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想把北京作為一個參照來看上海。我特別欣賞這次會議的主題叫雙城記。在世界上凡是幅員比較遼闊或者文化比較豐富的國家，它通常都有兩個中心，美國有紐約和洛杉磯，俄國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德國有柏林和法蘭克福，英國有倫敦和愛丁堡，澳大利亞有悉尼和墨爾本，日本有東京和京都，中國則是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城市也代表了中國的南北文化，互為他者。

　　1，政治中心和社會中心

北京作為一個政治中心，其發達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帝國政治或國家政治。因為在天子腳下，地方即國家，國家也是地方，籠罩在國家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晚清以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會，這些地方社會是由士紳和商人所組成的，但是在近代北京，并沒有像近代上海那樣強大的地方自治勢力。

上海就不一樣，從晚清開始，作為一個通商口岸城市，其政治權力一直處于多元化的狀態，無論英美、法國、日本，還是清廷、北洋，都不能獨家控制這個東方第一大都會。在中國凡是有權力處于多元、權力的競爭空隙之中，反而會給地方社會一種崛起的空間。上海的地方自治一開始就是在這種夾縫當中生長起來的。

吊詭的是，清末開始的地方自治，是與國家權力的擴張同時發生的。因為貿易、經濟、金融的中心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地方自治背后有一個相對強大的資產階級支撐。這股力量的欲望和力量不是來自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來自上面的權力可以賦予你，也可以隨時收回——上海的地方自治來自于從城市本身生長出來的經濟力和文化力，于是就具有持久的沖擊力和爆發力。近代上海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的文化中心，絕不是偶然的。

這個城市的資產階級也好，文化精英也好，對他們來說，上海就是他們存在的家，他們主宰城市的地方事務，也借助城市的實力，多次挑戰中央，于是上海就成為北京之外的第二個政治中心。1900年，當慈禧太后對八國聯軍宣戰，竟然以上海為中心出現了“東南互保”。國家在對外宣戰，地方卻與“敵國”議和。辛亥革命發生，南北對峙，又是在上海進行南北和談，最后，正如馬勇教授所說：“民國不是打出來的，是談出來的。”這個談出來的地方，就是上海。

再看五四。五四學生運動爆發在北京，當時北洋政府很強硬，學生上街一個抓一個。到了6月3日，上海資產階級和文化精英聯手發動罷工、罷課、罷市，這一下震撼了世界輿論，北京政府最后只能屈服，釋放學生，罷免三名“賣國”官員，不敢在巴黎和會上簽字。五四運動發生在北京，但結束于上海，由北京的學生發動，最后由上海的市民階級跟進，取得勝利。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也是這樣，最早在北京由學生發起，席卷全國后，上海各界跟進，成立了各種救國會，把一個原來單純的學生運動擴大為全民的運動。

這兩個城市，北京發達的是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公共領域，上海是市民社會的大本營，以資產階級為核心。所以近代中國的歷史當中，幾次大的運動都是北京先發動，然后在上海燎原，最后獲勝。近代的上海，作為社會中心和經濟中心，借助地方的市民社會和城市空間，在清末民初中國的政治當中，扮演了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

2，帝都與魔都

在近代中國，中國最好的國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大部分在北京。北京是中國無可挑戰的學術中心，到今天還是這樣。作為學術中心，北京知識分子的主體，主要在大學。這些學者專家都是一些國家精英，他們繼承了帝國士大夫的傳統，他們的關懷除了專業興趣以外，主要是國家與天下大事，而與地方事務沒有什么關系。

民國時期的北京知識分子，通常是和京城的地方社會絕緣的，與我前面提到的北京那些商人、士紳幾乎沒什么直接交往。他們聯系多的是一張報紙，就是天津的《大公報》。《大公報》在言論方面之所以有影響，主要借助于京城的知識分子。《大公報》有兩個很著名的副刊，一個星期論文，主要由胡適所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所掌握；另外一個是著名的文藝副刊，主要由林徽因的太太客廳為核心的京派作家所掌握。這兩個副刊形成了哈貝馬斯所說的輿論的公共空間：文學的公共領域和政治的公共領域。

