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與吃貨—美食吃貨文案
朱自冶吃晚飯也是別具一格，也和寫小說一樣，下一篇決不能雷同于上一篇。所以他既不上面館，也不上菜館，而是上酒店。中午的一頓飯他們是以品味為主，用他們的術語來講，叫“吃點味道”。所以在吃的時候最多只喝幾杯花雕，白酒點滴不沾，他們認為喝了白酒之后嘴辣舌麻，味覺遲鈍，就品不出那滋味之中千分之幾的差別！晚上可得開懷暢飲了，一醉之后可以呼呼大睡，免得飽嘗那失眠的苦味，因此必須上酒店。
蘇州的酒店賣酒不賣菜，最多備有幾碟豆腐干、蘭花豆、辣白菜之類。孔乙己能有這些便行了，君子在酒不在菜嘛。美食家則不然，因為他們比君子有錢，酒要考究，菜也是馬虎不得的。既不能馬虎，又不能雷同，于是他們便轉向蘇州食品中的另一個體系——小吃。提到蘇州的小吃，我又不愿多寫了，除掉如前所述的原因外，還因為它會勾起我一段痛苦的回憶，我被一個我所厭惡的人隨意差遣！
蘇州的小吃不是由哪一爿店經營的，它散布在大街小巷，橋堍路口。有的是店，有的是攤，有的是肩挑手提沿街叫賣的。如果要以各種風味小吃來下酒的話，那就沒有一個跑堂的能對付得了，必須有個跑街的到四下里去收集。也許是我的腿長吧，朱自冶便來和我媽商議：
“你家高小庭蠻機靈，阿好相幫我做點事體，我也勿會虧待伊。”
媽媽當然答應羅，她住了人家的房子不給錢，又沒有什么家務可料理，心里老是過意不去，巴不得能為朱自冶做點事，以免良心受責備。可憐的媽媽不知道剝削二字，只承認一切現存的社會法規。她教育兒子不能好吃，卻對朱自冶的好吃不加反對，她認為那是一種“吃福”，好吃與吃福是兩回事體。可我卻把它當作一回事，怎么也不愿意去替朱自冶當跑街的。堂堂的一個高中生怎么能去給一個好吃鬼當小廝呢！
媽媽又哭了，父親謝世后家境貧困，是靠我的大哥當遠洋水手掙點錢：“去吧小庭，我們頭頂人家的天，腳踏人家的地，住了人家的房子不出房租，又不交水電費，算起來相當于全家的伙食費。只要朱經理說個不字，你就念不成書，我們一家就會住在露天里。只怪你爸爸走得早啊，我求求你………”
我只好忍辱負重，每天提著個竹籃去等候在酒店的門口。等到華燈初上，霓虹燈亮滿街頭的時候，朱自冶和他的吃友們坐著黃包車來了。一長串油光锃亮的黃包車，當當地響著銅鈴，哇哇地撳著喇叭，像游龍似的從人群中奪路而來，在酒店門口徐徐地停下。他們一個個洗得干干凈凈，渾身散發著香皂味，滿面紅光，春風得意。朱自冶的黃包車總是走在前面，車夫阿二也顯得特別健壯而神氣。阿二替朱自冶掀掉膝蓋上的氈毯，朱自冶一躍落地，輕松矯捷。在酒店門口迎接他們的不是老板，也不是跑堂的，而是兩排衣衫襤褸，滿臉污垢，由叫花子組成的儀仗隊。乞丐們雙手向前平舉，嘴中喊著老爺，枯樹枝似的手臂在他的左右顫抖。朱自冶似乎早有準備，手一揚，一張小票面的飛向叫花子的頭頭：“去去。”
叫花子的頭頭把手一揚，叫花子們呼啦一聲散開，我這個手提竹籃，倚門而立，饑腸轆轆的特殊叫花子便到了朱自冶的面前。這個叫花子所以特殊，是因為他知道一點地理歷史，自由平等，還讀過；他反對好吃，還懂得人的尊嚴。當叫花子呼啦一聲散開而把我烘托出來的時候，我滿腔怒火，汗顏滿面，恨不得要把手中的竹籃向朱自冶砸過去！可是我得忍氣吞聲地從朱自冶的手中接過，按照他的吩咐到陸稿薦去買醬肉，到馬詠齋去買，到五芳齋去買五香小排骨，到采芝齋去買蝦子鲞魚，到某某老頭家去買糟鵝，到玄妙觀里去買油汆臭豆腐干，到那些鬼才知道的地方去把鬼才知道的風味小吃尋覓……
