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少女韓劇劇情介紹,二十世紀少年劇情解析
林徽因是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筑學家。她病危時,提出要見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二人最終見面。(視覺中國/圖)
一個世紀前,英國東南部一座平淡如水的村莊見證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村子名叫沙士頓,事件主角是兩個年輕的中國人。
男生在美英留學已兩年多,女生幾個星期前才離開中國一個保守的小鎮;男生在劍橋大學當旁聽生,女生只學過幾個星期的基礎日用英語;男生一心想做新時代先鋒,一鳴驚人,女生只希望適應異國生活,有機會學點新知識;男生戀上了一個出身維新家庭、當時在英國念書的女孩,女生到達倫敦不久,就隱約察覺丈夫另有意中人,但還是盼望一直把自己視為“土包子”的丈夫可以和自己多些溝通。
這對夫妻是徐志摩與張幼儀。
1921年9月,張幼儀被公婆送到英國不滿九個月,徐志摩突然提出離婚,一星期后不辭而別,拋下已懷孕三個多月的她。
2001年6月,香港學者、作家孔慧怡途經沙士頓,小鎮的規模擴大,舊房子都已拆掉,但實用乏味的氣質并無變化。她當時想:20世紀初一個年輕中國女子的掙扎,就埋藏在這個不起眼的地方。
事后,她又想:其實中國女子的故事又豈埋藏在一兩個地方呢?這個念頭最終演化成一本書。
中國婦女運動肇始于1880年代,提出兩大口號“反纏足”和“興女學”。當時不論維新派還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認定自強乃救國之本,于是把婦女問題列入社會改革議程。此時,對女性的期許仍局限于賢妻良母,她們在體力和心智方面雖較先輩有了很大發展,但仍只是為了履行傳統家庭中的角色。
新文化運動打破了傳統家庭長幼尊卑的運作模式,爭取個人和個性解放。這一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種自由獨立的理想女性形象。能夠稱得上人格獨立的“五四”新女性,需符合幾項條件:在新式學堂受教育;畢業后有一份職業;婚姻自主;參與公眾生活。
這其中,受教育是基礎。對于已經成年的女性來說,她們無法爭取新式教育機會,于是在劇變時代里,被打上落伍、封建的標簽。
孔慧怡希望打破這種簡單的標簽式劃分,“探討能否以公允的態度重估五四時代的女性,能否從她們的角度平實地看她們面對的世界”。在《五四婚姻》中,她一反男性中心的傳記傳統,將筆尖朝向朱安、許廣平、江冬秀、曹珮聲、張幼儀、陸小曼、林徽因七位女性,力圖通過她們的平生境遇,探討當時女子面對的實際問題,描繪出變革時期下中國女性的各種面貌。
“逃婚”風潮無論新文化運動,還是新女性觀念,都有著同樣的核心問題:婚姻自主和離婚。由于大多數青年當時已踏入包辦婚姻,因此掀起“逃婚”風潮——青年男子為擺脫舊式太太,只身離家開啟新生活。據1922年的婦女刊物報道,河南省被新青年拋棄的舊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殺收場。
新文化時期的婚姻現實和離婚狀況是一面鏡子,反映了劇變中的社會規范如何影響不同背景的女性,她們在變革的大潮中又如何自處。
孔慧怡寫朱安,希望“為一代飽嘗劫難、有口難言的女性尋覓她們的聲音”。魯迅開展第二段婚姻生活的同時,在經濟上和名義上沒有拋棄第一任妻子朱安,然而,朱安受到的打擊是感情和精神層面的。她還在世時,魯迅和他身邊的人視她為一份無法推辭的饋贈,可能值得憐憫,卻談不上尊重。
在以往圍繞魯迅的傳記里,對朱安的描述,往往帶有其“不夠格”的傾向??谆垅鶆t指出,這種歧視舊女性的歷史角度建基于偏見,并不真的反映當事人的心態與個性。
