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戰爭已成為當前全球安全和地緣政治焦點，由于敘利亞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其地緣價值，多方的介入使敘利亞的局勢有越來越復雜的可能。

如果敘利亞戰爭曠日持久，隨著參與各國各方綜合實力的消漲，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沖突產生“共振”效應，以及由此引發的地緣形勢變化和危機，將對全球安全環境、政治格局、軍事平衡產生重要影響。

敘利亞戰爭是研究未來戰爭的案例，從參與主體、戰爭誘因、作戰樣式、沖突地域、規模強度、影響范圍等多個角度看，敘利亞戰爭可謂現代戰爭和武裝沖突的典型案例，深入研究敘利亞戰爭，可對未來局部戰爭有個總體的把握。

全球化背景下的局部戰爭也被全球化了

根據戰爭的規模和范圍，世界上的戰爭通常可劃分為全球戰爭、地區戰爭和局部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典型的全球戰爭。地區戰爭通常在洲際范圍內進行，如二戰中的太平洋戰爭。局部戰爭的規模和范圍都很有限，往往在單個或少數幾個國家領土上進行。

未來戰爭，更大可能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戰爭這樣的局部戰爭。核武器的出現對遏制戰爭規模擴大化具有顯著作用，全球戰爭的風險大大降低。

冷戰結束后，不再有美蘇這樣勢均力敵的全球性對手，且美國“一超獨霸”地位的確立和西方同盟體系不斷強化，使得爆發地區戰爭的概率大幅下降。實際上，全球的國家、經濟、文化、人口、種族分布情況決定了，歐亞大陸及其周邊的海洋，仍將是未來戰爭的主要策源地和爆發地。但歐亞大陸上存在著眾多有核國家，核武器的威懾作用使得爆發全球戰爭和地區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美蘇兩大對立陣營的消失，使得全球化真正成為可能，并自20世紀末期開始加速。全球化深刻改變著國際和國內社會的產業分工、資本流動、人口遷移、文化信息等所有領域格局，與此同時，戰爭和武裝沖突的發生頻率在增大。原因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雖然后發國家可以借助全球化得到快速發展，但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和引領角色更是得到鞏固，客觀上造成全球和地區范圍內的經濟發展失衡狀況進一步加劇，造成國內外的矛盾激化。其次，全球化使得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更緊密、相互依存度更高，伴隨而來的是各國各方的利益訴求也相應地被放大了，由此產生的結構性矛盾易引發沖突。

局部戰爭因全球化而具有外溢效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內事務被國際化了，國內外矛盾密切關聯、交織，這種現象同樣反映在戰爭領域。前述幾場冷戰結束后發生的局部戰爭，都對地區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實際上，也是造成相關國家至今仍然內亂、內戰不斷的原因，伊拉克戰爭就是例證。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敘利亞戰爭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大中東地區形勢惡化的后果之一。敘利亞戰爭始于近年來在北非、中東、中亞等地區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內亂升級為內戰。“伊斯蘭國”趁伊拉克戰后亂局強勢崛起并在敘利亞發展壯大，隨后在歐洲多個城市發動恐怖襲擊，美、俄、敘等國家因此對其實施打擊。敘利亞戰爭引發大規模難民危機，經濟發展萎靡的歐盟不堪重負，內部出現分裂并促成英國脫歐，成員國的社會階層對立，種族矛盾激化。

應指出的是，當前，全球化進程雖然受挫，但不可逆轉。進入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疲弱，地緣政治博弈加劇，恐怖主義猖獗，領土爭端升級，宗教種族沖突，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等反全球化潮流興起，給全球安全和發展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但是，以信息革命引領的新科技革命、新產業革命在波瀾壯闊地展開，為全球化提供了強勁動力，使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繼續深入發展。

混亂的安全環境易引發戰爭和武裝沖突

在一些國家，政府治理不力，經濟形勢嚴峻，黨派紛爭激烈，種族和宗教沖突不斷，社會階層對立，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泛濫，領土爭端升級，地緣政治環境惡化等。這些國家混亂的安全環境，使其很有可能成為局部戰爭的策源地，如戰前的敘利亞。