我提著竹籃穿街走巷，蘇州的夜景在我的面前交替明滅。這一邊是高樓美酒，二簧西皮，那霓虹燈把鋪路的石子照得五彩斑斕；那一邊是街燈昏暗，巷子里像死一般的沉寂，老婦人在垃圾箱旁邊撿菜皮。這里是杯盤交錯，名菜陸陳，猜拳行令；那里卻有許多人像影子似的排在米店門口，背上有用粉筆編寫著的號碼，在等待明天早晨供應配給米。這里是某府喜事，包下了整個的松鶴樓，馬車、三輪車、黃包車在觀前街上排了一長溜。新娘子輕紗披肩，長裙曳地，出入者西裝革履，珠光寶氣；可那玄妙觀的廊沿下卻有一大堆人蜷縮在麻袋片里，內中有的人也許就看不到明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眾所周知的詩句常在我的頭腦里徘徊。
朱自冶倒是不肯虧待我，常常把買剩的零錢塞在我的口袋里：“拿去！”那種神情和給叫花子是差不多的。
我睜眼、僵立。感到莫大的侮蔑。
“拿去吧，是給你奶奶買肉吃的。”
侮蔑被辛酸融化了。我是有個老祖母，是她把我從小帶大的，那時已經七十六歲，滿嘴沒牙，半身不遂，頭腦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可是她的胃口很好，天天鬧著要吃肉，特別是要吃陸稿薦的乳腐醬方，那肉入口就化，香甜不膩。她弄不清楚物價與貨幣的情況，在她的頭腦中一切都是以銅板和銀元計算的。她只知我的哥哥每月要寄回來幾千塊錢（能買一百多斤米），為什么不肯花二十六個銅板給她稱一斤肉回來呢？三百個銅板才合一塊錢！她把這一切都歸罪于我的媽媽，罵她忤逆不孝，克扣老人，而且牽牽連連地訴述著陳年八代的婆媳關系，一面罵一面流眼淚。媽媽怎么解釋也沒用，只好一面在配給米里撿石子，一面把眼淚灑在淘米籮里。我在這兩條淚河之間把心都擠碎！
當我用朱自冶的零錢買回幾塊肉來，端到奶奶的床前時，她一面吃，一面哭，一面用顫顫巍巍的手撫摸著我的頭：“好孫子，還是你孝順，奶奶沒有白帶你……”
我一聽這話，眼淚便簌簌地往下流，我想大哭，大喊，想問蒼天！可是我拚命地哽住喉嚨，俯伏在奶奶的床頭，把頭埋在棉被里。既然在侮蔑中把錢接過來了，為什么不能讓奶奶得到一點安慰！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啊！這句老話不知道是誰發明的，而且大言不慚地把蘇州放在杭州的前面。據說此種名次的排列也有考究，因為杭州是在南宋偏安以后才“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而蘇州在唐代就已經是“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了。到了明代更是“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十萬水東西”。近百年間上海崛起，在十里洋場上逐鹿的有識之士都在蘇州擁有宅第，購置產業，取其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蘇州不是政治經濟的中心，沒有那么多的官場傾軋和經營的風險；又不是兵家的必爭之地，吳越以后的兩千三百多年間，沒有哪一次重大的戰爭是在蘇州發生的；有的是氣候宜人，物產豐富，風景優美。歷代的地主官僚，富商大賈，放下屠刀的佛，懷才不遇的文人雅士，人老珠黃的一代名妓等等，都歡喜到蘇州來安度晚年。