這些北京的文化人，對這個城市充滿了一種故鄉般的柔情。京派的知識分子曾經也一度生活在上海。20年代末，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都在上海生活過，但他們不喜歡上海，覺得上海商業氣太重，始終有疏離感，30年代以后他們都回到了北京。這些南方知識分子雖然不會說北京話，但在北京仍然感覺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反而把真正的北京人——那些老北京——視為他者。

對上海的文化精英來說就不一樣了。上海是什么？上海既不是家也不是國，上海就是一座城，一座有自身機理、血脈和靈魂的城市。

民國時期的上海文化精英與京城不太一樣，主要不是大學教授、專家學者，而是由兩撥人組成，一撥是出版商、報業大王、記者、編輯、民間教育者，另外一撥人是自由撰稿人為主體的流浪文人。他們雖然氣質上不一樣，一個是布爾喬亞，一個是波希米亞，但是他們之間并沒有絕對的界限，彼此是流動的，而且共享了同一個城市的文化。

比如申報老板史量才，他既是銀行家又是報業大王。另外一撥波希米亞式的流浪文人，來自全國各地，就像許鞍華導演的《黃金年代》中的蕭紅、蕭軍一樣。在上海以自由寫作賣稿為生。這些人看起來對資本主義充滿仇恨和批判，但他們的生存處境又離不開這樣一個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文化市場，因此這兩部分上海文化人看起來涇渭分明，其實并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

上海這個城市有一個外號，叫做魔都。魔都的魔力在哪里？你可以說它是資本主義，也可以說它代表了近代文明。不管怎么說，魔都上海在文化上像一個大熔爐，把來自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統統熔化其間，讓生活在這個城市的文化人——包括反抗者——都對自己產生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感，產生一種城市認同。不管是喜歡還是不喜歡，最后他們的生存方式都無法游離資本主義化的生產秩序和生活秩序。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中國的雙城記，就是如此精彩。

　　3，二元社會與一元社會

我多年對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的觀察，發現北京是一個二元社會，而上海是個一元社會。如何理解呢？

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大院文化與胡同文化之分。大院文化里面居住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單位人，他們在政府機構、文化事業單位工作，屬于京城的上位階層，但大都不是北京人，確切地說，這是一批首都人，而不能算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住在胡同里，大多數處于北京城的底層，是藍領階層。

這兩個階層，一個是首都人，一個是北京人，無論文化、語言，還是生活習性和風俗習慣，都涇渭分明，有某種無法跨越的鴻溝。到北京人的家里去，進了門，不用問主人的情況，看他家里的布置、環境氛圍，大致可以判斷主人屬于什么階層，是北京人還是首都人。

但這種判斷方法運用到上海來，就不靈了。上海社會各階層雖然在收入、身份上差距很大，但基本共享同一個文化，那就是市民階層的文化。過去的上海有工人家庭和知識分子家庭，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社會階層。但你進入一個家庭，有時候很難判斷主人究竟屬于哪個階層。上海的文化人家庭，也是井井有條，帶有一種濃郁的市井氣。跑到工人家庭里看，客廳里竟然也放著一整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上海在文化上是個一元的社會，精英階層和市民階層在身份上是流動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整個的，屬于都市的有文化追求的市民階層。文化人有市民氣，市民階層有小資氣。

4，中國文化之都與世界主義都會

北京作為具有800多年歷史的古都，充滿著濃郁的中國風。這幾年北京變得洋氣，鳥巢、水立方，西洋的后現代風格，也自成格局。但北京的建筑最失敗的也是所謂的中西合璧。

相比之下，上海無論從城市風貌還是市民趣味上，都被認為很洋氣，不“中國”。這也不奇怪，上海1843年開埠，這個城市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產物，沒有全球化，就沒有上海。上海在全球化過程中誕生和發展，她在全球化浪潮當中只有獲取，沒有失落。這是上海與其他許多開放性城市不同的地方。

