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今年以來，美軍以《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通過30周年為契機，積極推進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與前3輪改革不同，此輪改革并非因為實戰倒逼，而是美軍主動作為，目的是要拋棄機械化戰爭時代的思維，探索適應信息時代戰爭特點的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擴大美軍優勢。談起這輪改革的必要性，美軍參聯會主席鄧福德直言不諱：我們必須考慮下兩步，確保“不會將美軍投入一場公平的戰斗”。

那么，信息時代的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究竟是什么樣子?從目前的情況看，它主要應該具備三大特征。

戰略層次能“統”。在信息時代，數字網絡無處不在，資本、物資、人員和信息全球流動，各類安全威脅正日益擺脫地理和時空限制。與此同時，隨著武器裝備性能的改善、火力打擊精度的提高以及軍事行動成本的增加，各國軍隊均朝著小型、精干、多能的方向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戰區指揮機構的地域局限性，同威脅、危機外溢效應和聯動態勢日益明顯的趨勢形成了矛盾，應對事態越來越力不從心，迫切需要從戰略層次強化統籌協調，合理運用有限的軍事資源。

正是由于這一原因，美軍此輪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的一個重點是強化參聯會主席的職權，提升美軍的戰略整合與統籌能力，加強美軍的全球危機應對能力。

戰役層次能“聯”。聯合指揮是聯合作戰的前提和基礎。在信息時代，聯合作戰的指揮重心依然在戰區戰役層次。據統計，在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時期，戰役指揮員在作戰中只需關注大約10項主要職責，而在今天這一數字增長了3倍多。特別是在未來信息化戰爭中，作戰維度大大拓展，作戰力量日益多元，如何通過有效指揮，使分散配置的聯合部隊形成多維一體合力，是各國軍隊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建設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

美軍此輪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無論是機構合并還是級別升降，目的都是為了增強戰區指揮機構的權威，提高戰役指揮效能，實現聯合部隊所有作戰力量，特別是傳統作戰力量與新型作戰力量間的高度融合。

戰術層次能“活”。海灣戰爭后，西方國家軍隊內部充斥著信息技術制勝論。然而，總結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經歷，可以得出兩條基本結論：第一，在信息時代，戰爭的性質沒有改變，依然是人與人之間的殊死較量;第二，信息技術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并不能徹底消除“戰爭迷霧”。這兩條結論也表明，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盡管戰役甚至戰略指揮員能夠直接指揮單兵，但這并非信息化戰爭的基本指揮模式，龐大的后方指揮中心不可能“包打天下”，只有賦予戰術指揮員更大的行動自由，才能在瞬息萬變、激烈對抗的戰場上把握先機。

基于這一認識，近年來信息化程度最高的美軍毅然決定在全軍推行任務式指揮，要求各級指揮官盡可能下放指揮權，避免陷入事無巨細的“微觀管理”，發揮下級指揮人員的主動性。另一方面，隨著聯合作戰向戰術級拓展，美歐等西方國家軍隊日益強調戰術級聯合部隊之間“橫向協調”的重要性，積極探索“相互指揮”和“混合式指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