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是一門通過實物資料去研究人類歷史的學科，其中最主要的研究途徑就是通過田野考古的發掘調查獲得文物資料、文化遺存，這是考古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許多重大考古發現的基礎。
早在1957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就在河北邯鄲獨立開展了田野考古教學實習，形成了包括兩個半月的田野發掘、半個月的調查、一個月的室內整理和編寫實習報告等工作流程的“北大模式”，如今已成國內高校考古學科廣泛采用的田野考古教學模式。
60多年來，北大田野考古教學去了河南洛陽王灣遺址、陜西寶雞周原遺址、山西曲沃天馬-曲村遺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寧夏鹽池張家場遺址、山東長島北莊遺址、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山東臨淄桐林遺址……
從翻山越嶺到運用無人機、遙感測繪等技術手段，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沈睿文眼中，考古工作方式雖日新月異，但北大考古人對田野的熱愛依舊熾熱，“一代代北大考古人行走在田野上，新生代的90后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傳遞著北大精神”。
在考古發掘工作中，并不會每天遇到很多“寶貝”，破碎的陶片才是常客
談到考古，你會想到什么？也許很多人會被“可可愛愛”的三星堆青銅器吸引，會對紀錄片中神秘的考古遺址好奇，也會被博物館展覽里擺放的精美展品所震撼，但真實的考古工作到底是什么樣子的？
今年9月，一批北大考古師生來到山東臨淄田野考古教學實習基地，考古學專業本科生吳安琨就是其中的一員。“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發現未知，找到新事物，可以帶來很強烈的獲得感”，第一次進行田野考古實習的他還有些新鮮和興奮，迫不及待地想去自己“守護”的探方進行挖掘工作。
在發掘期間，這支田野考古實踐隊主要工作是，在各自負責的探方里不斷進行刮面，尋找判斷一級單位，再對器物進行清理、畫圖記錄，最后通過探方日記的形式把發掘過程記錄下來。
這項工作并不簡單，很快吳安琨便遇到了最具挑戰性的事。“進行刮面時，經常遇到土質土色難以辨別的情況，無論刮面多少次，都無法清晰找到不同單位之間的界限，那個時候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意義是什么”。
何曉歌也遇到過相似的困惑。曾經，為了尋找一段古城墻，她跟隨鉆探隊在野外勘探了半個多月，每天起早貪黑，卻一無所獲。“考古是一項漫長的工作，也許在別人眼中我們尋找的是廢土，但推進科學研究的精神信念一直在支撐著我們前進”。每一次自我懷疑，換來的是考古隊把探勘范圍拉得更大，直到順著線索找到古城墻。
對吳安琨來說，他只有一遍一遍地刮面，一遍一遍地找界限，“這是一個靜下心來去尋找考古工作意義的過程”。
在考古發掘工作中，并不會每天遇到很多“寶貝”，破碎的陶片才是常客。一片陶片、一片瓦片，每一片都需要清洗拼對，也許可以拼湊成功，也許孤立零散……
“在田野里，我們看到地層，親手摸到器物，去刮面、畫線，歷史就在我們手中一點一點呈現。”20歲的何心玥是前往山東臨淄的考古隊員之一，對她來說，面對未知和不確定性，考古挖掘看似是一件枯燥單調的活兒，卻讓她非常享受歷史在自己手中劃過的感覺。
曾經，冉宏林也擔心過年輕人對精細化發掘的作業方式有想法，希望趕緊親手發掘出能進博物館珍品區的“大寶貝”。后來，看到師弟師妹們認真負責地開展工作，還常常對發掘中遇到的問題進行細致的討論和鉆研，冉宏林仿佛看到了當初參加田野考古實習的自己，“考古工作的價值在于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保持踏實平和是北大的傳統，也是中國考古的力量”。
“青年考古人要耐得住性子，還原全面、真實、鮮活的中華文明。”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秦嶺看來，考古挖掘工作是一項不可逆的科學研究過程，只有考古工作者最大限度地提取保留屬于這個遺址的各類歷史信息，才能夠將歷史文化價值闡釋清楚，“這個過程更容易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也許每個人做的只是考古歷程中的一小步，但日復一日的力量匯聚起來，就能推動學科發展一大步”。
“只有真正喜歡，才會去選擇并堅持下去”
“培養中華遺產的保護者、中華文明的詮釋者、中華文化的傳播者”，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育人目標。在考古人用雙手觸碰歷史的實踐中，保護文物的緊迫感和歷史責任感也被喚醒。
有人說考古太枯燥，有人說考古太辛苦，為什么選擇考古專業？“田野考古可以進行實地考察、下地挖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對何心玥來說，田野考古像是一項尋找解開歷史密碼的探索歷程，“我們是一群既樸實又浪漫的人”。
古今交融，把人生融入歷史長河，同樣對文物與博物館學專業碩士生薛雅麗有著莫大的吸引力。薛雅麗的家鄉是絲綢之路重鎮寧夏固原，從小就喜歡逛博物館的她，對于中華文明的起源、中華民族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感興趣，“縱觀歷史脈絡，每個人都是滄海一粟，但通過考古和歷史我們就能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又走向何方”。