這么多有錢有文化的人集中在一起安居樂業，吃喝和玩樂是不可缺少的，這就使蘇州的園林可以甲天下，那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極！風景不能當飯，天天看了也乏味，那吃卻是一日三頓不可或少的。蘇州所以能居于天堂之首，恐怕主要是因為它的美食超過了杭州。這也許是蘇州人的驕傲吧，可我那時簡直覺得這是一種罪惡，是人間最最不平的表現！我不知道地獄里可有“天堂”，可我知道“天堂”里確有地獄，而且絕大多數的人都在地獄的邊緣上徘徊。說老實話，當我開始信仰共產主義的時候，我沒有讀過《資本論》，也沒有讀過《宣言》，多半是由朱自冶他們促成的；他們使我覺得一切說得天花亂墜的主義都沒有用，只有共產才能解決問題！如果共掉了朱自冶的房產，看他還神氣不神氣！
我偷偷地唱著一支從北平傳來的歌：
山那邊呀好地方，
窮人富人都一樣，
你要吃飯得做工呀，
沒人為你作牛羊。
……
這支歌的曲調很簡單，唱起來也用不著尖起嗓門兒費死力，可它卻使我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中找到了出路，出路就在山那邊！
我決定到解放區去了，那已經是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我不知道解放區的形勢，總以為還很強大，還有美國的原什么的。無產階級要奪取全國勝利，恐怕還要經過幾年、幾十年的浴血奮斗！我讀過《鐵流》與《毀滅》，知道革命的艱難困苦，知道那是血與火的洗禮。所以當時的心情很悲壯，準備去戰死沙場。“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當時的心情很有點像荊軻辭別高漸離。
我的高漸離便是蘇州，是這個美麗而又受難的城市叫我去戰斗！臨行之前，我上了一趟虎丘山，站在虎伏閣上把這美麗的城市再看一遍：再見吧，你的兒子將用血來洗盡你身上的污垢！傍晚，我照樣去替朱自冶買小吃，照樣買了一塊乳腐醬方送到奶奶的床前：吃吧，奶奶，孫子從屈辱中接過錢來為你買肉，這恐怕是最后的一回！我的判斷沒有錯，當奶奶發覺最孝順的孫子失蹤之后，她哭喊了三天便與世永別。
年輕時的記憶多么深刻啊！“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掛牌、游街、屈辱、受罪如今已經淡忘了，仿佛那是一場不屑一顧的游戲。可是三十多年前離鄉別井，暗中告別親人，向著黑暗猛沖的情景，卻點滴不漏地保存在記憶里。也許我是歡喜記著光榮而忘掉屈辱吧，可又為什么不把三四十年前的屈辱也忘記？每當我在電影或電視中看到受傷的戰士從血泊中爬起來，舉起槍，高喊著報仇的口號向敵人猛撲過去的時候，我的心便會向下一沉，兩眼含著淚水。雖然這種鏡頭看得太多了，也覺得老一套，可是這種話我不許孩子們說，孩子們一說我就要罵：“小赤佬，你懂什么東西！”
沒想到我進入解放區已經太晚了，淮海戰場上的硝煙已經消散，槍炮聲已經沉寂。解放區的軍民沉浸在歡樂的高潮中，準備打過長江去！我們這些從蔣管區去的學生被半路截留，被編入干部隊伍隨軍渡江去接管城市。我從蘇州來，當然應該回到蘇州去，因為我熟悉那里的大街小巷以及那種好聽而又十分難懂的語言，帶個路也方便。至于回到蘇州去干什么，誰也沒有考慮，如果那時有人提出什么前途、專業、工資、房子等等，我們這一伙“小資產”便會肯定他是派來的！革命就是革命，干什么都可以，隨便。我們的組織部長卻不肯隨便，一定要根據各人的特長和志趣來分配，因此就出現了十分快樂的場面：
