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聯賽第27輪比賽今晚全部結束，較早進行的“首尾之戰”廣州恒大客場6∶0大勝石家莊永昌，前者的衛冕和后者的降級都只是時間問題——這場比賽恒大本土射手郜林表現出良好競技狀態，進球和助攻均恰到好處。此外，一場江蘇蘇寧與上海上港的強強對話以江蘇蘇寧2∶1獲勝告終，吳曦的遠射進球相當精彩。

因此，有球迷忍不住悲憤發問，為何在12強賽中毫無作為的國腳們回到聯賽之后竟然如此勇猛?是國家隊主教練陣容安排有誤還是12強對手的實力太強?

對于向來不乏黑色幽默的中國足球而言，這些問題太專業——說主教練陣容安排有誤的，依據是客場對陣烏茲別克斯坦隊的12強賽，高洪波首發名單當中竟然只有馮瀟霆1人來自中超聯賽前三名球隊，而后防線上居然有久疏戰陣的老將;說12強對手實力太強的依據是，無論和韓國球員、伊朗球員，還是和敘利亞球員和烏茲別克斯坦球員相比，國足球員傳接球基本功和跑位意識基本上還處于業余水準。

所謂“法不責眾”，既然球員不能“連窩端掉”，那就只能拿主教練“開刀”。主教練高洪波自己也清楚地認識到“4輪比賽拿1分”過于糟糕，只有主動請辭一條路好走，而中國足協的被動之處在于，外界有輿論認為是“足協領導暗示高洪波辭職”。

據記者了解，中國足協領導毫無必要也確實不曾“暗示”高洪波辭職，這正如足協領導明知“換帥”救不了中國足球但現在只能“換帥”一樣——明知無效且無望，卻必須表現出來力求“有所改變”的積極態度。

“福地”沒“福氣”，中國足球忘了“規劃”

暫別12強賽，把視線收回到中超聯賽的球迷們有所醒悟，對國足的過高期望才導致痛苦感情的產生——作為衡量國家足球水平的標志性賽事，四年一屆的世界杯賽亞洲區預選賽給中國球迷留下的種種遺憾和苦楚，遠遠大于2002年中國足球在世界杯賽場短暫一游所帶來的暢快情緒。

2002年那次被奉為中國足球最輝煌時刻的出線，給球迷留下一個“沈陽是中國足球福地”的印象，今年年初國足在西安力克卡塔爾贏得12強賽資格，又給球迷留下一個“西安是中國足球福地”的說法——媒體和球迷造勢的熱情可以理解，但中國足球哪兒來的福地?12強賽第一個主場沈陽，國足與伊朗隊打平，第二個主場西安，國足不敵敘利亞隊，“福地”的說法可以休矣，而準確地說，中國足球目前需要的不是“福地”，是規劃中改革進程的具體措施。

去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把發展足球運動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并提出“改善足球發展的環境和氛圍，理順足球管理體制，制訂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創新中國特色足球管理模式，形成足球事業與足球產業協調發展的格局”的近期目標，“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職業聯賽組織和競賽水平達到亞洲一流，國家男足躋身亞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強隊行列”的中期目標，“中國足球實現全面發展，足球成為群眾普遍參與的體育運動，全社會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職業聯賽組織和競賽水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積極申辦國際足聯男足世界杯;國家男足國際競爭力顯著提升，進入世界強隊行列”的長期目標。

以此方案為參考標準，中國足球目前正處于實現“近期目標”階段，而在“近期目標”階段便希望國足能夠在參加12強賽的基礎上突出重圍獲得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參賽權，實為“強人所難”之舉——不過中國足協一直希望以國家隊的成績為帶動，因此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對國足進行重點包裝，期盼國足能夠“一飛沖天”打進世界杯決賽圈。

如果沒打進去呢?誰的責任?

