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柏林電影節評委-第6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評委亮相
楊超導演、監制、教師，導演作品 《待避》 獲戛納國際電影節電影基石獎，《旅程》 獲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攝像機特別獎， 《長江圖》 入圍第6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獲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監制作品有 《草芥》 《女導演》 《柔情史》 《乘客》 《故鄉異客》 《神游樂園吟留別》 等。近年與王宏偉、郝蕾共同發起創辦電影美育機構“一部電影”（“一部電影” 提供/圖）
“用你最快的速度跑起來……停。調整呼吸。眼睛打開，可以和你身邊的人對視。盡量看到整個空間。”
2023年7月27日，位于桐鄉的浙江傳媒學院小劇場，演員郝蕾和形體指導王堯正在指導近百名來自不同專業的學員。有人積極靈活地穿行，目光沉浸，有人跌跌撞撞，有人躲閃。
“大多數亞洲人沒有跳舞文化，天性是被束縛和壓抑的。但在通識課上，你會發現，混亂也會形成秩序。我們隨機地走動，最終像分子結構一樣相互感受對方和共振。這樣的訓練讓我對演員的工作有了更多了解。”“A FILM一部電影”（以下簡稱“一部電影”）”創作營學員章煜民說。
“一部電影”創作營由電影人楊超、王宏偉和郝蕾共同發起，旨在塑造電影行業內的價值共同體，提升新人創作者的電影審美和藝術表達力。繼2022年一年的初步探索后，今年夏天，他們開辦了導演、編劇、表演、攝影、紀錄片等五個方向的創作營，和有創投意味的“種子計劃”。在近一個月的時間里，創作營學員每天從早到晚接受業內資深人士的培訓和講座熏陶，“種子計劃”學員要在集體問診和分診階段，經受十多位導師的輪番拷問，吸納建議，修改后復盤、錘煉，再度展示。
在專業課之前的通識課上，全體學員聚集在一起，聽楊超拉片，講解電影的形態和語言；聽李哲、王久良、何亮、張錫貴等導師，分別介紹錄音、紀錄片、編劇和攝影的基礎知識。學者張獻民則為學員展示了“十薦”項目（以他個人名義在網絡上征集影像作品，從中選出10部推薦作品）里截取的經典場面。
“他放的有些片段，影像看起來粗糙，但充滿了質感和對生活的理解。而我平常碰不到這種制片人。他們一見到你只講大數據和題材。但張獻民老師是逆時代主流的，他的這種主動尋找和肯定，給太多年輕人以希望。”“種子計劃”學員閆慶瑋感嘆。
學員雖是業內“新人”，實則從60后到00后都有，來上課的訴求也不盡相同。章煜民的工作是廣告導演，內心一直渴望拍出有質感的電影；王洋溢在山西傳媒學院任教，感覺學校建制不全，“教學和現實脫節，自己在實踐上還不如學生”；攝影班的阮同學已經有拍攝長片的經驗，未來志向也是當導演，但當下他最渴求的是在拍攝技巧上精進，盡快能依靠攝影來獲得收入，進而圓夢；而“種子計劃”的黃道嶸已經漂泊了八年，最大的心愿莫過于“死后有一兩部作品能夠留給后世看”……
“這是我工作七八年來，第一次拿出一個月，專注在‘工作以外的事情’。”表演班學員穆雪婷的體會是，“有一些錢不是必須要賺的，有一些事是必須要做的。（來創作營）這件就是我當下最想做的。”
有過配音和舞臺表演經驗的她形容自己“既可以是熔巖，也可以是容器”。但考驗的頻密和猛烈程度，有時還是超出了預期。
臺詞課上，口條算清晰的穆雪婷被導師楊智斌要求把《數棗》全篇來回反復說兩三遍，不能帶一個磕巴，她由此在臺上重復了十來遍，得到“你沒有去挑戰自己能力極限”的評語；學員董子唯的爆發力和投入度不夠，郝蕾要求她趴在墊子上，三個女生依次壓在她背上，董子唯得靠自己的力量把她們掀開。“種子計劃”的新導演們則要面對關于故事、結構、人物關系、類型和拍攝計劃，乃至提案陳述的各種意見……