“9·11”事件可視為轉折點，它標志著戰爭和武裝沖突在參與主體上發生了顯著變化：除了傳統的國家、國家聯盟，非政府組織、恐怖主義組織、極端主義組織、分裂主義組織等非國家性質主體乃至個人，更多地成為戰爭和武裝沖突的主體。以“伊斯蘭國”為例，其擁有自己的建國理想、統治理念、嚴密體系、有力武裝，有別于并超越了傳統的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組織，其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崛起絕非偶然。

另外，敘利亞戰爭的參與主體前所未有的多元。目前，聯合國、北約、歐盟等國際性組織，美國、俄羅斯、歐盟諸國以及敘周邊的伊朗、土耳其、黎巴嫩、沙特等國，“伊斯蘭國”、庫爾德武裝、敘反對派等，都在以各種手段介入敘利亞戰爭。

各國各方是否以及如何介入戰爭，取決于對局勢發展的預測，是風險和收益權衡的結果。2015年，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和“伊斯蘭國”攻城略地，政府軍難以應對，敘利亞國內陷入多方割據、混戰的局面。出于各自的戰略考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俄羅斯以及敘周邊的伊朗、土耳其等國，均以打擊“伊斯蘭國”名義選擇了介入。

大國介入使得戰爭和武裝沖突的走向趨于復雜。美俄因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問題展開全方位對抗。俄出兵敘利亞，敘政府軍防線得以穩固并轉入反攻，俄在敘的軍事存在也得到鞏固，但與美土的地緣利益構成沖突。這樣，俄戰機被土空軍擊落、美俄都曾發生“誤炸”等事件也在意料之中了。而西方趁機延長對俄制裁，俄與北約紛紛加強在波羅的海和黑海地區的兵力部署，雙方軍事對峙態勢初成。

作戰樣式因戰爭主體多元而具有多樣性

敘利亞戰爭帶給我們的一個啟示：未來戰爭將更多地源自思想認知和意識形態之爭。相比因領土、資源等物質利益而引發的戰爭，在此類戰爭中，軍事手段有很大局限性，更難以達成政治解決，持續近半個世紀的美蘇冷戰就是明證。

對“伊斯蘭國”的打擊也是如此，其危害的根源在思想層面，很難根除。其感召力和影響力不受國家和地理邊界的限制，借助信息化手段，傳播速度和范圍前所未有，各類沖突、危機為其思想付諸實踐提供了機會，在某種程度上，還被作為相關國家間博弈的工具。

值得關注的是，在敘利亞這種戰爭環境下，陸上戰役仍將是決定性的，回避陸上戰役會使得戰局膠著且戰爭趨于長期化。敘利亞戰爭中，美俄均未將大規模派遣地面部隊作為選項，都主要依靠空中打擊，敘利亞戰爭仍然是“代理人戰爭”。采用空中打擊可以大幅減少己方人員傷亡，更可保證軍事介入的有限性和靈活性。今年年初，俄總統普京宣布從敘撤軍，隨后3天內，在敘承擔主要作戰任務的俄空天軍部隊就完成了撤軍任務。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和“伊斯蘭國”的防空能力雖然無法限制俄軍空中力量的打擊自由，但其分散作戰的特點也使得俄軍空中打擊效能大幅下降。打破敘戰場僵局，還需依靠火力、人力和戰斗意志，并通過一系列艱苦慘烈的地面戰斗才能實現。

通過冷戰后的幾場局部戰爭可以發現，各國在大規模使用地面部隊上都很謹慎，這不但是空中力量統治現代戰爭的結果，更是二戰后世界范圍內厭戰文化趨勢使然。由于國際和國內社會對國家主權的普遍認同，一國政府向境外大規模派遣地面部隊并發動陸上戰爭，無論是否獲得聯合國授權，都意味著對他國主權完整、民族尊嚴的嚴重侵犯，需承受極大的國內外壓力，且陸上戰爭不可避免地對當地民眾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造成傷害，這也將極大提高戰后重建的政治、經濟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