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調控中，廣州、深圳、南京等幾個城市之前出臺過一輪調控政策，這次是對原有調控政策的加碼。之所以加碼，是因為前期施行的調控政策效果不夠明顯，房價依然未能“壓”住，投機性購房的縫隙與漏洞沒能及時堵上。合肥、成都、鄭州、武漢、南寧等5個省會城市加入調控行列，頗為引人注目。最近幾個月，這5個城市房價出現一輪或數輪暴漲，吸引眾多外地投機性購房客前往炒高房價。近年來，這5個城市產業轉型升級及新興產業培育勢頭不錯，過高的房價恐將堵死創業創新人才的夢想之路。這些都迫使當地政府出臺調控政策，對房價漲勢作“有限干預”。

國慶節前，個別四線城市如江蘇昆山市也已提前頒行“雙限令”。四線城市原本去庫存效果普遍不佳，因而應當是去庫存的重點，現在個別四線城市也不得不實行“雙限”，主要是因為它們距離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太近(如昆山距上海僅一小時車程)，受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輻射帶動，房價迅速飆升。樓市調控所涉對象之眾、影響之復雜，由此也可見一斑。

由于市場炒房資金體量太大，部分大城市、省會城市和地級城市開始樓市調控后，大量被阻擊的炒房資金，有可能向房價尚未大漲、尚未實行限貸限購的省會城市和地級城市“進攻”，最終迫使更多城市分批次步入限貸限購行列。隨著調控范圍擴大和力度加大，房價瘋漲勢頭當能被有效遏制，但我們對調控政策目標應有理性的解讀，認識到各地出臺調控政策不是為了讓房價迅速、大幅下跌，而是為了遏制樓市投機，擠壓樓市投資空間，平緩消解樓市泡沫，避免出現崩盤的風險，是為了在更高遠的目標層面穩定房價。

值得注意的是，同為直轄市，京津滬三市已實行幾輪限貸限購政策，唯獨重慶十分“淡定”。這些年重慶房價漲幅十分柔和，因此沒有運用行政手段強行調控樓市。重慶的房地產業沒有被定位為支柱產業，政府從土地供給、房地產信貸等源頭環節，沒有把房地產作為政府的“搖錢樹”和有錢人的投資渠道，而更多定位于滿足居民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這與重慶這些年堅持做好創新經濟、大力發展實體經濟這篇大文章有關。實體經濟發展得力，政府稅收就會充足，稅收充足財政就寬裕，就能切出更多的財政資金，作為發展創新產業和實體經濟的撬杠使，形成稅收、財政、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如此一來，政府追求“賣地財政”不再成為必要和必須，合理的房價也為城市發展提供了較充分的資金流、項目流和人才流，這同時也可以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當前，新產業、新行業、新業態仍處于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的成長階段，發展創新產業、實體經濟與以房地產發展帶動城市化之間的矛盾將長期存在。盡管我們不能準確預測房價走勢，但我們可以相信，目前和未來數年間，各地樓市調控仍將主要著眼于治標，剝離房地產投資投機功能、強化居住保障功能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