課堂上，各班學員時常被分組比較、競爭；課下，大家一起進食堂或小餐館繼續討論，要么圍著導師連環發問。好幾個夜晚，學員在住地前的空地上練臺詞、聲線，互相對視培養“信任感”。跨班的短片分享交流也在教室內外進行。質疑，探詢，彼此打氣，一個求知共同體在這個小天地里成型。而這，在層級分明、各自為營的影視行業殊為罕見。
至本刊發稿時，創作營學員們正在緊張投入短片的拍攝；“種子計劃”學員則將在8月18日到19日進行長片項目預演。帶著實驗性質的高強度營地教學效果如何，仍是未知數。但受訪學員都表示，這段特別的經歷純粹而寶貴，“像獲得了電影的眼睛，提升了審美標準，也結交到了一群同道。”
本刊記者與“一部電影”發起人之一楊超聊了聊。
南方人物周刊：如何定義這樣的一個“創作共同體”，想達成的目標是？
楊超：這些年電影行業里出現了在短期利益里互相傾軋、缺少共識和標準的現象，以降低電影藝術的水平作為標志，甚至以報復性地透支觀眾的信任作為表現。這對整個華語電影的生態是不好的，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最年輕的一些電影學生中間，形成對電影藝術本身的尊重。創作者以一種更純粹的方式彼此批評，“劍客相逢只論劍”，不牽涉利益和情面，也不牽涉未來可能的機會成本和資源，更不會被某些外部的力量所脅迫，而是在一個相對純凈的范圍內發表意見，放棄所有的成見，互相促進。
表導編聯合排戲后匯演（“一部電影” 提供/圖）
南方人物周刊：通過怎樣的方式來實現你們所稱的電影美育教育？
楊超：我們并不會因為我們沒法實現商業上更多的循環而去降低標準。所開的都是支撐性很強的，學生的獲得感很強的課程。除了目前的五個專業，我們最想開的其實是另外三個更“寂寞”的專業：制片、錄音、美術。錄音長期不被行業重視，很少出現在流量里邊，培養美術師的教育機構也非常少。
相對于創作營，種子計劃是一個進階的項目，需要學員提交完整的短片、長片的全劇本以及詳細的項目案。今年從一百多位報名者里挑出21位，未來的理想是從更多的人里面挑更少。我們希望得到商業上的支撐之后，種子計劃對學員是完全免費的。前提就是讓選拔變得極為公平，不摻雜任何其他東西。
連著幾個星期從早到晚的排課、講座和學術放映，這么高密度的訓練和打磨，是國內沒有過的。其實學習創作也像打禪七，你既然要上這樣的課，就要做好準備重新活一次。這不是那種模式化的增加你的一些知識，是需要你帶著自己的人格過來的，可能會被打碎重建，不一定要脫皮，但是你要做好準備。
南方人物周刊：在導師之外，晚上的講座嘉賓，不僅有徐童、朱文，還有郁震宏這種不太為人所知的學者。
楊超：對。那些想做最好電影的電影人，絕對不應該只從電影行業吸取經驗知識，應該從大文化的角度，去結識當代中國最好的頭腦和心靈。我們希望未來“一部電影”的講座是“離開電影”的，請導演反而可能不多。
像郁老師其實是非常在地的一個學者，沒有很大流量，但特別值得去關注。他是一位詩人、學者和編輯。種過田，學過醫，經過商，進過廠，在中華書局擔任編輯多年，隱居桐鄉。他的微信公眾號“懶下樓”，聽起來好像躺平，實際上，懶下樓是因為懶上樓，不想往上爬。這里有一種風骨，一種醇儒的傳承。在地重建社會，再造鄉紳，凝聚小共同體，既是先秦儒家的珍貴傳統，也是當下改善我們環境的重要路徑。這就是我們想給未來電影的主創們提供的精神土壤。
南方人物周刊：從你們對“種子計劃”作品的點評看，故事性不強和信息點不準確，是新創作者中比較普遍的問題？
楊超：對。最大比例的項目問題出現在劇本的故事性和戲劇性上。內核和“血肉”素材都很好，但沒有編織成故事。哪怕是專業學編劇的人，在這方面也有問題，可見編劇的普及還是更重要。
我們在創作營里面，今年就開始采取編導協作，由編劇提供劇本，獲得優勝的編劇有權利選導演來拍攝，未來這是最好的方案。