朱安晚年接受記者訪問,談到她和魯迅、許廣平的關系時,曾說:“周先生對我并不算壞,彼此間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確是個好人?!睆乃拇朕o看出,她將魯迅與許廣平放在與自己平等的位置上,對許廣平全無妒恨,反而與她建立了互相尊重的關系。這絕非易事,由此可見其心量與品格,絕非“舊女性”標簽能簡單概括。
朱安在新舊夾縫間做了犧牲品,與之相比,許廣平有接受現代教育的機會,得以跨入新女性的天地。然而,經過自由戀愛和個人選擇建立的婚姻關系,卻讓許廣平失去原來的獨立地位。她與魯迅同居前有自己的事業,到上海后,也曾積極找尋工作,可是后來成為魯迅的秘書和助理,走上一條與她最初預想完全不同的道路——成為了新文化規范中的賢妻良母。
許廣平一直保留著三百元的積蓄作為“應急錢”,并公開告訴魯迅和他的友人,假如兩人關系破裂,這筆錢可以暫時維持她的生計,直到她重新找到工作。微薄的三百元,成了許廣平維系獨立人格的唯一法門。
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并未因新文化運動而減色。林徽因面對務實、能力強,又待她極好的梁思成,亦不免有家務纏身、才華無從發揮的怨嘆。
五四年代,許多女性雖事業有成,卻終其一生難以破除婚戀困局。曹珮聲為一極端例子。她十六歲嫁給父母安排的丈夫,在留美兄長的資助下,十八歲時繼續在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當夫家決定立妾后,曹珮聲毅然離開了這段婚姻。不久后,她與胡適相戀,當時胡適已與江冬秀成婚六年,育有三名子女。胡適離婚不成,兩人苦戀三年,無望戀情最終被擱置。
曹珮聲作為中國首位女性農學教授,在棉花、馬鈴薯研究、遺傳學上都有不凡建樹。然而,與胡適的苦戀,縈繞著她的一生。她填下一闋闋詞,不斷緬懷當年熱戀。死后,就葬在自己家鄉通向胡適家鄉的必經之路上。
孔慧怡認為,曹珮聲的境遇正表現了新舊文化的爭持,新女性與愛戀的對象,往往把持不住生命的羅盤,眼光雖投向新世界,腳下卻被舊傳統營造的現實絆住。
1930年,許廣平與丈夫魯迅、兒子周海嬰合影。(視覺中國/圖)
新舊之間曹佩聲出生于1902年,就在那一年,清政府下旨宣告“反纏足”“興女學”。政府條文是一回事,社會運作方式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存在鴻溝。
禁令的實際效果很小,纏足風尚一直到民國初年仍然大盛,曹佩聲亦未曾幸免。她1915年離開家鄉,跟隨已婚的哥哥曹誠克一家到武昌。曹誠克讓家庭教師為妹妹授課,沒有把她送進新學堂,由此也可見,“興女學”的口號盡管喊了十多年,成效依然有限。
新文化轉型階段,新舊之間的畛域遠不如想象中分明。許廣平生于廣州,母親是澳門人,外祖父是華僑,可母親家極重視“三寸金蓮”,因此逼著許廣平纏足,反倒是父親不同意,然而理由卻是,許廣平自小定了娃娃親,將來是要嫁到鄉下人家的,小腳會是她婚后生活的障礙。
父親這邊的長輩不許家族中的女孩念書,認為會折了男孩的志氣,許廣平的母親曾和兄弟們一起念書,她提出異議,為女兒爭取到進私塾的機會。
許廣平的父母在女兒纏足、讀書問題上看法矛盾,正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即使生活在與外界接觸甚多的廣州和澳門,國民對“新”與“舊”的衡量仍舊參差不齊,沒有固定的標準,觀點多受個人經歷影響。
在此種背景下,“新女性”這個稱謂也擁有多層次的內涵?!段逅幕橐觥泛嗴w版新增的江冬秀,不曾上過新派學堂,也沒有自己的職業,但她婚后學會了用白話文寫信,嘗試過寫自傳,二十年北京生活使她蛻變,她擁有自己的觀點和社交圈,還為梁宗岱的發妻爭取權益,出庭擔任他們離婚官司的證人。
“她不囿于任何框框,既不是‘從夫’‘從子’式的傳統女性,也不是夫唱婦隨式的新派蕓娘,更不是愛時髦打扮的洋化太太?!痹诳谆垅磥?,有獨立人格、個性的江冬秀,也是一名非典型“新女性”。
