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照片、簽名及名章)

1941年底，上海淪陷區工商界曾秘密組織過一個叫作“中國經濟研究會”的學術團體，推舉周作民為理事長，成員包括謝天壽、陳伯流等老一輩經濟界知名紅色人士，后來周作民因故未能出任，可內心里對解放事業已有傾向。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不論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均做逃亡打算，這讓屢屢受到國民黨政府搜刮盤剝的周作民看到生機，因此亟想與進步力量直接聯系。解放前夕，周作民接受了陳伯流建議，組織多家銀行及銀行職員發起“行務委員會”，并埋頭發展，希望再展拳腳。為此，周作民實施了多種應對時局的策略。

以太平保險公司為例，1944年底，周作民主動轉變經營思路，將總部自上海遷往重慶，并改名為太平產物保險公司，開始經營國統區保險業務。后世有人曾質疑周作民與日本人狼狽為奸，實則不然。據多份史料考證，周作民看似在“泥巴里打滾”抹黑自己，實際上利用戰爭時期的軍需保障便利，不斷地給前線戰士輸送后援補給，比如承保專門用來洗刷槍炮，油漆軍艦、坦克、飛機的豬鬃，五金小件，糧食等貨物，很有一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魄力。

在太平保險公司的帶領下，太平人壽也將業務重心轉移至大后方，與安平、豐盛、中國天一等9家民族保險企業攜手組建國內最大的意外險分保集團，很好地保護了行業有生力量，有效抵御外部勢力趁火打劫。此舉使得太平品牌整體業務持續開展，甚至使得太平人壽1944年的盈余額較上年增加了80%。足可以看出周作民對侵略者及戰爭本身的痛恨，以及發愿憑借本業優勢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犬馬之勞的初心。

誰知，1948年8月，國民黨出臺了金圓券政策，廣泛搜刮民脂民膏，一方面要求老百姓用手中實打實的黃金、外幣去兌換所謂的金圓券，另一方面派遣蔣經國來到上海，對上海工商界人士進行追逼，周作民也在其中，遂出走香港。

抵港后，周作民與盧作孚等人匯合，并擬寫了一份金融方面的倡議書，輾轉交至人民政府手中。滯留香港期間，周作民與共產黨人喬冠華、潘漢年等均有聯系和接觸。一日，周作民聽說一批在港的民主進步人士，如李濟深、郭沫若等要前往北平參加會議，同時，華北解放區急需一批藥品及五金配件，便指派上海金城銀行國外部經理楊培昌與潘漢年秘密聯系，以50萬港幣租了一艘“華中號”貨輪，將郭沫若等人安全送達天津。為了打掩護，周作民命人返港前給輪船裝載了大量的煤塊物資，可抵港當日煤價大跌，損失港幣60余萬。對此，周作民輕描淡寫地說：“這筆交易雖然虧損很多，但金城對人民也算做了些事，還是值得的。”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謹慎訥言的周作民在香港向全體金城銀行員工發來一封賀電，全文只有八個字：慶祝解放，安心工作。上海解放后的第三日，周作民興奮地會見了自滬抵港的同人，當聽說上海近日缺乏棉紗，工廠無法開工的時候，周作民表示，雖然金城銀行沒有剩余的外匯了，但即使沒有外匯，也要想辦法解決棉紗短缺的問題。說罷，周作民立即聯系了幾家銀行與貿易行，但均反饋資金不足，情急之下，周作民自掏腰包湊了10萬元以示支持，同時表示一定盡快返回大陸。

兩次拜會周總理，捐獻家產表達愛國之情

“我唯一的要求是到北京先見見周總理。”

早在1946年，周作民就曾在他人的安排下與周恩來見面。攀談之下二人得知彼此竟是老鄉，一下子拉近了距離。周作民說有個胞弟周作屏在淮安，生活費用一直由自己承擔，但近來因故無法轉錢，便掏出現鈔請周恩來代為轉交，周恩來一口應承，這令周作民很是感動。

1950年8月，因病已在香港盤桓許久的周作民，接受了周恩來總理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邀請，乘船回到大陸。當輪船在天津港靠岸后，周作民對前來迎接的同志說：“我唯一的要求是到北京先見見周總理。” 抵達北京后的第三天，周作民在喬冠華和金城銀行總經理徐國懋的陪同下來到中南海，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盛贊了金城銀行對發展民族工業的歷史貢獻，歡迎周作民在老輩銀行家中第一個回到祖國大陸，并懇切地希望周作民在新中國百廢待興的情況下，繼續為國家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