在行業中我們也想推行這個東西——讓年輕的編導去合作，而不是說，“我既然是個編劇，已經寫出一個好東西了，不當導演就虧了。”要在行業鄙視鏈中提高編劇的地位和話語權，讓他們覺得這是有成就感的。
南方人物周刊：8月11日那天，表演、編劇和導演三個班的同學聯排和匯演。你強調這是這次創作營最大的創新。聯排的價值點主要是？
楊超：因為行業里很多青年導演其實是不善于排戲的，而編劇在寫的時候，也不善于觀想未來演員的細微狀態會是啥樣，寫的時候越來越書面化結構化，有的導演表達也沒那么好，所以在現場演員很容易變得孤立無援。這種隔膜帶來了很多華語電影現場的沖突。我們往往習慣把這種沖突看做性格沖突，實際上這種沖突主要是因為不夠理解各自的工作原理和方法。這種理解需要在現場，用身體感受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讓三個班的學員分成了五個組，分別表演《甜蜜蜜》（AB組）、《七月與安生》《浮城謎事》和《神秘河》的片段。他們在不同的教室里單獨排練，我跟郝蕾會在每個教室里穿插指導。第一步就是圍讀劇本。編劇跟導演、演員都可以先同時都是編導，讓每個人都能參與進來。大家一起把文本試一遍，對文本中的每一個詞進行斟酌。
聯排最大的意義就是讓演員知道文本真實的含義，讓編劇知道文本落實到實際的影像和動作的時候，微觀層面的呈現是什么樣的，然后讓導演去聯結，執行這兩方面。第一次的探索給了我們信心。演員感覺到了文本和導演的支撐。編劇對“化身為人物來寫作”有了身體性的感知。導演在對文本的精細理解，和對人的全面理解之間，確立了自己的工作。
南方人物周刊：當這撥人嘗到了聯排的好處，進入到行業里邊，合作者可能還沒有受到這種理念的影響，還需要去潛移默化地帶動改變。
楊超：這是所有新事物的必經過程，但是好東西所有人都會看到的。三者一起創作，可能還會有攝影等部門的加入，自然會慢慢形成好的電影時刻，好電影就是鐵證如山。沒有什么刻意的艱難，它本身就應該這樣。
南方人物周刊：當年拍《旅程》和《長江圖》，你表達過，中國女性內在的意識和能量強大，“可以在大地上流浪，無所畏懼。”這幾年女性表達漸起，反映在國產電影里，有比較強的作品出現嗎？
楊超：感覺女導演都蠻強的。她們所寫的女性是不一樣的，這個掌握了影像語言的女導演群體還在擴大。男導演仍然隔著一層。其實這幾年平權和女性主義看著很熱鬧，但仍然只是一個開始，對全社會的教育，信息量沉淀到創作者的精神資源里面，還是需要時間的。教育還遠遠沒有普及，有待更廣泛深入的啟蒙。
南方人物周刊：從影片制作的角度來說，已經有一些新的模式能夠聚集更優質的觀眾群，在越來越多的優秀網劇上面能看到這點。但在電影上來說并不明顯。
楊超：對。我們會感覺到網劇評價更客觀更自由，真的能把好的網劇推出來。但你會發現流量和很多因素，導致你難以對電影作出評價。可能電影更受到關注，是一個更大的、甚至涉及話語權的利益，所以它擁有更少評判的自由。
作家、導演朱文 （左） 與“一部電影”發起人王宏偉（“一部電影” 提供/圖）
南方人物周刊：當新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口碑很好，也受到了資本的青睞，如何在第二部和第三部還能保持住自己的藝術性格？
楊超：資本也不是拿槍點著頭讓你拍，你自己心里在堅持什么，是可以聊的。你拍電影是為了表達，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一些欲望，對吧？
我想最終只有電影的藝術標準是需要作為底線的。我上課的時候也說，真正去拍好的頂級電影，其實是挺逆天的一個反人性的行為，往往需要一個人付出重大的生命選擇。你說我不想選擇，也沒問題。但是每個人都要清楚自己的選擇，要審視自己的選擇。你不能過一種未經審視的人生，也不能拍一種未經審視的電影。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出電影的三分法：類型片、文藝片和藝術片。做出這三類的區分，為何重要？
