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建議》)明確指出，將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并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日前在解讀《建議》時指出，戶籍改革是推進人口城鎮化的關鍵，所有省份需在年底前出臺戶籍改革方案。

對此，多位業內人士認為，在城鎮化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的背景下，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成為“十三五”城鎮化的核心目標，而這同時所帶來的改革紅利將成為提升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的主力因素。

深化 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城鎮化一直是發展中大國的一個重大的、現實的課題。”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日前在解讀建議時指出，“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目標。”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馮奎認為，“十三五”城鎮化最大的變化，就是傳統城鎮化高速度發展的頂點時期基本過去，速度型要變成質量型發展。目前存在的問題包括城鎮化由高速變成中低速、有的地方進城人口的動力大大降低、農村土地荒蕪、城市土地粗放發展、房地產下行造成原先依靠土地財政支撐的城鎮投資乏力、設市制度多年基本沒變。他認為“十三五”城鎮化要解決的最核心問題是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

《建議》明確指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并與城鎮居民有同等權利和義務。實施居住證制度，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所有省份需在年底前出臺戶籍改革方案。”在徐紹史看來，戶籍改革是推進人口城鎮化的關鍵。他指出，“十三五”最需要做的便是讓有意愿、有能力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只有農業轉移人口有了城鎮戶籍之后，享受城鎮的就業、住房、醫療、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務，這也是讓農業轉移人口長期在城市生活的條件。就目前來看，已有25個省(區、市)出臺了戶籍制度改革方案。

以廣東為例，廣東提出“到2020年努力實現1300萬左右的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廣東城鎮落戶”;湖北方面，提出“努力實現500萬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內蒙古則提出“到2020年努力實現400萬左右農牧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戶城鎮”。與此同時，各省市紛紛提出積分落戶政策。

此外，《建議》還指出，促進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健全農村基礎設施投入長效機制，把社會事業發展重點放在農村和接納農業轉移人口較多的城鎮，推動城鎮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水平，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加大傳統村落民居和歷史文化名村名鎮保護力度，建設美麗宜居鄉村。

對此，徐紹史表示，今后仍將加快“三掛鉤”機制，以調動城市政府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的積極性。“三掛鉤”就是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城鎮建設用新增指標與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掛鉤、中央基建投資安排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

轉型 房地產主導增長模式待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五”將一改過去以房地產發展為主導的思想。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日前在2015金融領袖高峰論壇上便指出，未來我們需要放棄或者拋棄速度情結回歸到經濟的基本面。

“長遠來看，中國的確需要去房地產化，房地產要從支柱位置上逐步退下來。”原住建部部長仇保興在近日由清華大學舉辦的公開研討會上說，當前中國的人均房產約在33至35平方米之間，接近法國和日本水平，房地產投資比例逐步下調很正常，持續大幅增長肯定會出大問題。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未來必須減少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增加服務業和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可以預期，經濟發展更加平衡之后，旅游業、醫療衛生、傳媒出版等服務業的生產和消費都會有大幅提高。

“過去粗放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指出，過去城鎮化發展模式，是由地方政府與企業家雙重推動，導致部分地區房地產過熱，出現嚴重的結構性過剩。

李鐵表示，在很多三四線城市，包括部分二線城市，都出現房地產過熱現象。2014年以來，由于過去集中發展，這些城市房地產庫存嚴重積壓。與此同時，因為存量房的積壓，有的城市甚至一畝土地也未能賣出，這也使嚴重依賴土地的地方政府財政大幅收縮，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限制。上述現象均表明，在傳統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下，以房地產為主導的增長模式面臨嚴峻的挑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員張立群則指出，在去房地產背景下，注重協調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是“十三五”的重點。“過去在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情況下，主要任務是要跑得快，但跑過一定路程后，就要注重發展的整體效能，否則木桶效應就會顯現，一系列社會矛盾會加深。”他說。

《建議》提出堅持協調發展，著力形成平衡發展結構。即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

挖潛 戶改紅利提升經濟發展潛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表示，人口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改善資源配置，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而其關鍵在于戶籍改革帶來的紅利。他預計，若戶籍制度改革充分成功將可以提高1%至2%的潛在增長率。

中國房地產業協會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長康俊亮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人口城鎮化是未來經濟發展潛力所在。

康俊亮認為，中國城鎮化水平去年按照常住人口，達到了54.77%，按照戶籍人口，則還不到37%。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一般都在70%以上，因此我國城鎮化還將持續較快推進，今后還有大量的城鎮人口持續增加，帶來的住房、汽車等各種基本生活消費品的需求市場巨大。

徐紹史也表示，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到2020年，戶籍人口達到45%，這意味著，每年城鎮化率將提升一個百分點，一千多萬人落戶。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也認為，“十三五”中國城鎮化趨勢是從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2013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6%，還有相當大的空間。只要戶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務制度加快，人口城鎮化規模達到50%以上將帶來巨大的潛力。

李鐵表示，農村還蘊含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潛力。“勞動力過剩是長期趨勢。”他說，“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勞動被統計為城鎮人口2.5億人，大概有10至15年的勞動剩余期被閑置了。16至45歲是最佳的勞動年齡，到45歲基本就返鄉了，可是國際勞工組織的勞動就業黃金期是25至54歲，如果提高到60歲，還有15年的勞動時間可釋放，再乘以2.5億人口，我們會有多少時間，能折算成多少勞動力?沒有人算過。所以，從勞動剩余時間就說明，我們的勞動力還是過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