“我只負我該負的責任”

事實上，關于“主教練責任”的問題，1997年帶領所謂“史上最強國足”兵敗十強賽從而未能獲得1998年法國世界杯賽資格的國足前主帥戚務生有過極為精辟的總結，“我負我該負的責任”。

19年前這句話曾讓戚務生飽受球迷謾罵，球迷寄給他的威脅信件中甚至包括釘子和刀片——中國足球那時剛剛迎來職業化改革的初期階段，絕大多數球迷只能將國家隊的失敗歸咎于主教練本人，而在職業化進程中表現糟糕的“老中國足協”直到多年以后才被球迷認為是國字號球隊屢戰屢敗的“罪魁禍首”——十強賽的痛苦糾纏戚務生多年，那是中國足球第一次扛著職業化大旗征戰世界杯預選賽，就連“包機”的待遇也在一次前往西亞客場時得到兌現，不過讓主教練一人承擔責任的結果，使得中國足球自此進入脫離足球運動規律的“中國式怪圈”。

“沖擊世界杯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也不能只讓一個人負責，主教練只是對訓練和比賽負責。”戚務生曾經在接受采訪時不止一次解釋過“我負我該負的責任”這句話的含義——在世界杯幾乎完全產業化和商業化、世界杯預選賽幾乎完全系統化的時代背景下，在中國球員個人技戰術意識和能力介于亞洲三流和二流之間的2016年亞洲區12強賽上，高洪波也只能“負他該負的責任”而非“全部責任”。

高洪波的責任在于過高估計自己和球員的水平，在于整個12強賽階段戰略目標的錯誤——40強賽晉級后的狂歡影響了很多人，包括教練組和球員，盡管“我們在12強中實力很弱”這句話常常被高洪波掛在嘴邊，但他要借此表達的意思卻是“我們參加12強賽的目標就是要出線”。

因此高洪波需要對4輪拿1分負責，但不需要對國足無法進軍世界杯決賽圈負責，事實上“換帥”對高洪波而言不是壞事，但對中國足球而言卻也未見得就是好事。

國足換帥已不覺新鮮

更何況在“換帥”問題上，中國球迷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談資——對中國足協來說，只需要參加亞洲杯賽和世預賽階段比賽的國足每兩年就要啟動一次“換帥”工作的確有些尷尬，唯一的好處是足協相關部門對“換帥程序”已然非常熟練，幾乎不費過多周折就能幫助國足確定主帥。

以過去10年國足經歷的前后7任主帥(包括代理主教練、執行主教練)為例，球迷可以清晰看到“不行就換、不行再換、還不行接著換”的換帥歷程，卻很難看到任何一任主教練在球隊中堅決執行的技戰術烙印——有業內人士評價說，中國足球換帥的目的，多是“為了換帥而換帥”。

2006年國足主帥是朱廣滬，朱廣滬2005年接替阿里·漢，2007年亞洲杯小組賽因球隊以0∶3不敵烏茲別克斯坦隊，創下首度無緣亞洲杯復賽紀錄而下課，在位時間2年;2007年9月，已經帶國奧隊1年的杜伊被“提拔”成國家隊總教練，杜伊只能找來好友福拉多擔任國足“執行主教練”，在“奧運戰略”的重壓之下，2008年6場南非世界杯亞洲區20強賽小組賽國足1勝3平2負，未能進入十強賽階段，杜伊的“棋子論”加速了他與中國足球的“決裂”。

2009年，當了幾年助理教練的高洪波通過公開競聘方式成為國足史上“最年輕主帥”，不過世界杯和奧運會的雙重失敗并未讓當時的中國足協領導決心改革，2011年亞洲杯高洪波“練兵”小組未能出線遭外界質疑，同年8月備戰巴西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小組賽比賽時，“熱血沸騰”的中國足協以稅后450萬歐元高額年薪請來世界級名帥卡馬喬及其團隊替換高洪波。

不過給國足打工的“世界級名帥”更不讓中國足協和中國球迷“省心”，西班牙人麾下的國足不但早早無緣巴西世界杯決賽圈，2013年更在合肥以1∶5輸給泰國青年隊，中國足協當機立斷和卡馬喬解約，讓傅博擔任代理主教練。

傅博代理半年后，法國人佩蘭2014年成為國足新任主帥，2015年亞洲杯進入八強值得稱道，但年底的俄羅斯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40強賽磕磕絆絆被中國香港隊兩度逼平，眼見大勢已去的中國足協火速讓高洪波換走佩蘭，而在主場贏下全替補出戰的卡塔爾隊獲得12強賽資格后，高洪波立刻又被“捧上神壇”。

但中國足球何曾有“神”?中國足球的進步又豈能靠“神”?

遺憾的是，中國足球還在四處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