相對于“跳出框框”的江冬秀,看似新潮的陸小曼實際上卻是“掉進罅隙”的那個。她的身上,反映出當時社會另一種普遍存在的新女性形象——閑在家中,裝束時髦,日常生活由購物、票戲、打牌、跳舞構成。早年,她進出交際場所,是大家艷羨的對象,徐志摩讓她離開了原本的生活軌道,新的社交圈子使她不得不面對另一種新女性標準的審視。在徐志摩的朋友圈中,沒有誰會認為過慣了官太太生活的摩登女子是他們心目中的新女性。陸小曼像個迷路的人,掉落進文化夾縫。這其中,家庭的影響不可忽視,她能參照的女性典型——她的母親交游的圈子,就是這樣的上流太太。
在新文化名人的原配中,當屬張幼儀出走得最遠。今人將她的名字與成功的事業女性掛鉤,卻容易忽視舊女性長成新女性,需要具備的種種條件。在這點上的省思,是本書對女性身份投去的深切注目。
只身受困英國,成為張幼儀命運的轉折點。投奔身在歐洲的兄弟后,她重拾婚前讀師范學校的理想,在德國念了三年多的書,這對她回中國后的道路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后來,便是人們津津樂道的故事:出掌上海女子銀行,擔任云裳服裝公司的經理,蜚聲滬上。
然而,事業有成后的張幼儀,對于自己少受新式教育這點,依然感到自卑,無法釋懷。晚年的她對侄孫女張邦梅追述往事,說:“在中國,女人不算什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p>
在本書中,最后出場的是林徽因,她也是七位女性中出生最晚的。作為許多人心目中五四新女性的佼佼者,林徽因在事業與婚戀上達成了難得的平衡。
一名豆瓣網友為《五四婚姻》寫下評論:“留待最后的林徽音實在別有深意,這種力量感既有家庭(父親)的有意栽培,個人的敏感睿智,也離不開梁思成內在穩定的‘自在’——也是幾段關系中僅有的平等、自主,盡管如此,也難逃撫育和家庭瑣務的煩累,更不用說時代大浪的次次錘擊。而作者也早已言明轉身之難:要年輕、要有家底、要有明理支持女性的父兄——張幼儀的幸運,是個人的卓然,也實在是命運的饋贈。”
“直到今時今日,女性還面對很多傳統壓力”南方周末:本書人物的編排次序似乎別有意味,你是否有過特殊考量?
孔慧怡:動筆之前,我就覺得一貫對所謂舊女性和新女性的描寫都未能展示文化劇變時期的實情。要改變傳統對女性的定論,除了作者的基本立場,還得有充實可靠的材料,而就第一手資料而言,我始終認為先天不足。怎么補救呢?選擇在生命線上曾經交匯的人物,可以為讀者提供重疊的視覺效果,讓大家更能體會事情并非黑白分明。我覺得這本書有點像缺了一些方塊的拼圖游戲,只有依賴現存方塊的融合和對比,讓讀者大概看出全局的模樣。
南方周末:七位女性,產生種種對照,其中曹佩聲與張幼儀似形成了鮮明對比,一位事業有成但終身困于愛情,一位秋扇見捐卻在職場上煥發光亮。你最初在閱讀、梳理這些女性的人生經歷時,會否直觀體會到一種映照之感?或是經歷了認知的深化?
孔慧怡:她們的際遇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是婚姻失意后,得到可貴的進修機會,也在各自的行業為女性寫下新一頁。我想她們人生路上表現的分歧,主要是性格使然。
收集材料的時候,我沒有刻意做對比,但寫書的過程就像跟書中人物交朋友,認識會深化,像在現實中交朋友一樣,會抱著理解的心態看她們的人生,常常有“人之不同,各如其面”的感覺。
南方周末:你強調新文化轉型階段新與舊之間的畛域并不如想象中分明,這是否你寫作此書的重要出發點之一?
孔慧怡:這的確是很重要的一點。我對黑白分明的論述一直抱著懷疑,因為我們本身的經歷就不斷提醒我們,人生不是黑白分明的。直到今時今日,女性還面對很多傳統壓力。比如多念兩個學位,就被警告說會嫁不出去;不結婚,每逢親戚聚會就成為他們說教的目標;結了婚不生小孩,就被責是“自私”。凡此種種,只算是小事,可也夠煩的。更別說職場上被低貶,被占小便宜了。
南方周末:書里此種敘述也可看出新舊觀念與身份的模糊性:不同于朱安、陸小曼,江冬秀在丈夫的朋友圈里真正收獲了尊重。你認為有哪些因素導致了這樣的區別?在當時,文化圈層評價女性的標準也是復雜多樣的嗎?