組織部長把我們二十多個學生兵召集到一個祠堂里。祠堂的正中擺著方桌，桌上放著檔案和紙筆，二十多人分坐在兩邊。
組織部長是個大知識分子，早年畢業于交通大學的機械系。他對我們這些小知識分子十分熟悉：“現在要給大家分配工作了，組織上盡量照顧各人的特長和志愿，希望你們在回答問題之前好好地考慮，分定之后就不許犯自由主義。”
當時的氣氛本來很嚴肅，卻被我的老同學，諢名叫丁大頭的人弄得豁了邊。丁大頭的頭其實也不大，可是他的知識很廣博，天文、地理、歷史、哲學他樣樣都懂一點。因為他的腦子里包容的東西太多，所以看起來他的頭好像比平常的人大了點。他第一個被部長叫起來：
“你想干什么呢？”
“隨便。”丁大頭回答得很爽氣。
部長翻了翻眼睛：“隨便是個什么東西？說得具體點。”
“具體點……那也隨便。”
人們哄堂大笑了：“他什么都懂，可以隨便！”
部長也笑了，翻翻檔案：“什么都懂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問你，你對什么東西最感興趣？”
“看書。”
“那你為什么不早說呀，到新華書店去。”
丁大頭被一句定終身，后來在某地的新華書店當經理，而且是個很稱職、很懂行的經理。
第二個被叫起來的是個女同學，蘇州姑娘，長得很美，粗布的列寧裝和八角帽使得她在秀麗中透出矯健的氣息。
部長向她看了一眼便問：“你會唱歌嗎？”
“會。”
“來一段《白毛女》試試。”
“北風那個吹……女同學拉開嗓子便唱。那時我們天天唱歌，誰也不會忸怩。
“好了，好了，到文工團去！”
這位女同學的命運也不壞，“文化大革命”前唱民歌，很有點名氣。如今聽不見她唱了，這小老太婆也可能是在哪里教徒弟。
輪到我的時候便糟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最歡喜什么，除掉反對好吃之外，我好像對什么都歡喜。我沒有任何特長，連唱起歌來都像破竹子敲水缸。
部長等得不耐煩了：“難道你一樣事情都不會干？”
“會會，部長，我會替人家買小吃，熟悉蘇州的飲食店。”我決不能承認萬事不通呀，可這一通便出了問題！
“挺好，干商業工作去，蘇州的食品是很有名的。”
“不不，部長，我對吃最討厭！”
“你討厭吃？很好，我關照炊事班餓你三天，然后再來談問題！下一個……”
完了，命運在一陣哄笑聲中決定了。可我當時并不懊喪，也不想犯自由主義，揚子江在怒號，南岸的人民在呼喊，要拯救勞苦大眾于水深火熱之中，要推翻那人吃人的舊社會，再也不能讓朱自冶他們那種糜爛的、寄生蟲式的生活延續下去！朱自冶呀，朱自冶，這下子可由不得你了。我們決不會讓你餓肚子，至少得讓你支起個爐灶來燒東西。也不能老是讓阿二拉著你，你自己有兩只腳，應該是會走路的。
風蕭蕭兮江水寒，壯士一去兮又復還。我又回到蘇州來了，幾經轉折之后又住在朱自冶的門前。朱自冶對我刮目相看了，他稱我同志，我喊他經理；他老遠便掏出三炮臺遞過來，我連忙摸出雙斧牌把它擋回去。別跟我來這一套，你那高級煙浸透了人民的血汗，抽起來有股血腥味。朱自冶在解放之初有點兒心虛，深怕會把他關進監牢，那牢飯可不是好吃的！