楊超：這是我2017年提出的觀點。類型片即按照觀眾的某種精神需求、娛樂定制的電影；文藝片是一種軟類型片，對類型模式的要求沒那么嚴格，又帶有某種情懷與表達的電影；藝術片則是探索電影藝術的語言、結構和觀念邊界的作品。
不管是對觀眾，還是影視公司和創作者，這個三分法都有用。觀眾能精準消費避免欺詐，公司能準確定位產品精確研發，創作者能避免浪費有限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老拿商業片的要求來要求一個藝術電影，或者給它過多的同情，說你好可憐，沒人看。是很奇怪的。紅毯桂冠時刻可憐嗎？所以也不要把那些帶著一點情懷的軟類型片當成藝術電影去要求，也不要對類型片去說，你怎么那么模式化？人家就是干那個事兒的。這三者的區分就是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兒。
資深電影監制王紅衛 （右二） 在“種子計劃”分診中與學員交流（“一部電影” 提供/圖）
南方人物周刊：但這幾年下來，資本對藝術電影的興趣和行動還是會小很多？
楊超：是的。只有當院線電影、強類型片非常繁榮的時候，藝術電影才有希望，它們倆才不是矛盾。當整個市場被壓縮在比較小的范圍之內，藝術電影就唇亡齒寒。現在問題是強類型片也很困難，在國外可能是商業類型自己的僵化，好萊塢已經拍得越來越難看，但他們很快會解決。只要思想還在各種自由市場上互相競爭，一定會有新思想創造出來。
南方人物周刊：今年暑期檔出現了多部類型各異，口碑和票房都還不錯的電影。這是一段時間積累下來的必然結果，還是一種偶然？
楊超：是有點必然性，新冠疫情期間大家沒看什么電影，又積累了一批創作，這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電影越來越能成為某種社會思潮或群體情緒的一個出口。眾人集體觀影會帶來心理的集體投射，電影就會承載這個東西，但電影同時又不能僅僅承載這個東西，還得有豐富性。華語社會對很多資源一直都是短視和一時性的，就像蝗蟲過境一樣，大家都往那去沖，然后迅速地把這個東西消耗干凈。應該有這種切中話題的東西，但也會有些制片人和導演，未必會跟著這個潮流所動。會有自己的原則和堅持。
南方人物周刊：采訪中有學員表示，片子拍出來是第一步，能夠在一些小的民間放映場所先放著就好，對于能否進院線沒有那么急切。
楊超：這首先證明我們的社會容量更大了，可以容許這些年輕人有這樣的選擇。如果有更多的青年導演愿意選擇這種方式，就磨練自己，給小眾看，他覺得這種生活也能持續，這是華語電影潛力巨大的標志。
南方人物周刊：但學員們普遍還是為生計發愁。需要努力接活兒拍短劇、宣傳片、廣告片，“掙錢養夢”。
楊超：是的。我們在教學的時候，其實是沒法同時教別人怎么生活的，那是每個人的自由選擇。創作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走時，也是很寂寞的。年輕人既面臨生存的壓力，又面臨職業發展的焦慮。作為老師能給他們的東西都是短暫的，但是他們的小群落能給他們的支撐是長久的。這就是創作共同體的價值。
這個群落其實一直存在，是生生不息的，也不會消失。我覺得這些最酷的年輕人，他們的共識，辯論得出的這些觀點，未來就是這個市場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會影響更多年輕人。
（感謝郝蕾、夏雨，以及曹世宇、謝承洲、唐志君、張成功、白慧博、王春源、苗洋、釗瑞等受訪者對本文的幫助。）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鄧郁
責編 楊靜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