代錯位感瞬間橫貫在頭腦，一股難以名狀的壓抑感激蕩在心田。緩步下山，驀然回首，那靜靜矗立在夕陽下的“日遺毒彈埋藏處”石碑，再一次強烈地沖擊著記者的心扉。歷史賦予它以偉大見證者的角色，見證了一枚枚毒彈進坑掩埋，更見證著如今一枚枚毒彈又出坑封裝銷毀。石碑靜立山間，守望國土，警示后代。
但更應清醒地看到，哈爾巴嶺埋藏數量龐大的毒彈背后，是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軍國主義。這個死灰復燃的幽靈，穿越一戰二戰的歷史硝煙，游蕩在現代日本社會中，像一塊沉重的烏云，至今仍籠罩在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人民頭上。正如艾青所說：“這除了讓中國人民回憶起所受的苦難，使中國人民得以重溫這場戰爭的經歷而感到義憤之外，還能有什么作用呢?”
記者聽取專業人員介紹作業區情況。周燈華 攝
戰爭已經遠離，慘痛的記憶隨著親歷者的日漸老去也慢慢淡出人們的視野，但是，人類翻檢戰爭歷史，目的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捍衛正義。更何況，中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承受了巨大的苦難，戰后至今還要承受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的毒害。今年5月，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在視察哈爾巴嶺作業現場時強調，日方應切實履約，加大投入、加快銷毀作業進度，早日還中國人民一片凈土。“還”，就是要為歷史罪惡還賬，向中國人民贖罪，更要為和平履約。
“日遺毒彈埋藏處”石碑。周燈華 攝
日本，你在和平的道路上，做的還遠遠不夠，需要做的還很多很多，而不是相反。這是中國的關切，也是世界的關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