隔了不久，朱自冶便鎮靜自若了，因為我們取締，禁，反霸，鎮反，一直到三反五反都沒有擦到他的皮。他不抽不賭錢，對更無興趣，除掉好吃之外什么事兒也沒有干過。鎮反挨不上他，他不開工廠不開店，談不上五毒俱全和偷稅漏稅。所以他經常豎起大拇指對我說：“好，如今沒有強盜沒有小偷，沒有沒有煙鋪，地痞、流氓、都沒有了，天下太平，百姓安定，好得很！”他說的可能是真話，可我把他上下打量，心里想，你為什么不說沒有賭吃嫖遙呢？賭和嫖你沾不上，吃和遙你是少不了的。等著吧，現在是新民主主義！
朱自冶并沒有消極地等待，還是十分積極地吃東西，照樣坐著阿二的黃包車上面店，上茶樓，照樣找到另一個人幫他跑街買吃的。
那時候我的工作很緊張，沒有什么上下班的時間，也沒有星期天，沒早沒晚地干，運動緊張的時候便睡在辦公室里。可那朱自冶比我還積極，我起床的時候他已經坐著黃包車走了；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時候才聽見他的黃包車到了門前。他每逢到家的時候都要踩一下鈴鐺。那銅鈴的響聲在深夜的小巷里像打鑼似的。他有時候也不回家，仲夏之夜吃飽了老酒，干脆就睡在公園的涼亭里，那里風涼，還有一陣陣廣玉蘭的香氣。他漸漸地胖起來了，居然還有個小肚子挺在前面。媽媽對他說：“朱經理，你發福了，人到了四十歲左右都會發胖的。”可他卻說：“不對，我這是心寬體胖。現在用不著擔心那些強盜和流氓了，別看我有幾個錢，從前的日子也是很難過的。生日滿月，四時八節，我得給人家送禮，一不小心得罪了人，重則被人家毒打一頓，輕則被人家向黃包車上擲糞便。就說那個上飯店吧，以前也是提心吊膽的。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吃得正高興，忽然有個人走到我們的房間里來，要我們讓座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拌了幾句嘴，結果得罪了流氓頭子，被他的徒子徒孫們打了一頓，還罰掉了四兩黃金的手腳錢！現在好了，那些家伙都看不見了，有的進了司前街（蘇州的監獄所在地），有的到反動黨團特登記處登了記，一個個都縮在家里。飯店里也清凈多了，人少東西多，又便宜，我吃飽了老酒照樣可以在公園里打瞌睡，用不著防小偷！”朱自冶拍拍小肚子：“你看，怎么能不發胖呢！”
我聽了朱自冶的話直翻眼，怎么也沒有想到，革命對他來說也含有解放的意義！
當我深夜被朱自冶的鈴聲驚醒之后，心頭便升起一股煩惱，這蘇州怎么還是他們的天堂？勞苦大眾獲得解放的時候，那寄生蟲也會趁湯下面，養得更肥！我沒有辦法觸動朱自冶，可我現在有了公開宣傳共產主義的權利，便決定首先去鼓動拉黃包車的阿二。
阿二住在巷子的頭上，在那口公井的旁邊。他和我差不多的年紀，卻比我生得高大、漂亮、健壯。小時候我和他在巷子里踢皮球，皮球踢上房頂之后總是他去爬屋面。他的老家是蘇北，父親也是拉車的；父親拉不動了才由兒子頂替。阿二每天給朱自冶拉三趟，其余的時間可以另找生意。他的那輛車是屬于“包車”級的，有皮篷，有喇叭，有腳踏的銅鈴，冬春還有一條氈毯蓋住坐車者的膝頭。漂亮的車子配上漂亮的車夫，特別容易招攬生意。尤其是那些趕場子的評彈女演員，她們臉施脂粉，細眉朱唇，身穿旗袍，懷抱琵琶，那是非坐阿二的車子不可。阿二拉著她們輕捷地穿過鬧市，喇叭嘎咕嘎咕，銅鈴丁丁當當，所有的行人都要向她們行注目禮；即使到了書場門口，阿二也不減低車速，而是突然夾緊車杠，上身向后一仰，嚓嚓掣動兩步，平穩地停在書場門口的臺階前，就像上海牌的小轎車戛然而止似的。女演員抱著琵琶下車，腰肢擺扭，美目流眄，高跟鞋橐橐幾聲，便消失在書場的珠簾里。那神態有一種很高雅的氣派，而且很美。試想，如果一個標致的女演員，坐上一輛破舊的硬皮黃包車，由一個佝僂蹣跚的老人拉著，吱吱嘎嘎地來到書場門口，那還像個什么樣子呢！有什么美感呢？人們由于在生活中看不到、看不出美好與歡樂，才甘心情愿地花了錢去向藝術家求教的。
