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杜梨
如今，隨著全球變暖導致的各種極端天氣到處顯現，伴隨而來的還有一種新的小說流派：氣候科幻——進入了大眾視野。
“凜冬將至”，這是塔克家族的箴言，也是書中故事的大背景。在《權力的游戲》第二季的開始，七大王國的人們就意識到長達七年的夏季即將結束，與此同時，等待他們的是一個十分漫長嚴酷的寒冬。馬丁筆下的維斯特洛大陸，有一個非常獨特的特征，那就是極端的季節變化。夏季和冬季的長度十分不確定。關于當前的季節會持續多久，以及下一個季節他們得忍多長時間，居民只能靠猜。
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權力的游戲》觸及了全球變暖的主題。氣候變化是一件大事，氣候的變化通過影響水資源、作物的生長進而影響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如今，隨著全球變暖導致的各種極端天氣到處顯現，伴隨而來的還有一種新的小說流派：氣候科幻——進入了大眾視野。
氣候科幻（climate fiction, cli-fi 與科幻Sci-Fi相區別）有時也被稱為“生態小說”，或者“生態寓言”，是探討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極端后果的科幻小說，它闡述的是污染、海平面上升和全球變暖等對人類文明的影響。cli-fi這個詞是美國作家兼環境活動家丹·布魯姆（Dan Bloom）在2007年左右創造的。他說當初就想造個朗朗上口的流行語，以提高對全球變暖問題的關注度，不得不說他的宣傳很成功。
其實氣候科幻并非新鮮事物。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19世紀末就在小說《北冰洋的幻想》中探討過氣候變化和氣溫突降問題。英國科幻小說大師J.G.巴德拉創作的《被淹沒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1962年出版）描寫海平面上升導致的滅世之災，標志著氣候反烏托邦流派的誕生。
到了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涌現了一批優秀的環境主題的科幻小說，其中包括約翰·布魯納的《羊抬頭看看》（《The Sheep Look Up》，寫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厄休拉·勒吉恩獲得軌跡獎的《新亞特蘭蒂斯》（《New Atlantis》，講述海平面上升）和哈里·哈里森的《讓個地方！讓個地方！》（《“Make Room! Make Room!”》，涉及人口爆炸），讀者可能對該小說改編的電影《超世紀謀殺案》（《Soylent Green》，也有的翻譯成《綠色食品》）更加熟悉。
如今氣候科幻的中心在美國，最近金·斯坦利·羅賓森推出了他獨具一格的生態學驚悚小說三部曲，《四十種征兆》（《Forty Signs of Rain》）、《五十度以下》（《Fifty Degrees Below》）和《六十天計時》（《Sixty Days and Counting》），描述由于全球暖化、墨西哥灣海流中斷，西歐和美國東海岸陷于嚴冬的未來……同樣的，保羅·巴奇加盧皮2013年小說《溺水的城市》（《The Drowned Cities》）和2011年的小說《拆船工》向我們展示了海平面上升是如何改變美國的。
科馬克·麥卡錫的后啟示錄小說《路》被視為一部典型的有關氣候變化的作品。在干旱、颶風、暴雨等極端天氣頻仍的今天，氣候科幻甚至成了主流文學家的主題，橘子獎獲得者芭芭拉·金索弗的《飛行行為》（《Flight Behavior》），主要講述由氣候改變導致的美國東部阿帕拉契亞山脈數百萬帝王蝶的入侵；頗有影響的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的《追日》探討起地球的命運；美國新生代小說家納撒內爾·里奇的《未來幾率》（《Odds Against Tomorrow》）中，主人公受雇于一家神秘的大型金融咨詢公司“未來世界”，他的工作就是計算分析如何從最壞情境中脫身的可能性，包括生態崩潰、戰爭游戲、自然災害等等。
此外青少年小說中也出現了氣候科幻的主題，比如弗朗西斯·利亞·布洛克的《全球變暖時代的愛情》（《Love in the Time of Global Warming》）和美國驚悚推理小說家詹姆斯·帕特森的科幻小說“疾速天使”（《Maximum Ride》）系列。
不過所有的標簽都有失簡單。比如阿特伍德的末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瘋狂亞當》（《Madd Addam》，講述一場巨大的洪水泛濫全球，消滅了大部分人類）就有更廣闊的含義。有些小說的作者對自己的作品被歸為氣候科幻小說也不認同，比如，人們普遍把獲得星云獎的作品《發條女孩》歸類為生態科幻小說。在接受采訪時，保羅·巴奇加盧皮說自己其實就是想寫性愛機器人，除了氣候改變，這部作品還充斥著轉基因食品、石油枯竭、企業帝國主義、基因工程、政治陰謀、文化沖突這些東西。
氣候科幻也不受科幻小說的待見，不同于科幻的探索未來，氣候科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發出警告。所以書中沒有飛船在太空盤旋，與此相反，都是對未來慘狀的描述。但是，正如《湯姆叔叔的小屋》引發了社會的奴隸解放運動，氣候科幻小說可能是使人關注氣候變化的有效方式之一。
精心構造的結構，錯綜復雜的敘事，氣候科幻小說有助于拓寬我們對未來的想象，鼓勵我們思考希望自己生活在什么樣的世界，而這樣的思考對如今生活在24小時新聞不停滾動更新狀態下的我們是尤為珍貴的。雖然如今氣候改變的現象無處不在，但是卻沒有地方可以真正討論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后果。犯罪小說讓讀者在看到一個兇手在街上尋找獵物時感到心跳加快，同樣的氣候科幻能讓讀者感到氣候改變近在眼前，更加緊迫危險，仿佛有人拿著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一樣。
因此，在今年《衛報》一篇專欄中，氣候科幻作家薩拉·霍丁（Sarah Holding）撰文稱，在如今這個年輕人把大量時間都浪費在虛擬世界的時代里，氣候科幻“將年輕讀者和他們身邊的環境重新聯系起來，讓他們看清其中的利害”。
不過，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幻小說和電影是不是可以改變我們關于全球變暖/氣候變化的應對方式呢？《紐約時報》2014年就曾討論了這個話題，參與討論的六位專家學者各抒己見，其中一位科學家認為，有關氣候變化的個人故事可以改變人們的觀念，讓這些看上去高大上遠的問題接上地氣。而氣候信息網的創始人喬治·馬歇爾則有不同意見，他說：“不信氣候變化的人只會把這些故事當作證據，證明氣候變化是虛構的，作家們為了達到戲劇化效果而夸大其詞，”他說道，“已經相信氣候變化的人會被故事吸引，但那些夸張的末日故事套路又可能會使他們偏離氣候變化的議題，甚至于將問題物化。”
小說家麥克尤恩也說，非小說類作品才是展現氣候變化的最佳方式，然而小說能夠“告訴我們一些人類本性中存在的問題”。他所說的人性問題是有關人類的自私自利、陰險狡詐等，他認為氣候問題的核心在于人性的自我掙扎，人不會照顧自己不會遇到的人，也就是說不會設想子孫后代的利益，麥克尤恩說：“人性決定了我們不會幫助那些還沒出現的人。”
不管怎樣，正如阿特伍德在《瘋狂亞當》中所言，“人們需要這類故事，因為不管前途多么黑暗，有聲的黑夜總是好過無聲的空虛。”
（作者注：文章中沒有標英語譯名的作品就是有中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