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由何平與張譯主演的反腐劇《國家行動》還沒開播，他就離去了。
導演高群書發文懷念，“忘不了富城花園把酒，大理拍戲的歡樂日子。《國家行動》未播，而你已經仙去，大憾”。
提起何平的名字，很多人會感到陌生，其實他是與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同時代的“中國第五代導演”中的一員，他曾帶給很多人莫名的力量。
吳天明是“中國第五代導演”的貴人，張藝謀與陳凱歌將他視為“大哥”。當年何平拍《雙旗鎮刀客》，那是吳天明任西影廠廠長的最后一部作品。
30歲出頭的何平在西安下了火車，才知道西影廠在什么地方。西影廠有一個又破又小的招待所，何平背著行囊一進去，就看見了田壯壯，他正在捯飭《盜馬賊》。
沒過幾天，他又看見了張藝謀和陳凱歌，兩個好哥們正在籌備電影《黃土地》。
何平在西安呆了整整八年，每年春節基本上都是在吳天明家過的，當時很多外地的導演過年都被他叫到家里，大家一起吃年夜飯，一起把酒言歡。
那時大家都很年輕，笑容也不復雜。
他們生存于同一個時代，后來也都選擇了不同的路。個中甘苦，難以與外人道，無疑的是何平選擇了不太好走的那條路，他曾說：
“我的時代不會過去，除非我死了。”
何平是山西人，他其實比“中國第五代導演”的其他幾位都要小，與陳凱歌、田壯壯相似的是，他同樣成長于一個電影世家。
他的父親何文今曾遠赴莫斯科學習拍電影，后任北京電影制片廠副廠長；母親袁月華是北影廠導演，中學后就在東北文藝工作團當演員，是《小兵張嘎》的副導演。
少年時期，何平是在北影廠的職工大院長大的，也懵懵懂懂地見證了父母與電影的關系。
1975年，高中畢業的何平到北京郊區延慶插隊，成為了一名知青。他每天頂著烈日，做各種雜活兒，遇到下雨就不耐煩地等待天晴。
這樣的日子過了整整5年，何平沒有像那個年代的大多數知青那般絕望，他總能自己找到樂子，也看了不少書，與那片陌生的土地成為了朋友。
其實那段知青歲月，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人生。
何平
1978年，國家恢復高考，北京電影學院也恢復本科招生，何平覺得可以不用上班就報考了導演系，與他一同準備考試的是朋友田壯壯。
戲劇化的事情發生了，好兄弟二人都收到了北京電影學院的錄取通知書，誰知在何平回公社辦理戶口遷移時，他收到了一封信，上面寫著錄取通知書搞錯了。
最后，田壯壯一人走進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大門，何平被拒之門外。
由左到右：王志文、何平、田壯壯
他感到一陣失落，不過這種情緒沒有持續很久，天性樂觀的何平心想，來年再考一次就好。
他沒有預料的是，在這之后的四年，北京電影學院不再招生，何平一怒之下做了個決定：不再考北電，但要做一個比科班生還厲害的導演。
1979年，何平進入北京科教電影制片廠，成為一名助理實習生。
最開始，他跟著團隊到海島上拍鮑魚產卵的過程，工資日結，一天一塊錢，不過好在單位管飯，吃得也好，天天吃鮑魚。
“拍鮑魚養殖，不知道那玩意那么貴，經常煮來吃。”
22歲那年，何平在劇情電影《竹》中做場記，當時電影里的小女孩竹葉的扮演者，是9歲的俞飛鴻。
1980年電影《竹》，小女孩竹葉是9歲的俞飛鴻
彼時，日后的中國第五代導演中的另外幾位，正在北電耕讀。
少年時期在家庭中對電影的耳濡目染，讓何平對電影有著敏銳的嗅覺與感知。很快，他就從場記做到了副導演，接連導了好幾部片子。
當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李少紅等人還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時，22歲的何平就單槍匹馬地開始從事電影工作。
很快，八十年代到來了，那是一個熱鬧繁盛的時代。
何平遇到了貴人——吳天明。
彼時的吳天明作為西影廠廠長，非常愛才，總是不遺余力地扶持青年導演，其中就有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還有何平。
張藝謀與吳天明
當年何平下了火車才知道西影廠在什么地方，他在那個破舊的招待所見到的第一個人是田壯壯。
沒有吳天明，就沒有中國第五代導演。
他既給了他們實實在在的物質支持，也是第五代真正的精神教父。
中間為吳天明，最右面為張藝謀
在吳天明的指導下，“第五代導演們”都有了自己的早期代表作。
1988年，31歲的何平執導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我們是世界》。
1988年電影《我們是世界》劇照
影片的故事背景發生在西北沙漠地區，遭遇荒年，各民族的人祈禱下雨，無果。
萬分絕望時，一位外邦牧民到來，老天降雨，很多人成為上帝信徒。
1988年電影《我們是世界》劇照
可是荒年仍在繼續，人們背井離鄉，一位牧羊少年目睹了所發生的這一切。
40年后，少年已是白發蒼蒼的縣長，他開始在大西北進行拓荒，非常艱難。在片中，出現了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是一個英雄的民族”。
1988年電影《我們是世界》劇照
這部處女作，何平融入了自己對于“英雄”的個人體會。
在他看來，學習拍電影就像是一種命運。那個時代，沒有真正的電影老師，更多的是通過看其他國家的電影來學習。
他是在拍電影的過程中，才了解到它的艱難。
何平說：“我不愛住在城里，到現在都特別怕進城，所以我早期的電影都是荒郊野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