由于上述的種種原因，所以那阿二雖然是拉黃包車，家庭生活還是過得去的。我去動員的時候，他們一家正在天井里吃晚飯。白米飯，兩只菜，盆子里還有糟鵝和臭豆腐干，他的老父親端著半斤黃酒在吱吱咂咂的。我寒暄了幾句之后便轉入正題：
“阿二，現在解放了，你覺得怎么樣呢？”
阿二是個性情豪爽的人，毫不猶豫地說出了他的體會：“好，現在工人階級的地位高了，沒有人敢隨便地打罵，也沒人敢坐車不給錢。”
我聽了把嘴一撇：“哎呀，你怎么也只是看到這么一點點，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絕不是給人家當牛做馬的！”
“我沒有給人家當牛做馬呀！”
“還沒有，你是干什么的？”
“拉車。”
“好了，從古到今的車子，除掉火車與汽車之外，都是牛馬拉的！”
“小板車呢？”
“那……那是拉貨的，不是拉人的，人人都有兩條腿，又沒病又不殘，為什么他可以架起二郎腿高坐在車子上，而你卻像牛馬似的奔跑在他的前面！這能叫平等嗎？你能算主人嗎？還講不講一點兒人道主義！”
阿二吸了一口氣：“唏,這倒是真的。”
阿二的爸爸嘆了口氣“沒有辦法呀，他給錢。”
“錢……！”我把錢字的音調拉了個高低，表示一種輕蔑：“你可知道朱自冶他們的錢是從哪里來的？他們榨取了勞動人民的血汗，你拿了一點血汗之后又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的！”
阿二的眉毛豎起來了：“可不，那家伙坐車很挑剔，又要快，又怕顛。”
我趁熱打鐵了：“問題還不在于朱自冶吶，我們年輕人的目光要放遠點，你看人家蘇聯……”我滔滔不絕地講起蘇聯來了，就和現在的某些人談美國似的：“蘇聯的工人階級，一個個都是國家的主人，不管什么事兒，沒有他們舉手都是通不過的。他們的工作都是開汽車，開機器，開拖拉機，沒有一個是拉黃包車的。”我向阿二爸爸的酒杯乜了一眼：“拉車弄幾個錢也作孽，僅僅糊個嘴。人家蘇聯的工人都是住洋房，坐汽車，家里有沙發，還有收音機！半斤黃酒有什么稀奇，人家都喝伏特加哩！”我的天啊，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伏特加是什么，若干年后才喝了幾口，原來像我們在糧食白酒里多加了點水！
阿二和他的爸爸更不知道伏特加為何物了，他們聽到這個名詞還是第一回。那老頭兒還咂咂嘴，他以為伏特加是和茅臺酒差不多的。
阿二也心動了：“哦……呃，那才有奔頭。爸爸，我們也不要拉車了，你也當了一世的牛馬啦！”阿二當然不是為了伏特加，我知道，他是想開汽車。那時候，年輕的人力車工人最高的理想便是當司機。
阿二的爸爸把酒杯向起一豎：“唏……快吃飯吧，吃完了早點睡，明天一早要去拉朱自冶上面店。”白搭，我說了半天，他等于沒聽見。老頭兒的思想保守，隨他去！
我抓住阿二不放，約他到我家來玩，繼續對他講道理，而且現身說法，拿自己作比：“你看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有個同學約我到西山去當小學教員，每月三擔米，枇杷上市吃枇杷，楊梅上市吃楊梅，不要錢。還有個同學約我到香港去上大學，他的爸爸在香港當經理，答應每月給我八十塊錢港幣，畢業以后就留在他的公司里當職員。我為什么不去吶，人活著不都是為了吃飯，更不能為了吃飯就替資本家當馬牛！”除了講道理以外，我還借了一大堆《蘇聯畫報》給他看，對他進行形象化的教育，說明我們青年人要為這么一種偉大的理想去奮斗。說實在，我所以能講蘇聯如何如何，也都是從畫報里看來的，畫報總是美麗的！