前段時間，在臨淄桐林遺址實踐的考古隊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北大考古學1961級校友王明達。早在1965年，還在參加畢業實習的王明達與自己的老師、著名考古學家鄒衡發現了這片遺址。幾十年過去，00后新生代考古人在這片土地上傾聽著老前輩訴說往事。
“學生們翻開泛黃的考古筆記，一頁又一頁的字跡里記錄下的不僅僅是歷史，還有信念和傳承。”秦嶺說。
長期以來，很多人對于考古工作的印象是風餐露宿、日曬雨淋，但在北大田野考古隊師生們看來，這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必經之路。
“在田野里探源中華文明的日子，早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取出文物是一項精細的工作，往往需要考古人員長時間趴在架子上工作，何曉歌就因為長期維持跪趴狀態損傷了膝蓋，導致一條腿完全無法彎曲。為了繼續堅持在考古一線，她還自創了一套“圓規式起立”的姿勢，以一條腿為圓心，另一條不能彎曲的腿旋轉帶動身體站立起來……
不過，這在何曉歌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對于考古人來說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我的老師連膝蓋軟骨都磨傷了還在堅持考古”。
何曉歌記得曾有人說，田野考古就像一個分水嶺，青年學生只有經歷一段長時間的田野實習，才能找到是否堅定選擇考古這條路的答案。幸運的是，何曉歌在田野考古實習中找到了自己內心的“核”，“只有真正喜歡考古，才可以成為最終堅持下去的人”。
“這些年輕人坐起冷板凳來相當可以”是冉宏林對新生代考古工作者的評價。在他看來，北大考古人傳承下來的不僅是方法和理念，更有踏實平和的心態，以及探求文明奧秘的執著精神。
“每一個考古人的最終目標是把科學研究做好”。如今，考古發掘現場的環境和生活條件比前些年有了很大的改變，在秦嶺看來，相較于考古所帶來的歷史意義，一切客觀條件的艱苦都微不足道，“考古不是墨守成規，而是推陳出新。只有真正熱愛，不斷思考和創新，才能去發展這門學科，去闡釋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
“在田野感受中國，責任感成為永恒的課程”
“田野考古是一個集體項目，除了基本的教學任務，更重要的是需要學生學習如何完成集體性工作。”張海是前往臨淄進行田野考古實習的帶隊教師，他發現，在校園生活里，以班級為整體的活動并不多，導致一些學生對班級和集體的概念模糊，“在田野考古實踐過程中，學生們重新凝聚成了一個真實有效的集體”。
組建工地管理組、庫房組、后勤組、伙食組、物資組……在考古工地現場，學生們加入不同的“戰線”，共同維護起了整個團隊的運轉。
在考古工地，有一個特殊的群體——負責挖土的工人，他們往往是在農閑時節加入考古隊做些零活兒的當地村民。對于青年考古隊員來說，學會與自己探方里的挖土工人打交道是一門“大學問”。
“挖土工人很容易被忽視，但正是他們和考古隊員共同配合才能匯聚起考古力量，揭開一段段塵封的歷史。”在秦嶺看來，田野考古更重要的意義是，給學生提供了一次接觸中國社會的機會，“考古工地就像是社會生活的縮影，學生們在實踐中學會如何與基層群眾接觸”。
工作間歇，學生會去老鄉家中做客、幫助當地老人網購、體驗農村生活的變化、了解國家政策的實施情況……慢慢地，實踐隊與村民之間產生了一種天然鏈接。
“以青年的視角，向公眾傳達正確、全面的考古知識”，在北京大學的田野考古實習中，學生們還承擔著一項公眾考古任務，考古隊員會前往當地小學講解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組織在當地社區的考古藝術創作活動、由考古隊學生負責每個月的工地參觀活動……
這段時間，吳安琨就承擔起了帶領小學生參觀考古工地的任務。什么是探方、什么是灰坑……吳安琨把自己一點一滴的考古生活分享給當地兒童，“讓考古不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同樣是考古專業學生的另一份責任”。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理解考古工作了，我們也看到了考古工作更廣闊的發展前景。”近幾年，秦嶺感覺到一個明顯的變化，很多村民從對考古工作一無所知，甚至是抵觸，逐漸轉變成了理解、包容和加入，“由青年學生帶動村民、兒童感受到考古工作與中國歷史、傳統優秀文化的結合，這是共同成長的過程”。
從課堂到發掘現場，從工地到所在村落，從實習隊到反哺中小學校園……學生們透過考古工地了解真實的中國，也承擔起了中國考古知識普及和發展的責任。張海覺得，田野考古實踐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并不是每位學生都必須成為考古學家，但無論選擇哪個崗位，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是永恒的成長課題”。
“授業于田野之間，樹人于實踐之中。”在沈睿文看來，隨著考古學逐漸“變熱”，學院畢業生就業面已非常廣泛，有人選擇堅守，有人選擇改行，但田野考古實習對每一位學生的成長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田野考古特別需要團隊精神、吃苦精神，會成為每一位青年成長路上最重要的動力”。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許革 許子威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