孔慧怡:唐德剛說江冬秀幸運,我很同意,因為她的丈夫個性溫和,對女性又帶著西方的君子風度,讓她能發揮自己的長處。
其實文化圈也不是單一的,每個圈子都有內在運作的標準。比如朱安在周家新臺門大家族時,不會被認為不夠格;陸小曼早年進出交際場所,是大家艷羨的對象。只是在進入新的圈子之后,她們才被人用另一種標準來衡量。這樣的情況,即使不是文化劇變時期,也有例子,比如普通人家跟豪門進行婚娶,雙方也會面對新的衡量標準。
“說到女性經驗,經濟問題總要抬頭”南方周末:文中提到,林徽因被許多人視為中國20世紀新女性佼佼者,你的字里行間也透露出同樣的欣賞。林徽因在事業、感情方面一以貫之的選擇,除了見出她的理智、堅定,還有沒有更深層的品質?
孔慧怡:我最欣賞的是林徽音坦然的態度。像她自己說的,她是個理智和感情同樣強烈的人,因此我相信她的決定不是純粹由理智主導的,“愛”也占很大的比重。說到坦然,我想這可能正是她病危時想見張幼儀的原因——因為張幼儀被棄和她扯上了關系,她無法坦然。我們不可能知道她當時想說什么,假如我戴上小說家的帽子,給她編一句話,那會是“我佩服你”。不過,也許她真的不必說話:張幼儀愿意見她,一派成功女士的風范,而且兒孫繞膝,她可以坦然了。
南方周末:為何在初版中沒有撰寫江冬秀這個人物?
孔慧怡:這是個正中要害的問題。我寫初版的時候覺得無法捉摸江冬秀,回想起來有點吊詭,因為事后才了解,最大的障礙可能就是麻將。這跟我小時候大家族聚會的情況有關,每逢喜慶,長輩聚頭總要打麻將,我們小孩覺得很吵。但終于為我打破心理障礙的也是麻將:我一位姑婆病危住院,親戚去看望,她迷糊中還說:“叫傭人給你們開臺吧?!边@讓我終于明白麻將在那一代人中起的社交作用。
南方周末:許廣平“經過自由戀愛和個人選擇而建立的婚姻關系,竟然令她失去原來的獨立地位”。在你的觀察里,當代中國女性在職場、婚戀上的境遇,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相比,有哪些比較顯著的異同?
孔慧怡:我對中國內地年輕一代的生活了解不多,很難做深入的對比。只能這樣說:人性基本是相通的,這很大程度是女性苦惱的來源。比如大家都認為女性細心,善于照顧人,于是家中小的老的都是女的一肩挑起。即使是西方,婦女運動紅紅火火數十年,夫婦生了孩子,托兒的經濟負擔太重,要其中一人留在家里帶孩子,那就總是女方辭職或者改為半職,男的負責帶孩子百中無一,結果是到了退休時,女性的退休金遠比男的低。說到女性經驗,經濟問題總要抬頭。
至于現在和五四不同的地方,最主要是社會結構不一樣了,人口向大城市轉移,而城市文化為女性提供比較多的機會。人口政策也讓很多家庭只有獨女,現在女孩的待遇好多了。
南方周末:經過近十年修訂此書,你有哪些新的理解與思考?
孔慧怡:第一個領會,是看到自己的盲點,也就是上面說到的江冬秀和麻將。此外是體會到細節能起的作用,比如在許廣平那一章,新版提供了不少數字,包括她在廣州的薪金和1940年代的物價,敘述就比較開闊了。當然,追尋細節不能無休無止,最后還是得坦然面對不足的地方。
南方周末:途經沙士頓,是成書的契機。在寫作這本書期間,你是否走訪過其他與傳主們有關的地點?可以分享其中一兩段對你觸動最大的游歷嗎?
孔慧怡:感受最深的是在紹興看周家新臺門,看博物館里層層相扣的陪嫁大床,還有坐小船從鑒湖到岳王廟。關于朱安的文字材料,除了她晚年的書信,基本都要淘金似的從別人的記述過濾出來,要體會她早年生活的環境,就靠那一個星期的紹興之行。此外,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看朱安和許廣平及海嬰通信的原信,也讓我很感動。
另外一件事,是我構思這本書之前好幾年。一位上海學者陪我到魯迅故居,站在門外時,他說:這也是許廣平故居。我當時覺得很“安慰”,因為也有男性學者注意到這一點。
南方周末記者 朱圓
責編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