阿二的覺悟果然提高了，也和他的父親鬧翻了，堅決不再拉車，另找職業。我在旁邊使勁兒打氣：“好，你這一步走得對，最好是進廠，當產業工人去！”
隔了不久，阿二垂頭喪氣地來找我：“我把蘇州都跑穿了，別說工廠啦，連飯店都不收跑堂的！”
我連忙說：“千萬要堅持，不要泄氣。”
“氣倒沒有泄，可是肚皮不爭氣，沒飯吃了！”
我聽了也著急：“啊，這倒是個嚴重的問題，再克服一下，我去幫你想想辦法。”
我給了阿二幾個錢，立刻到民政局去找一位同志，他是和我一起渡江過來的。
那位同志一聽就嘖嘴：“你這位老兄毛里毛糙的，做事也不考慮考慮，現在有些資本家消極怠工，抽逃資金，工廠不關門就算好的了，你還想到哪里去找職業？”
“好好，我檢討。可你總不能見死不救呀，想想辦法吧。”
那位同志沉吟了一下：“這樣吧，我正在搞失業工人登記，準備以工代賑，先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
以工代賑的項目是疏浚蘇州城里的小河浜，這個工作很辛苦，但也很有意義。舊社會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污泥濁水，我們要把濁水變清流，使這個東方的威尼斯變得名副其實，使這個天堂變得更加美麗，是我們革命的一個方面。
阿二聽說這也是革命工作，二話沒說，不講價錢，天天去挖污泥，抬石頭，工作比拉車辛苦幾倍，但是每天只有三斤米。
阿二的爸爸也沒有辦法，為了吃飯，只好在門口擺起一個賣蔥姜的小攤頭。因為他家就住在公井的旁邊，人們往往在洗菜的時候才發現忘了在菜場上買蔥姜，所以生意還是不錯的，只是那一碟糟鵝和半斤黃酒從此絕跡。那老頭兒每天見到我時總是虎著眼睛把頭偏過去。我的心里也有歉意，總是在暗中安慰著老頭：“老伯伯，你別生氣，總有一天會喝上伏特加的！”我把老頭兒的虎眼當作一根鞭子，每天抽一下自己：“下勁兒干，爭取社會主義的早日勝利！”每當我深夜拖著沉重的雙腿走過這空寂無人的小巷時，都要看一看阿二家的窗口，默默地叨念：“老伯伯，我高小庭總算對得起你，我沒有怕苦，也沒有怕累，我和你家阿二都在為明天而奮斗！”
為了阿二的事情，媽媽可生了我的氣：“你這個不識好歹的東西，朱經理哪一點虧待過我們？人家花錢坐車礙你個屁事呀，你硬要和人家作對，弄得阿二家衣食不周，弄得朱經理出入不便，早晚都要到街上去叫車，有時候淋得像個落湯雞，你這個缺德的東西！”
我決不和媽媽爭辯，解放以后再也不能讓她流眼淚，何況她的道德觀點和我也沒法統一，她還相信三從四德，還認為京戲里的那種老家奴十分了不起。只是我聽了媽媽的責罵以后，再也不敢去鼓動那個為朱自冶跑街買小吃的人了，那人是個老頭，他挖不動污泥，更抬不動石頭。
朱自冶對我也有感覺了，再也不喊我高同志，再也不請我抽，在門口碰到我時便把頭一低，擦身而去。看不出他的眼神，不知道他對我是恨呢，還是忌？不管怎么樣，他的手里總算有了一樣東西，一個草提包，包里有雙套鞋，包口上橫放著一把洋傘。他黎明出門時估不透天氣，所以都帶著雨具，以免叫不到車時淋成落湯雞。我看了暗中高興：“你遲早得自食其力，應該一樣樣地學會。”