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市，像紐約一樣，是世界主義的大都會。在近代中國，西洋文化最早是到廣州，但廣州在區域上屬于嶺南文化，與西洋文化沖突比較大，所以一直到今天，廣州依然是一座充滿南國情調的中國城市，而非世界主義都會。但上海在地域上屬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傳統，恰巧與歐洲文化中基督新教的資本主義精神和天主教的藝術情調一一對得上，產生了親和性。不僅如此，世界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流派：俄羅斯文化、猶太教文化、日本的東洋文化等等也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上海文化顯現出世界主義的雜多風格，與北京的中國風形成鮮明的對比。

　　5，上海不歡迎屌絲？

民國時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過來。昨天我去了東城區的南鑼鼓巷，看了以后很有感慨。它有點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覺很不一樣。從上海人的眼光來看，南鑼鼓巷很亂，甚至有點臟，但文化上繽紛多彩。

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請哈佛大學的李歐梵教授到華東師范大學演講，有同學問他，您對北京印象如何？李歐梵脫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個有文化的大村莊。”如果村莊不帶貶義的話，北京的確更像村莊，而且還是帶復數的無數個村莊。大量的北漂族懷著夢想涌進北京，北京愿意容納他們，無論是海歸、土豪，還是屌絲、流浪藝術家。今天的北京在文化上充滿競爭和活力，一個個山頭、一個個村莊到處林立，風格多元，競相斗艷。從上海人的角度來看，這些村莊似乎都有點“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創造力要比上海強多了。

民國時候的上海，也是一個吸納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會，造就了海上舊夢的輝煌。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成為計劃經濟的大本營，人才流動處于半封閉狀態，上海變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來越一元化。雖然這二十年又重新開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趨勢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扭轉。

有一個形容上海的詞叫海納百川，一般人理解的都是這個詞的表層，以為上海文化海納百川，有容為大，吸引了全中國、全世界各種不同的文化。但按照我的解釋，海納百川還有另外一層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種極強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樣的江、什么樣的河，一來到上海，統統被上海同化，形成單一的海派文化。過去美國也自稱是大熔爐，同化一切外來文化，后來受到了批評，所以今天的美國不能再自稱大熔爐，那是政治不正確，美國文化變成文化多元主義，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化今天有點像美國，很包容，很多元。

到了21世紀，一個城市的未來取決于創新能力。但上海的創新能力，不要說與北京有距離，甚至都不如深圳和杭州。因此今年上海提出要建立創新中心，但在我看來，上海搞創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于政策，而是文化。因為海派文化只欣賞高大上，而鄙視屌絲。但真正的創新往往來自于屌絲階層，十個野心勃勃的屌絲，九個失敗了，一個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創新。上海自以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個城市非常規范、整齊劃一，反而缺乏一種真正的創新能力。北京看起來有點亂，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創新空間。適度的混亂才有創新，過度的規范只能守成。我發現，無論是高大上的海歸，還是國內的屌絲，凡是想過太平日子的規矩人都想去上海，而喜歡折騰的不安分人都想來北京，于是上海變得越來越規矩，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來越單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創力。

海派文化的特點是什么？沒有特點成為了海派文化的特點。面貌模糊，看上去很美，卻又似曾相識。前不久引起輿論很大轟動的復旦110周年校慶宣傳片涉嫌抄襲案，其實背后很能看出海派文化的危機所在。今天的海派文化，學習能力、模仿能力很強，而且模仿的都是國外最高大上的。什么時尚的元素都具備了，用了洋人的理念、框架和表現方式，再加上中國的素材，唯獨缺乏的，是自己的獨家創意。

北京和上海，一北一南，帝都和魔都都有自己的輝煌，有自己的驕傲，也有自己的毛病。中國文化之所以強大，乃是其內部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有東西文化的差異，也有南北文化的不同。內在的豐富性和差異性，既沖突，又互補。中國有此“雙城”，何其幸運，只是我們對此研究太少，認識不足，我希望這次“雙城記”研討會是一次開始，以后成為京滬兩地學者和文化人交流和對話的固化空間，以北京的視野看上海，以上海的目光觀北京，互為他者，彼此競爭，又相互提攜，比翼齊飛。

（本文為許紀霖教授6月13日在北京舉行的“雙城記：比較視野中的北京上海城市史學術研討會”中的主題演講，特予本版刊發。此學術研討會由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囿于版面，刊發時有所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